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8月9日訊】（接第82期）
8月9日是谷開來案件開審之日，雖然有挺薄熙來的左派網民呼籲組團往合肥聲援，但從公佈的谷開來受審罪名來看，政治權鬥與意識形態紛爭的色彩從表面上已經消失得乾乾淨淨。
由此帶出一個問題： 90年代末期開始崛起的新左派，是否會在薄熙來失勢之後淡出中國政治舞台？
我的看法是不會。因為新左派最初是借助於權力的呵護而竄紅，直到2010年中國出於外交戰略的考慮，由一些高官出面否定了「中國模式」之後，這個團隊才投靠左派的「精神首都」重慶。老左與新左試圖以重慶為基地，實踐所謂「社會主義3.0版本」。重慶薄督雖然政治上失利，但中國政治對左派與新左派的政治需要仍然強勁，這種需要就是：資源等財產公有化，政治權力私人化。左派陣營的理論家們炮製的理論正好迎合這種需要。
中國的權勢集團為何喜歡新左派
法蘭克福學派成了歐洲生產「新左派」的夢幻工廠。但這一理論到了中國，除了留下反全球化（美國是全球化的提倡者）與批判資本主義這一特點之外，作為其靈魂的主體精神，即對權力保持距離與批判的態度卻完全被拋棄。
21世紀零年代新左派與左派無論是話語權與影響面，都在日益擴大，自由主義也確實在式微，但這不是兩者公平較量的結果，而是權力的強干預與利益誘導的結果。關於這一點，台灣《思想》雜誌2011年第16期發表了一篇由王超華與陳宜中對大陸知識分子許紀霖的訪談。許紀霖說：「我認為，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戰，從理論角度而言，是新左派大勝，自由派大敗。為什麼這樣說？汪暉如今已經國際化了，國外都想聽聽來自中國的不同聲音。但自由派至今沒有建構出一套完整的全球化時代中國問題的說法。」
我認為這段陳述存在事實上的判斷錯誤。
首先，新左派在理論上全勝，這是完全錯誤的判斷。因為新左派的理論根本不是在爭論中壯大的，而是借助於紅頂子的介入，利用理論警察掃清對手。每當自由派冒頭，當局就用各種方法加以掃除，包括禁言、打壓領軍人物等等，並為新左派留下充足的批駁自由派的言論空間。許紀霖雖然不得不承認這一事實，但他顯然將這一決定性的重要因素做了輕描淡寫的「技術處理」。
其次，認為「汪暉等人為代表的新左派理論已經國際化」了，也是誤判，誇大了新左派這一書齋理論對社會思潮的實際影響。一方面，許紀霖忽視了新左理論在國際社會也處於比較邊緣化的位置；另一方面，汪暉本身的理論主要是譯說，用一些理論對中國的現實做一些似是而非的解釋，既非他對中國現實有獨特的理論解釋，也非他對新左理論的創新。歐洲的新左派之所以看重他在中國的介紹，緣於兩點，其一是新左理論在西方本來就是邊緣化的理論，讀者極少，影響不大。其二是他們對新左的中國變種已經拋棄了新左不與權力合作的精華，其「理論」完全迎合權力的政治需要不太瞭解——關於這一點，2011年5月我在台灣已經當面與王、陳兩位就此交流過，他們表示過去確實對中國新左派有誤解，正在重新審視。
「新左派」奉獻的理論成果
新左派這些年的最大成果就是崔之元組織人馬翻譯的所謂《北京共識》〔美國高盛公司顧問喬舒亞•庫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撰寫的研究報告，英文原標題為：The Beijing Consensus，倫敦智庫於2004年發表〕。該文宣稱北京共識（即中共的意識形態與發展觀）將取代華盛頓共識（美國的自由民主價值觀），由於該文作者的特殊身份與倫敦智庫的名聲，加上譯者與鼓吹者的「海歸學者」身份，這一套理論還真哄騙了不少年輕人。
當局默許新左派在中國坐大，原因很簡單，因為新左派理論的一個主要觀點，是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問題是資本主義尤其是美國推行全球化戰略引致的，這很符合中國政府的政治需要。新左派從「北京共識」發展出「中國模式」，並試圖將其推廣至全球。對於「中國模式」，除了新左派自我把玩之外，也還得到委內瑞拉查爾斯這類當年「毛主席的好學生」情意綿綿的吹捧。但實際上，「中國模式」在理論上漏洞百出，無論是理論上的爭論，還是現實都已經證明這套理論經不住推敲。
學界的批評當然不會讓新左派放棄為北京當局重構理論基礎的雄心，讓新左派不再鼓吹「中國模式」的是他們一意逢迎的中國政府。新左派努力構建的「中國模式」理論，本來是為北京量身定做的逢迎之作，對內用來重構政治合法性，對外用作輸出價值觀。但由於國際形勢變化，美國等國對「中國和平崛起」及「對外輸出價值觀」的擔心一天甚似一天，北京由於「內憂」太重，對外不想再為並無足夠能力推行的「中國模式」再啟爭端。2010年12月7日，主管外交的國務委員戴秉國在外交部網站上發表了「不當頭不爭霸不稱霸是中國基本國策和戰略選擇」，說「說中國要取代美國、稱霸世界，那是神話」。繼之又有中國國際戰略研究基金會名譽會長、解放軍原副總參謀長熊光楷發表署名文章「被歪曲的中國國家安全形象」，斥責國內有人過高估計自身實力，鼓吹「持劍經商」，「加深了外界對中國的誤解」。2011年5月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訪美，再次強調中國「無意挑戰美國」，只是希望美國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這一從「崛起」到謙辭「候選老大」的急轉彎，雖然是緣於國內政治經濟形勢不妙，但希望與美國修好的想法表露得非常清楚。3月1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又發佈《世界社會主義黃皮書》，在肯定中國經濟發展得益於「中國模式」的同時，聲明「不會向外輸出自己的發展模式，不會把自己的價值強加於人」。
政治嗅覺上，「新左派」倒也不算太笨，他們早就嗅出當局開始對「中國模式」表示冷淡，轉身將政治籌碼押給了當時被視為中國政壇的明星薄熙來，紛紛去紅都重慶朝聖。早在2009年2月，崔之元就在共青團北京市委主管的《文化縱橫》發表文章「重新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學含義」，高度肯定了以唱紅打黑為政治主調的薄熙來的重慶模式；王紹光在其文章中，將中國這一新時期定位為「社會主義3.0」（Socialism 3.0）時期，稱這一時期將成為毛澤東時期的「激進平均主義」（radical egalitarianism）以及鄧小平時期的改革開放的繼承者。新左派們聲稱，重慶的經驗開啟了中國從根本上打破資本主義改革的途徑。他們希望將重慶塑造為中國經濟體系的中心，主要關注消除貧困和振興毛澤東時期的政治技術。2011年4月30日，新左派的粉絲雲集之地烏有之鄉紅色網友參觀重慶公安局舉辦的打黑除惡展覽。人們形容「重慶成為新左派的精神首都」。
在薄熙來從政壇上隕落之後，新左派暫時處於蟄伏狀態，但他們服務於權力政治的熱情絲毫不減，也堅信十八大之後的中國會有他們的用武之地。雖然無法預測他們將再推出什麼「理論」，但我知道，在今日中國「權利」叫板「權力」，「維權」對抗「維穩」的時代潮流中，新左派的政治立場永遠是支持掌權者加強維穩。他們對於財產公有、權力私有這一人類歷史上最壞的制度給中國帶來的災難視而不見，只要能夠讓權勢集團採用他們的謀略，哪怕中國重新回歸毛時代的黑暗也在所不計。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