【新唐人2012年8月12日訊】王利波有關唐山大地震的作品《掩埋》，獲得了2009年中國紀錄片交流周優秀紀錄片獎。在目前上演的地震題材紀錄片中，它是第一部探尋地震預報問題的作品。
王利波，1973年生於哈爾濱，1999年開始影像創作，作品有多媒體戲劇《荒誕的牆》。2004開始紀錄片創作。2007年參加了廣州紀錄片大會與宋莊藝術節《07影像檔案展》，現居北京。
在《掩埋》的導演闡述中，王利波說：1976的唐山大地震留給世人的疑問太多，地震前唐山的地震工作者和北京的地震專家都曾發出過臨震警告！但最終卻以超過24萬人的生命被掩埋為代價，造成了震驚中外的大悲劇。這到底是為什麼？2008年汶川大地震約10萬生命被掩埋。面對慘絕人寰的大地震，人類一次又一次的重複著悲劇的發生。人們僅僅是把金錢和無味的淚水獻給不幸者，這是人類的悲哀。一個民族必須有勇氣正視本民族的弱點，這個民族才能有希望。
和報告文學不一樣的是，通過影像，我們能夠直接面對這些可能對政府決策、對24萬亡靈和幾十萬傷殘者的命運產生重大影響的專家、民間預測者；他們的言說，因而帶來不同的視覺震撼。為歷史留影、讓證人發言，這本是歷史題材紀錄片的特點。這部作品的重要性在於：它進入了被主流敍事遮蔽的歷史，讓攝影機的鏡頭照見了一批被排斥、邊緣化、甚至被妖魔化的關鍵證人。
觀眾有幸目睹：當年以各種方式預報了唐山地震的科學家、群測群防小組成員。他們中間的一些人，有汶川大地震以來人們開始耳聞和關注的地震預報專家：七十年代任職地質部地震地質大隊的黃相寧、北京地震隊的耿慶國、國家地震局分析預報室華北組組長汪成民——他們證明，作為專業人員，他們是深入基礎做了調研的，是歷經艱難，向有關部門做出預報的。
我們還看到，當年山海關一中地震科研小組負責人呂興亞、唐山樂亭紅衛中學地震科研小組負責人侯世鈞、唐山二中地震科研小組王書蔚、李伯齊夫婦。他們以簡陋的儀器觀測地電、磁偏角、水氡的變化，持續不斷地做出記錄，的確是抓住了地震前一系列宏觀異常的。特別重要的證人還有：當年青龍縣科委的王春青，是他把汪成民突破封鎖釋放的臨震資訊帶回縣裏，使青龍縣委做出預防，從而創造了全縣無人喪生的奇跡，而青龍縣距唐山僅115公里。
影片中採用的視聽史料還包括錄音，這有可能是作家張慶洲先生留存的，它彌補了採訪的不足。我們因此聽到了其他關鍵人物的講述：這裏有當年唐山市地震辦公室負責人楊友宸，在大震來臨之前的5月，他被派去五七幹校勞動；對此，地震專家黃相甯憤怒地說，當年的唐山市委書記犯了“過失殺人罪”！還有，當年青龍縣縣委書記的冉廣岐，儘管縣裏沒有權力發地震預報，但他毅然拍板，決定從縣到鄉傳達臨震資訊。他的話擲地有聲：別人拿烏紗帽當烏紗帽，我拿烏紗帽當尿憋子，我考慮的是全縣47萬人！
此片獻給所有在地震中死去的冤魂
視頻三
影片中收集了很多重要的書證資料：例如七十年代的地震界內部刊物、寫給國務院的相關檔、中學老師觀測用的圖紙以及當時發出又收回的簡報；這些寶貴的視覺史料具象地表明：在地震日益迫近的時間進程裏，地震局的有關領導如何打壓異己、忽視預報、最後導致了無可挽回的歷史遺憾。王利波的這部作品，除了開頭，基本上沒有外景，全部都是室內採訪。這樣做的優點是集中表達口述歷史者的觀點，缺點是欠缺人物與環境的關聯。他用的手段很少，只以淡入淡出遮蓋了剪輯點，以字幕提供了時間和事件的關鍵。儘管如此，我依然認為這部作品非常重要，它填補了我們視覺記憶中的空白；它表現了思考的勇氣和敏感。
在影片結尾，它記錄了這些專家學者對當下地震預測的意見，把尖銳的現實議題留給觀眾思索：汶川地震之後，如何吸取歷史教訓？這些專家指出：當年地震局的官員和主流學者，為了推脫責任，完全不承認地震前有預測也有預報；而政府則默認、支持他們。“現在還是這種態度，我覺得這對於我們整個社會是一種很大的危險。”耿慶國先生說，在發生了唐山大地震之後，“還採用上欺中央下騙百姓的辦法，那是不能容忍的，是沒有科學家良知的。”
針對國外普遍流行的觀點：地震不可預測，專家也做出了回答：發達國家走的是抗震這條路，但是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走不了，因為花錢太多。當年發佈資訊救了青龍47萬人的汪成民先生一針見血地說：“關於地震不能預測，不是在於知識的限制，而是因為管理水準太低。這個水準上不去，好的科學家、知識和技術，仍然發揮不了作用。”地震學家黃相甯先生亦說道：“這次汶川地震的出現和當年華國鋒處理唐山地震問題，溫總理同樣犯了華主席當年的錯誤。這個錯誤意味著，後面的地震還要繼續奪去中國人民的生命。”
在獨立紀錄片難以生存和傳播的環境裏，這個作品顯得尤為可貴和重要。三十年前的悲劇，誰說不會再次降臨？《掩埋》揭示出，如果我們不知道災難在臨近，如果那些可能的報信人被扼住喉嚨；人人都會因為不知情而被掩埋，而推卸責任的人，註定還要把這樣的真相再次掩蓋掉。
此片獻給所有在地震中死去的冤魂
視頻四
待續．．．
（轉自看中國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