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6月20日訊】【編者的話】20世紀30年代初期，全中國各個「紅色根據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肅反。而以江西的肅反運動尤為慘烈。贛西南蘇區肅清AB團，屠殺7萬多紅軍。紅二十軍被中央紅軍大部隊包圍聚殲，副排長以上的700多名幹部被集體殺戮；閩西蘇區肅清社會民主黨殺人如麻，使蘇區的30個區委中，只有一個還能勉強維持工作。紅二十五軍原有1.2萬人，43天的肅反過後僅剩下了6000人，而紅四軍排以上的幹部基本被殺光。曾中生、鄺繼勛、劉鐵超、肖大鵬、曾炳春、李明瑞、段德昌、萬濤、許繼慎、朱勉之、季振同、劉士奇等等，這些軍級以上的高級將領自30年代初就永遠的從中共黨史上消失了。他們不是死在國民黨的手裡，而是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下。可以說，國民黨殺害的共產黨高級幹部，遠沒有共產黨自己殺的多。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但在中共党史中从来没有否定「肃反运动」本身，作者編劇韓飛整理了一些幾次肅反中的鮮為人知的事例，幫助大家了解這段本不該發生的歷史悲劇。
三、白雀園「大肅反」
（接上期）紅四方面軍的血碑——白雀園！
軍事上的勝利與失敗，不單是武器與勇氣的決鬥，它包含著深刻的政治、經濟的因素。紅軍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后，張國燾被紅軍近年以來的節節勝利沖昏了頭，對形勢作了極為錯誤的估計。他認為「目前已根本消滅『圍剿』」，正是紅軍 「進到消滅敵人包圍的時候」。徐向前等軍事將領，不同意這種認識，但正確的意見被張國燾等否定了，結果，紅軍不停地進攻，到處被動，傷亡日益增多。
使紅軍戰鬥力損傷的另一個原因，是內部的肅反擴大化。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說：「白雀園『大肅反』，是鄂豫皖根據地歷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頁。將近三個月的『肅反』，肅掉了兩千五百名以上的紅軍指戰員，十之六七的團以上幹部被逮捕、殺害，極大削弱了紅軍的戰鬥力。」「大肅反」的直接決策者是張國燾。
張國燾這位老資格的共產黨員，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就坐在十二人之一的代表席上，和陳獨秀並列當選為中央局委員，任組織部主任。1922年1月曾率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去莫斯科參加「遠東各國共產黨與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和列寧見過面、談過話。他兩次出任中央組織部長，是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第五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第六屆政治局委員、常委。1931年從參加.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回國后，就來到了鄂豫皖革命根據地。這麼經歷不凡的大人物進了大別山，好像半個皇帝駕到，紅軍指揮員高興，黨和地方政權領導人高興。大家說，這下根據地和紅軍要大發展起來了。誰知這位張主席一上任，連燒三把火，把黨心燒亂，軍心燒散。
第一把火，所謂的「調整組織」，把鄂豫皖特委撤銷，成立中央鄂豫皖分局和軍事委員會，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是張國燾。黨政軍大權在一身，把他認為不行的幹部撤換下去。
第二把火。所謂的「反右傾」。他打著反「立三路線殘餘」的旗號，給一些領 導人扣上「右傾」、「反對四中全會」、「反對分局」的帽子，把徐朋人等開除黨籍，開會批判了紅四軍軍長曾中生等的「錯誤」。
第三把火，就是大規模地展開「肅反」運動。從白雀園開始行動，越演越烈。「肅反」的烈火，很快燃遍大別山區，燒到紅軍各部隊。
白雀園，是黃安縣城西南的一個小鎮。歷史上這裏沒出過名人、奇案，舊中國分省地圖上都難找到它的位置，可是從張國燾在這裏發動「肅反」，白雀園出名了。多少年來大別山人一提它，就像說到地獄一樣。在紅四方面軍的戰史上和許多史書中，「白雀園肅反」成了觸卧涼心、血淋淋的一頁！
那是1931年夏季，徐向前正率領紅軍南下作戰，聽說政治保衛局在後方醫院中破獲了一個「AB團」[注]反革命組織。他們準備在9月1日「暴動」；接著又在皖西破獲了一個「改組派」縣委和區委。9月下旬，張國燾認定「必然有一個反革命極大組織」，於是他在白雀園下令，開始了大「肅整」。在白雀園紅軍總部駐地抓人很多。幾名「嫌疑犯」被關起來，先是不給飯吃，不給水喝，接下去上「老虎凳」，皮鞭抽打，灌涼水。這種從國民黨特務機關那裡學來的審訊方法、逼供的手段，迫使有的人難以忍受，只好承認了「反革命行為」。
你供我，我供他，越抓「反革命」越多；在此前後，以王明為首的「左」傾教條主義統治下的中央又不斷發出指示，強調要肅清混入共產黨和紅軍內部的「改組派」、「第三黨」、「AB團」等反革命組織。張國燾藉機剪除異己，建立他個人的統治，先後把一些有威望的黨政軍領導人逮捕並殺害。徐向前比較熟悉的有徐朋人、戴克敏、曹學楷、許繼慎、陳定侯、周維炯、曹大駿等等。在紅軍中一時鬧得人心惶惶。從白軍中過來的人要審查；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要審查；知識分子和讀過幾年書的全都審查。一樁樁案子使徐向前既不明內情，更難以理解。
從大革命失敗，到近幾年的革命戰爭，在血與火的搏鬥中，無數戰友喪生，使活著的人，都從心底有一種仇恨。徐向前對埋藏在革命隊伍內部的敵特十分憎恨。他永不會忘記，彭湃、楊殷等一些革命領袖都是因內部叛徒出賣而喪生的。戰場上，敵我陣線清楚：頭頂青天白日帽徽的是敵軍，帽子上閃耀五星的是戰友。可是，在無形的戰線中，誰是敵人，誰是戰友，使你難以分辨。由於這種原因，徐向前和許多紅軍將領認為：既然內部有混進的「改組派」、「AB團」反革命分子，就應該堅決清除。何況是中央的指示。
可是隨著「肅反」的發展，被捕的人增多，徐向前心中迷惑起來：反革命怎麼這麼多呀？有些同志，打仗挺勇敢，衝鋒在先，退卻壓后，一夜之間也成了「改組派」？「反革命」，大家都懂得，「AB團」是什麼？「改組派」又是幹什麼的，連徐向前都不明白。「肅反」，是政治委員和政治機關幹部的事，指揮打仗是他這個軍長的事，他不得多問政治委員的工作。半年前，曾中生任軍政委時，他們二人還經常交談，對軍事鬥爭、政治鬥爭、內部情況，彼此交換看法。自從新任的政治委員陳昌浩來了以後，他們彼此很少談心。這位吃過幾年洋麵包從莫斯科回來的政委，除了打仗聽總指揮的意見，平時工作，特別是「肅反」這類的純屬政治委員份內的事，從不和徐向前商量。抓人、審訊到槍殺人，徐向前都無權過問。
忍讓、寬容、尊重政治委員，是徐向前的一種品格。他儘管感到這位新任的政委有些毛草行事，但喜歡他潑辣、果斷的作風。陳昌浩是同張國燾一塊從上海黨中央派來的，是張國燾最信任、最得力的助手。他獨斷專行的作風，越來越嚴重。
部隊每大行軍、打仗，徐向前已經幾天幾夜沒睡個安穩覺了。這一夜行軍，路上比較平靜，他騎在馬背上，打著盹，計劃著下一步行動。黎明已經來臨，馬背的「床」上冷風凄凄，難以入睡。他跳下馬，在路上小跑幾步，停下來，等候著在隊伍後邊的政治委員，要和他研究部隊駐下后的一些工作。
在路旁等了片刻，陳昌浩騎著馬過來了。他看見總指揮步行，也不得不下馬來同步並走，談著工作。天蒙蒙亮了，徐向前忽見隊伍中有兩副擔架上抬著人，上面蓋著白破單，就隨口向陳昌浩問道：
「那是誰負了傷？」
陳昌浩說；「不是傷員，是反革命。」
徐向前一愣；「什麼反革命，還抬著走？」
陳昌浩說；「把許繼慎、周維炯抓起來了。」
徐向前又是一愣。好久說不出話。關於敵人策反的事件，他門明明白白向中央分局和黨中央寫了報告，認為許繼慎沒問題，為什麼還中敵人的離間計呢？周維炯又是什麼問題呢？他更說不清，想不通。
徐向前質問陳昌浩：「怎麼搞的嘛，把師長都抓起來了，也不給我說一聲！」
陳昌浩沒回答，快步向前走。他像是難言和理虧。
許繼慎是黃埔第一期學生，1924年就加入共產黨。在國民革命軍中當過連長、營長，葉挺獨立團參謀長、第二十四師七十二團團長，參加過北伐戰爭中的汀泗橋、賀勝橋戰役和攻打武昌作戰。兩年前被中央派來鄂豫皖蘇區后，就與徐向前共同領兵，先後任紅一軍軍長、紅四軍十一、十二師師長，並擔任過鄂豫皖革命軍事委員會皖西軍分會主席。在紅軍攻克英山後，曾經發生過這麼件事：一個自稱鍾蜀武的人，帶了蔣介石特務頭子曾擴清的一封親筆信，來找紅十二師師長許繼慎，信中說： 「歡迎許繼慎帶領部隊投奔」，「定將受到最優厚的遇」。許繼慎當即將鍾蜀武逮捕，連人帶信交給以徐向前為軍長、曾中生為政委的軍部。徐向前和政委曾中生，對那個姓鍾的進行了審訊，隨後又連人帶信送到中央分局處理。
徐向前和曾中生向鄂豫皖分局和黨中央寫了報告，提出：「完全是敵人用各種陰謀來破壞我們」。並明確表示：許繼慎同志「在組織上不會有什麼問題」。誰知如今還是把許繼慎抓了起來。怎麼抓的，徐向前一無所知。
關於周維炯被捕，徐向前更百思不解。這位師長，是河南商城人，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在武漢參加毛澤東舉辦的農民運動講習所，畢業后，又回到河南商城一帶從事兵運工作、黨的工作。他領導過工1929年5月著名的商南起義，是首建工農紅軍第三十二師的師長。他領導開創了以南溪為中心的豫東南「紅色根據地」。他是河南農民心目中的革命領袖。徐向前剛到大別山區，就聽說豫東南有位周師長。他怎麼也成了「反革命」？
隊伍緩緩前進，徐向前心情沉重。他這才意識到自己這個總指揮，只有在戰場上拚殺、指揮部隊的權力，在平時政治鬥爭中，他的地位竟如此低！他手下的兩個師長犯了什麼法，連通報一聲都沒有，就逮捕了。往後讓他這個總指揮怎麼帶兵！他想行軍到達目的地，應找陳昌浩他們再談談。他不能袖手旁觀。
紅軍大部隊，經過兩天行程，又移駐到黃安縣七里坪一帶。往日紅軍一進到這片土地，指戰員都像回到家，幾乎不等分房子，戰士門便被老房東拉進門。區鄉政府的幹部們奔跑著，忙來忙去，籌備糧草；婦女會的人搶著為紅軍戰士縫補衣服。可是，紅軍這次到來，人們似乎不像從前那麼熱情了，村裡村外，冷冷清清。這個變化，徐向前立刻意識到了。他想準是與地方上正大搞「肅反」有關。一打聽，許多鄉區幹部和黨員被夫押審查了。
一些冤錯案，使紅區內人心惶惶不安。徐向前越來越困惑。一件使他驚心的事又發生了：
一天，他叫警衛員把破了洞的衣服，襪子給他妻子程訓宣送去，讓她幫助縫補一下。往常，衣服、襪子破了。他都是自己動手縫補，自從1929年下半年和程訓宣結婚後，縫縫補補的事，妻子都包做了。她還說：「你是指揮打仗的，哪能自己做婦女的活呀！」徐問前沒想到，警衛員跑去不多久，抱著破衣服和襪子返回來了，神情十分緊張，結結巴巴說不成話了。
徐向前問他：「出了什麼事？」
警衛員說；「她被保衛局抓走了！」
徐向前忙問：「為什麼事？」
警衛員說：「說她是反革命……」
平時很少發火的徐向前，幾乎要跳起來。這真是小孩說夢話一樣可笑。「肅反」，怎麼會肅到這樣一位二十歲婦女幹部頭上呢！她出生在黃安七里坪程伍德村一個貧農家裡，1928年就參加了革命活動，很快參加了共產黨，她姐弟五個，除了姐姐病死以外，都是共產黨員和紅軍。大哥程啟光參加過黃麻起義，1928年就參加了共產黨，在紅三十一師當特務隊長；二哥程啟宗，1925年加入共產黨，參加黃麻起義失敗后，上過木蘭山參加游擊戰，不幸被敵人抓去殺害；弟弟程啟波，在徐向前的司令部當勤務兵，不到入黨的主齡，先加入了共青團，后入了共產黨。這樣一個革命家庭的人，優秀的女共產黨員程訓宣，怎麼會反革命呢！徐向前忍住氣想；可能是她性情活潑，說話「嘴邊沒個站崗」的，又亂說話，被人誣告了。
徐向前對革命事業忠心，對個人的事不計較。平時多餘的話不講，只是一心用在領兵作戰上。他喜歡程訓宣火爆的性格，認為她是「新女性」，敢說敢做，比男子漢還男子漢；只是不大喜歡她話那麼多。常說她「嘴邊沒個站崗的」，「瘋話」多。徐向前和她的婚事，不是自由結合，也沒經過戀愛，是曹學楷、倪志亮兩位老兄從中硬說合而成的。雖是「媒」說的妻子，結婚後徐向前倒認為她挺可愛。只是兩個人來去匆匆，分開的時間比在一塊兒多得多。如今程訓宣突然被審查，使徐向前內心劃上一個大問號：是不是沖我來的呀？很快，他又自我解脫：不會，不會。很可能是妻子的「瘋話」惹了麻煩，或者是被人誣告。
徐向前心裏又平靜了。他那一切相信黨和堅決服從上級軍人的本能，使他暫時把妻子被關的事放下了。倒是小警衛員放心不下，晚上悄聲向徐向前說：
「她會不會有事，還是找保衛局說說去。」
「不必了。」徐向前說。
「還是該去問問。」
「不必了。」徐向前重複說，「你做你的事，管那麼多做什麼呀！」
小警衛員低頭走開了。他不明白總指揮怎麼這樣無情，連自己妻子都不管了。他卻不知道總指揮內心的痛苦、矛盾啊！
「肅反」繼續擴大。紅軍大規模的作戰計劃難以實施。抓內部的「反革命」、一時成了高於一切的任務。紅軍中出身地主、富農家庭的人，抓起來審查；文化水平高的人，關起來寫交待材料；丟掉槍零件和幾發子彈的戰士，關進禁閉室；說過對黨的高級領導不滿話的人抓起來追查「反革命」言行的組織聯繫。許多人內心恐懼、懷疑，而不敢說話。一些人寧死不屈，堅決抵抗這種錯誤的「肅反」。不久以後，許繼慎和周維炯兩位師長被處決了。徐向前後來聽說，周維炯被殺害之前，嚴辭痛斥張國燾等人：「我不是反革命，你們才是反革命！老子二十年後，還是要革命！」
國民黨軍的「圍剿」加緊，步步逼近，徐向前每天飛馳在前線。一天，他從前方回到方面軍總部駐地，正碰上開飯，他像往常一樣走進伙房。他這個山西人，雖然在南方生活七八年，仍是不習慣吃大米飯，愛吃麵食，沒有麵食，常吃飯鍋巴。開飯時，常走進炊房找幾塊鍋巴啃。炊事員都知道總指揮的偏好，每次做飯，都小心著不要把飯做糊，以便讓總指揮吃上黃黃的香鍋巴。有時炊事員把飯做糊了，鍋巴黑了，徐向前只好苦苦一笑，搶一塊黑鍋巴啃去。這天，他拿著塊鍋巴正出炊事房，迎面看見一個不認識的小戰士，就問他：
「小鬼，你是哪來的，我怎麼不認識你？」
小戰士答：「我是犯了事，剛從家來的……」
「你犯了什麼事？」
「我…」
徐向前明白了：又是受「肅反」的牽連。既然冤了人家，為什麼又叫他當伙夫呢。看這小鬼的模樣，倒像讀過書的。一問，「確實是個小知識分子。他原是四軍十三師三十八團戰士周希漢，因為會寫幾筆字，成了被懷疑的對象。硬說他是「富農出身」，他不承認，被開除出黨，送回老家。他回到當地找區縣蘇維埃政府，開了貧農出身的證明，又找了回來，暫且在炊事班幫助記帳。徐向前翻看他寫的帳本，見字寫得工整，倒是個文書的才。徐向前問他：「你願意留在總部當書記嗎？」 小鬼正愁沒個出路，見徐總指揮看中他，一邊說怕十不好，一邊連連應著。於是這 個名叫周希漢的小戰士，就由炊事員提成了書記。
誰想，過了幾個月，徐向前一次從前線回到總部，聽說周希漢又被當成「反革命」抓進了保衛局、原因是，一次行軍轉移，周希漢把兩個同名的村搞混了，為直屬隊號房子出了差錯。軍委主席張國燾發怒了，說他是「有意搞破壞」，讓保衛同抓了起來。徐向前聽說此事，即派警衛員去保衛局要周希漢。警衛員跑回來說：「保衛局的人說，小周是『改組派』，不能放！說不準要砍腦袋呀！」徐向前一聽火了，親自跑到保衛局，一看周希漢被吊綁著，正哭哭啼啼。徐向前大聲向保衛局的人說：
「放開周希漢！放開！」
總指揮；不能放呀，他是『改組派』！』，保衛局看押的人說。
「什麼改組派」，周希漢是貧農，是我的書記，我保他，快給我放了！」
周希漢這才從死亡線上，揀回他的小命。就是這條生命，在戰人里成長、升華 發展，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成立」他做了人民海軍副司令。每當回憶起往事，周希漢總不忘徐向前元帥的救命之情，他深沉地說。「若不是徐總指揮的保護，說不准我這腦袋早掉了！」
不是誇大其詞，更非戲言，那場錯誤的「肅反」，使許多忠誠的革命者、共產主義戰士，白白地犧牲了性命。徐向前身為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實際上也是被張國燾等人在幕後審查的對象。他除了指揮作戰，不得插手「肅反」的案件。他多次暗暗打聽妻子程訓宣的下落，沒有一個準確的消息。他克制地等待著，相信有一天程訓宣會突然出現在面前，她會那樣又說又笑。他祈望著程訓宣不會遭難。他怎麼也想不到，有一天會聽說她已不在人間了。是怎麼死的，什麼時候死的，沒有人通知徐向前。
「肅反」和國民黨大軍的圍攻，使紅軍陷入內外交困。大仗一個連一個，敗仗接連不斷，戰死的人越來越多。紅軍於1932年秋天，突破敵人重重包圍，走向外線，越走越遠，進入四川。此後，在川陝蘇區、在萬里征途中，在雪山草地里，徐向前仍是懷念著程訓宣。直到延安，張國燾反黨、分裂紅軍的罪行被徹底揭露和清算，紅軍在新的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旗幟下，人們才敢於對「肅反」的事件提出公開的議論。一天，在徐向前住的窯洞口前，陽光下，紅四方面軍的幾位老友聚談，大家說 起大別山、大巴山，又提到那令人心酸的「肅反」。
「到底為什麼，把我老婆抓去殺了？」徐向前問在場的一位老友周純全。這人曾是原鄂豫皖蘇區保衛局負責人，對「肅反」的內幕知情最多。
「她究竟有什麼罪？」徐向前見周純全沉默，又問了一句。
「她沒有什麼罪。」周純全說，「當時抓她，就是為了搞你的材料。」
一語道破歷史的真相。徐向前苦笑一下。多年來，積壓在心中的疑慮、怨氣，總算找到了可信的答案。他真想大哭一場。多少同志在敵人的炮火中屢屢逃生，最後卻冤死在自己的營壘中！怎麼都不曾想到，在反「圍剿」作戰中，他日日夜夜運籌、拼搏，那泣張國燾卻站在背後陰險地暗算他，甚至下命令處死了他妻子。難怪，當年「肅反」中大別山區的人民，在村口貼出標語：「打倒帝國主義張國燾！」 「張國燾是殺人的劊子手！」
戰爭年代的天妻，多是難得共存的。徐向前和程訓宣從相識、結婚到永別，只兩年零三個多月。這短短歲月中，他和她朝夕相處的日子，加起來不過一個月。她沒留下子女，也沒有驚天動地的壯舉，只是大別山區一位普通女紅軍戰士。她年輕單純，對共產黨一片赤誠，對紅軍將領徐向前深深地眷戀著。筆者從徐向前的戰友程訓宣的哥哥程啟光（一名老共產黨員）言談中得知：「肅反」時程訓宣在被捕關押、審訊中，始終據理力爭，反抗對她的種種誣陷和迫害，她不讓人告訴徐向前她關押的地方，怕連累丈夫，怕影響他指揮作戰。審訊人要她揭發「同夥」的「反革命行為」，她大聲回答：「我的同夥都是好共產黨員！」她樸實正直，光明磊落，臨死也沒亂供什麼「材料」。臨死前夜，難友還聽見在她被關押的茅屋中，傳出陣陣笑語和山歌。她被害時，年僅二十一歲！
徐向前生性少言、少笑，不近女色，更不善於談情說愛。他卻終生都在懷念著那位大別山女于程訓宣。在那恐怖的「肅反」歲月，他力所能及地挽救了一些戰友，卻沒能最後挽救年輕妻于，為此，他深深內疚。用一位老紅軍將領的話說：「徐帥當時太老實，相信領導，當時是什麼樣的領導啊？是宗派主義、教條主義，是野心家、陰謀家！」晚年的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說：「鄂豫皖根據地的『大肅反』，不是孤立的，那個時候，是教條王義者統治中央的時候。教條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攪在一起，在全黨，在各個根據地，搞『肅反』，搞擴大化。」「歷史的教訓，值得注意。我們的子孫後代，一定不要再重演。」
這段樸實的文字，是控訴，是血和淚的記錄，也飽含著對程訓宣和無數死難者深深的紀念，永久的紀念！
（待續）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