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8月10日訊】北京七‧二一這場大雨，造成的水患不是普通的淹水，城市中，地面上大樓建築充斥猶如斷崖峭壁林立，地面下卻沒有與地面建築相匹配的下水道，在這種奇形發展下，馬路就成爲排水的山谷，大雨帶來的水全流到馬路，成爲山谷中的激流，那水流衝擊的程度，可以把整條路上行駛的車輛，包括公交車，連人帶車沖走，與海嘯沒有什麼不同。
先不論是幾分天災幾分人禍，世界上任何一個對人民負責任的政府在類似這種災難發生後，第一要務應該是救難，領導人立即召集各有關部門組成救難中心，動用特別預算，並將一切現有及外界支援的設備及人員投入救難行動，災民的收容、醫務、防疫、飲食等都在有組織的安排下進行。對傷亡及失蹤人數都做好即時的調查統計和追蹤，隨時公佈現況。
可是一個不對人民負責而祇重視領導權益和領導偏好的政府，在處理同樣事情時就南轅北轍了。他們的權力來自剝奪，權力在法律之上，他們不會想到救助平民百姓爲先，反而一切以自己利益爲本，底下行走的小官也因上面沒有交代不敢有所僭越，政府的樓堂沒有一處開門讓災民進去避難的；交警和交管員給淹在水中的車輛大開罸單；高速公路收費站前塞滿泡在水中等待付費的車輛，對焦急趕路的人民視若無睹。最奇怪的是政府把死傷及失蹤的人數視爲國家機密而不承認是機密，那是「機密」之外再套以假資料作爲煙幕的「雙重保密」。七‧二一的次日，也就是7月22日下午5時北京巿政府公佈的數字祇有37人死亡。7月23日，北京市領導第一道指令便公開要求首先要抓好「災後維穩」。
北京巿長郭金龍、副巿長吉林在災後的第五天，連全巿死、傷、失蹤共多少人還沒有交代清楚之前就雙雙辭職走人了。有人說他們辭職是表示對這件事情負責，也有人說他們辭職是水災發生前已經開始進行的既定調遣步驟，跟雨災無關。無論如何，我總覺得很奇怪。應該負責做的事不做而先溜跑，怎麼能算對事負責？把個人升官步驟看得比緊急救助百姓更爲重要，不容耽誤！有這樣觀念的人或黨派，若在民主選舉的制度下是會被淘汰出局的。
一直到郭金龍市長7月25日辭職當天，北京巿政府公佈的死亡數字仍然是37人，無失蹤人數統計，引起外界質疑。北京巿政府新聞辦公室主任王惠還聲稱：「政府在死傷數字上絕不會隱瞞，之所以數據更新滯後，是有些屍體還需要辨認。」這理由似乎是說未能辨認的屍體無法計入死亡人數之中。他這一理由在四天後就被他們自己發佈的消息推翻了，7月26日也就是北京巿長郭金龍辭職的第二天，中國官方微博消息稱：「截至7月26日，北京區域內共發現77具遇難者遺體，其中66名遇難者身份已經確認，還有11名遇難者身份仍在確認中。目前未接到新的失蹤人員報告。」由此可見未確認的遇難人數也可以算在遇難者人數之內，不必等辨認後再公佈。8月3日又更新死亡人數爲78人。
現在更新的死亡數字78人，可能也較實際少得多，官方微博所謂的「北京區域內」而不說「北京巿內」，此話恐有玄機，「區域內」和「巿內」這兩者涵蓋的範圍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很不正常的是始終無失蹤人數資料，北京雨災傷亡數字遮遮掩掩的情形與6月30日天津薊縣萊德商廈大火死傷保密做法如出一轍，如果照天津遮掩的比率 1 比 37.8 計算，水淹北京的傷亡人數應在 78 x 37.8 = 2,948 人左右，這才符合北京房山區公開承認「傷亡重大」的程度，也符合北京很多市民親眼所見情形。
我在〈被管制的媒體和被收買的媒體〉文中曾經提過中共對付爭議性事件的一貫做法是：第一步，掩蓋真相；無效時走第二步，橫加鎮壓、拘捕、迫害；又無效時，行第三步，向群眾妥協、對受害者安撫、補償。所有過程都以減免主管官員責任爲出發點。總觀上述中共處理這次北京雨災的作法，可歸納爲：一傷亡保密、二抓好維穩、三領導先走這三步。第一、二步完全是他們的一貫做法，這回走的第三步是變調，領導不等到向群眾妥協就開溜了，三十六計走爲上策。
這種領導作風是中共竊據中國六十多年來根深柢固的官僚固疾。中共當初靠蘇俄的培植，得力於列寧傳承下來被毛澤東視爲「法寶」的革命奪權策略及方法，趁中國抗日戰爭後疲憊之際，以「人民當家作主」口號爲餌，使出統戰法寶，扇動人心。1949年騙得政權後，即變臉成窮凶極惡的獨裁者。毛澤東爲鞏固其獨裁威權。又多方模仿斯大林的行徑，在中國恣意妄爲。毛澤東模仿斯大林的「集體農莊」在中國辦「人民公社」，結果以大饑荒收場，餓死數千萬人民。又模仿斯大林的「工業化」運動，實施「大躍進」「土法煉鋼」，結果又餓死更多的人。後又模仿斯大林的「大清洗」，實拖「文化大革命」排除異己，不但殺害略有意見的異議份子，也不放過他臥榻旁的鼻息者，同時也殺害平民百姓知識份子，又造成數千萬人冤死。毛澤東這三次學斯大林的作爲，胡亂玩掉了八千萬條中國人的性命。
當初跟毛澤東打天下的人大部份已經被清洗掉了，包括做毛澤東打手的「四人幫」在毛澤東死後也淪到被清洗的命運。有殘留官僚未被清洗的，或清洗後獲「平反」的，他們的後代都成了今日的領導班子，或政商界特權階級。於1979年鄧小平將中國社會「改革」成封建社會；把中國國土「開放」爲殖民地後，這些殘留官僚都成爲世襲的封建主或殖民地主或買辦。
目前當權的大多是第二、三代，他們的本性是世襲官僚環境熏陶下所養成，天下是他們的爸爸、爺爺打下來的，他們的家屬也曾危險渡過清洗鬥爭大風大浪，改革開放後總算有好日子過了並且暴發得很快，短短三十年從一無所有到個個腰纏萬貫。家屬中當權這輩不是政界大官就是有特權日進斗金的大企業家，兒孫們都在開法拉利。
他們穩固政權的手段文武兼施：武的方面用超過國防軍費一倍的經費設置武警、公安、城管、民兵以及所謂的「臨時工」等重重疊疊的機制來維穩， 保護自己的安全及權益；文的方面他們從教育到宣傳的思想控制，豢養喉舌媒體，掩蓋真相，歌功頌德，又對網絡嚴密預防控制和封鎖。隨著財力增長，配合統戰策略暗渡陳倉入侵自由世界新聞事業。
中共特權階級享受了三十多年暴發戶的好日子，世襲下來各派人馬越來越複雜，大家和諧相處越來越不容易了，紛紛都想帶了家產全家移民海外，到那一日，中國大陸將留下空的面子工程，及十三億貧窮人口，如果此時又產生一夥強人，繼承毛主席的教導，天安門上仍掛著那幅比城門還大的毛像，這夥強人成了新的特權階級，三十多年後各人又腰纏萬貫地走了。如此週而復始，中國的地皮不知能刮多少次？
如果中國有福，有志之士及早起來推翻共產邪黨，真正建立民主共和國，中國才有起死回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