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8月3日訊】【編者的話】20世紀30年代初期，全中國各個「紅色根據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肅反。而以江西的肅反運動尤為慘烈。贛西南蘇區肅清AB團，屠殺7萬多紅軍。紅二十軍被中央紅軍大部隊包圍聚殲，副排長以上的700多名幹部被集體殺戮；閩西蘇區肅清社會民主黨殺人如麻，使蘇區的30個區委中，只有一個還能勉強維持工作。紅二十五軍原有1.2萬人，43天的肅反過後僅剩下了6000人，而紅四軍排以上的幹部基本被殺光。曾中生、鄺繼勛、劉鐵超、肖大鵬、曾炳春、李明瑞、段德昌、萬濤、許繼慎、朱勉之、季振同、劉士奇等等，這些軍級以上的高級將領自30年代初就永遠的從中共黨史上消失了。他們不是死在國民黨的手裡，而是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下。可以說，國民黨殺害的共產黨高級幹部，遠沒有共產黨自己殺的多。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但在中共党史中从来没有否定「肃反运动」本身，作者編劇韓飛整理了一些幾次肅反中的鮮為人知的事例，幫助大家了解這段本不該發生的歷史悲劇。

（接上期） 四、陝北紅軍恐怖大肅反

9月15日，紅25軍來到延川縣的永坪鎮。之後，情況就發生了變化。

9月17日，在永坪鎮紅軍幹部學校的教室里，召開了中共鄂豫皖省委、紅25軍和中共西北工委、西北軍委聯席會議。

開會之前，朱理治、聶洪鈞、程子華三人組成了「中央代表團」，朱理治為書記，聯席會議由「中央代表團」主持。

會議從下午一直開到第二天天亮。會議仍然是要開展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要進行肅反。會上所講的內容，主要是紅26軍工作中的所謂問題，公開指出惠子俊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傀儡，要嚴重地打。我當時講了幾句話，說惠子俊是工人同志，能力弱，可以幫助教育……還沒等我說完，他們馬上就說:「你這個調和主義，反對右傾不堅決。」

會議開得很嚴厲，許多同志都不敢說話。這次會議就把反右傾和肅反變成了現實。會後，朱理治寫了一篇文章《打倒反黨的右傾機會主義，為列寧主義的中央路線而鬥爭》，登在《西北鬥爭》刊物革新號上，文章公開點名「張秀山是右傾機會主義」。

為了貫徹「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會議對中共西北工委和軍事機關進行了徹底改組。撤銷中共西北工委，成立陝甘晉省委，朱理治為書記，郭洪濤為副書記兼組織部長。撤去劉志丹的西北軍委主席之職，任命聶洪鈞為西北軍委主席。將紅25、26、27軍各改編成一個師，組成15軍團，徐海東任軍團長，程子華任軍團政委，劉志丹任副軍團長，高崗任軍團政治部主任。我被調到軍委當供給部部長，從紅25軍調來一個連級幹部當供給部政委，據該同志後來講，他的任務就是監視我的行動，隨時報告。

正當我西北紅軍取得勞山戰役勝利，打破敵人第三次「圍剿」的時候，「左」傾教條主義在西北黨內、軍內開展了大規模的肅反運動。

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為了要推行他們那套錯誤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必然要同黨的正確路線展開猛烈的鬥爭。他們以各種借口，打擊排擠以至於從肉體上消滅不服從他們那套錯誤東西的同志。這是王明「左」傾教條主義佔統治地位時期，各根據地黨內發生的通病，從中央蘇區到各根據地都有很多革命同志受到打擊和迫害。

西北根據地長期處在被國民黨軍隊、地方軍閥、土匪、民團的包圍和分割之中，陝甘和陝北的環境、經濟有著很大差異，革命鬥爭方式也隨著當地條件而不同。我說:陝北的群眾好，經濟條件好，群眾開化，陝甘的人口少，經濟文化落後，就給我扣上「特殊論」的帽子。他們認為革命是一直向上發展的，如果有人說有高潮、有低潮，那就是右傾。

肅反材料說，「劉志丹是白色軍官，是地主成分，地主成分必然是反革命」。說「高崗歷史上有問題；張秀山是右傾機會主義；習仲勛是跟著人家胡跑」；「楊森、楊琪是土匪頭子」等等。在捕人之前，早就定有名單，劉、高和我都是名單里的。肅反的整個過程是逼供信，主觀主義達到了極點。

我被抓起來后，在審問我時，叫我說出反革命的活動實情。我說，「我的歷史是清白的，你們可以去考查，有一點不清白都可以槍斃」。不承認就吊起來打。他們念口供說:「蔡子偉介紹你加入右派，你擔任右派前委書記，後來你到陝北又交給劉志丹，你們最近還有活動，你現在還不承認？」我說這是反革命造謠。不承認，又吊起來再打，這樣好幾次，我還是沒有講。拷打幾次之後，他們說:「你是最頑強的反革命，既然前方也捕，後方也捕，你不承認就不殺你了？」

在把我打昏幾次后，我大哭說:「你們把我殺了就算了！我死沒問題，26軍創建不容易，它是許多同志的頭顱換來的，你們可憐可憐26軍，這裏邊的幹部全是好的！你們不要把26軍的幹部都冤死了。」

我被他們審問時的情況和我的回答，關押在獄中的張策、馬文瑞等同志都聽到了。他們流出了淚水。這一情景，也令看押我們的紅25軍的幹部、戰士對肅反產生了懷疑，他們議論說:哪有這樣的「反革命」，自己要死了，還要救26軍的同志。

高朗亭(原安徽省軍區副司令員)說:1965年秋，他與另外兩位寫《西北紅軍戰史》的編輯採訪朱理治時，朱說:「那次錯誤肅反，我與劉志丹等同志本來無冤無仇，……受騙上當，鑄成大錯。」

高朗亭還說:「據程子華80年代對一位外國作家講:陝北黨里的布爾什維克竭盡全力批評劉志丹，並設法說服我們(指紅25軍的領導成員)相信劉志丹實際上是國民黨的地下人員，他領導的紅26軍已被敵人滲透。於是部隊內部的逮捕開始了。」

1935年發生在陝北的這起「左」傾肅反，從7月15日永坪擴大會議作出的《反右傾取消主義決定》開始，至1935年10月24日肅反停止，歷時三個多月。

在這個烏雲翻滾的日子里，「左」傾錯誤執行者把原西北工委和西北軍委的主要領導:劉志丹、高崗、楊森、習仲勛、楊琪、惠子俊和我等同志逮捕下獄，險遭殺害；西北軍委委員、紅27軍84師師政委張達志被撤職，也被打入肅反的黑名單；陝甘邊、陝北兩個根據地和紅軍的一些重要領導幹部張策、馬文瑞、王世泰、劉景范、黃羅斌、郭寶珊、任浪花、朱子休、張文舟、李啟明……和紅26軍連以上的幹部，地方區以上的幹部，先後都被扣上「右派反革命」的帽子，關押獄中，遭到酷刑拷打。準備活埋我們的大坑都挖好了。

紅軍營長於震西被抓后，被肅反的人用匕首一刀一刀地扎，逼他承認自己是反革命。於震西直到死，也沒有低頭，沒有誣陷自己的戰友和同志。義勇軍首領郭寶珊同志被審訊時，反問他們:「劉志丹是什麼派？」審訊者說:「劉志丹是右派！」郭寶珊堅定地告訴他們:「劉志丹是右派！我也是右派！」

有的同志被殺掉，有的被活埋，倖存者被摧殘得難以言表。中央後來查證，肅反中，他們已「殺害了二百以上的西北黨政軍幹部」。

在陝北的老百姓中，傳說紅25軍是白軍，他們化裝成紅軍來消滅紅26軍；紅26軍的機關槍全部被25軍收繳了，紅26軍的戰士拿著標槍、大刀被人用槍逼著去衝鋒送死；劉志丹、張秀山等人已經被他們殺害了……

（完）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