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27日訊】山寨國是大眾的用詞。我個人以為「中共國寨」或「共工氏新酋邦」更確切。鬥士最典型是紅軍和紅衛兵，荷槍實彈或口誅筆伐對陣，現在主要在議政方面。

烏有之鄉是典型的紅軍和紅衛兵的非禮性的對壘思維，歇斯底里的叫囂。全盤西化者往往是由散文式教化而逐漸相鬥。某日我在某聊天室碰到一以「神童」為名的老人，他主動跟我以文字聊話，說：「心情好了就有德了」。我嚇一跳，說：「你可真敢說」。我知道鄧小平1989年心情好了，卻最缺德。他不懂這些，說：「這是超道德論，開心的人寬容人」。他不理睬我，把自己的感覺當作真理，耶穌似地直接向我宣教。我知道他說的話加以條件的限定也是可以接受的，可他一直當神的旨意在給我傳。我知道他不是耶穌，把自己的善心跟身份弄混了。

我想啟發這位老神童，說：「也未必，善良的人才寬容，開心未必善良，尋開心的人通常不善良，而是以尋歡作樂緩解作惡形成的緊張心理。」他依然自說自話，說：「心懷仇恨的人一定傷害人，鬥爭哲學的國家，總在引導人民牢記階級仇恨，仇恨的種子要發芽。總在反對博愛教育。」他的思維前提是：所有非基督徒或者不合其感覺的人，都心懷仇恨，總反對博愛。所以他這樣跟我說話。

我說：你轉換話題跟著感覺或成見走了。他繼續「佈道」：「心靈安寧的人最有理性，最不衝動，最不容易發怒。」臆想我發怒了，他說：「一個被激怒的人是聽不進你的任何好言的。所以，情商在智商之上。道德說教是智商層面的事。」

我說：「你說的對，這恰恰是中國文化的長處。西方是以宗教作道德說教，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都是這個路子。中國以禮教作倫理修行，東亞主要是這個路子。東南亞走的是佛教出世修行的路子，又是另外一條路。道德說教，理智論辯發達，所以有各種各樣的主義和學說。禮教修行，家庭倫理髮達，所以講求多子多福，貴和息爭。」他說：「英甘地說，我們首先是個人，其次才是哪國人。所以真正的人性是不分東西的。」瞧，他都沒細看，我說中西，他說東西。

這樣由於轉話題而總有話可說：「普才公道，公道才能度所有的人。普度不分東南西北。」跑題如跑火車，這就離「心情好了就有德了」的觀點完全不沾邊了。我說：「你在轉帖哪裡的文字？直接給我鏈結。斷章取義達不到你向我宣教的目的。」他閉眼打字：「強調中國人只能遵守中國的道德，是在對抗全球化，是在建立文化的柏林牆，對抗普世的人性價值觀，維護專制的。」這是以攻為守。

方式是反邏輯，即背離數理化思維的規則，概念無歸納定義的明晰、判斷無主謂關係的確切（比如「光頭是和尚」）、違規推理（比如說：劉邦是流氓，創建的西漢兩百多年；毛澤東是流氓，創建的共匪國至少也有兩百年），演繹不知有迴圈、或然當必然等錯誤，歸納不全然或不辨析，主要是「黨太陽」之類比推理論證觀點。類推結論可說「可能」或「有些」，沒有這種和善就是爭鬥來了。

針對他的臆想，我說：「中國人何曾對抗全球？全世界有哪個民族有中國人的寬容？(什麼都可引進拿來試試)中國人不寬容，為何能夠在古代民族中一枝獨秀存在至今？你思維在邏輯和史實兩個方面都不夠嚴謹。不過，也挺不錯了。」

「佈道人」繼續臆想我，說：「不要再自我標榜偉光正了，快快向先進民族學習吧。沒有糾錯文化的民族太可憐了，快成東亞病夫和東亞愚夫了。最差的法治也比沒有標準不受制約的道德說教可靠的多。」這樣說話是把自己當成「道」和真理（神道或佛法），所以論辯反邏輯反道德。耶穌救贖他的人，不跟人論辯。

我被他搞笑了，說：「你神叨叨地說啥？我何曾標榜過偉光正？說道德就是標榜偉光正？中共說暴亂反道德的時候才標榜偉光正。現在是拿道德來為自己貼金，你連這個都看不到；不是民族沒有糾錯文化，是你自己個人沒有。我從認識你的時候你就說著這些，可能以前也一直說，這些都是中共教給你的，你何曾『我思故我在』過？」「中共拿道德來為自己暴亂貼金」，這是個正命題，認同者給予補充，這叫順水推舟助人；不認同可提出反命題，為中共和自己辯護。

可這位說信神的老人，又蹦迪了，說：「中國幾千年，哪個朝代不是靠道德貼金維持的？」他「起訴」了，我「應訴」，說：「中國幾千年，哪個朝代是靠道德貼金維持的？周朝或明朝？你拿麥說話，我也拿麥。」他啞然。我繼而問：「你認為的道德貼金是什麼意思？跟中共的有什麼區別，你有明確的說法嗎。你每個朝代從第一個君主到末代具體說說，說不了每個朝代，就說一個，怎麼樣？」

這位老神童這時候像打球出界的人，得球後在靠牆的球臺推來擋去：他說：「道德貼金危害這個民族到何種地步了，還不拋棄？道德只可以自己用，不能治國。是徹底拋棄道德治國的謬誤，不是換哪個道德治國的問題。道德治國是黑暗的政教合一。」自問自答其實也可以，但要辨析和論證。成年人如果不辨析、不論證，論辯就還沒達到中四（高一）的能力。強詞奪理者就把自己當成鳥、狗了。

「不要自說自話。可憐的兒童，神性盡失，滿是人情；鬥志昂揚，找人戰鬥；以為樂趣，基督憐你，讓我棒喝你。」我不太會幽默，但帶著這樣的心願：「道德貼金作為一個假設提出的時候，胡適是怎樣教你的？要小心求證，你可曾做過？你當作棍子在使用，沒有史證，就是政治口號。我說啊，這樣跟人糾結，是因為中共統治才可以。被糾結者無法起訴你，才有這種糾結，才敢這樣說。」

這位信神的老童開始接我「起訴」一詞的「球」，卻繼續在靠牆的球臺上打，說：「起訴反對政教合一？那是美國反對政教合一的黑暗。為什麼那麼好的基督教不準成為美國的國教？」英國1689年的《權利法案》標誌英國議會接收了國教教主（英王）的立法權。美國1776年宣告獨立，反誰的政教合一？老童不知道這些，曲解我所說「起訴無論證的喊政治口號的糾結者」的話意，又跑題了。

這並非信神老童天生這樣。將臆想強加於人，周恩來在重慶鬥國民政府，毛澤東在延安搞整風運動就這樣。毛澤東還臆想「一寸河山一雨血」地抗戰八年的蔣公躲在峨嵋山上納涼，1945年給八路軍下令是摘共產黨領導的遊擊戰、地雷戰、地道戰、麻雀戰的桃子。老童和我從學校和運動中早就學得這種方式，這不是在論辯是在爭鬥。不用跑題、曲解、強勢話語等方式說話，理屈很快就會詞窮。

在山寨國，紅軍或紅衛兵鬥爭思維理屈詞不窮，是那種「我就不講理，你能把我怎麼樣？我就罵你，你敢把咋樣？」信神老童倒不這樣，始終在說他的感覺之理：「用宗教對抗法治，用道德對抗法治，和用主義對抗法制是一樣的。」我曾經迷信科學和民主是兩重天上的「賽先生」和「德先生」時，就說這種話。跑題且自說自話，全盤西化者反常識、常情，最喜歡這樣幹，不這樣張口容易結舌。

我為什麼會走出「全盤西化」的沼澤？首先是我研讀了《九評共產黨》和《解體黨文化》，有了新訊息和新方法。其次是我在正本清源的講歷史、文化、民族真相的時候學習放棄原有的成見，認識其偏頗之處，某日我發現：我在喊民族反思的時候，恰恰自己不反思，惱羞別人用道德評判是非，因為那時候缺德。我反思後改變。一個民族是否有反思，豈是某人說沒有反思就沒有反思？「中華民族不反思」，這是多大的罪名。這一直是中共在1989年之前慣用的強暴話語。

依照實證科學的邏輯，即使某人或某些人沒有反思，也不能證實中華民族沒有反思。只要發現一隻他色烏鴉，「天下烏鴉一般黑」的命題就被證偽。蔣中正1955年在國防大學演講《消滅共產主義思想的根本方法》，「中國人不反思」這個命題就被證偽了。以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思維邪術為方法的人，情商和智商會都被嚴重摧殘。如果某女被強暴，罵他老爸沒教他武打，這是情智兩商同低。生來就被中共洗腦，沒有一刻停過的人，不討伐中共幾十年的蘇聯教育，卻詆毀自己的民族不反思，這是極度不理智的，是馬列鬥爭哲學還在起作用。如果中國人都這樣，把現在的不幸往民族過去一推，那麼下面做什麼？還須要做什麼？

如果還講禮教仁政，中國人早就揭竿而起了。空喊民主和法制，還能做什麼？都成蘇俄的瓦西里或者南斯拉夫的瓦爾特，就有反思和法制了？討論問題為了強詞奪理，而不斷跑題和轉換話題，這在西方法制下就輸了。以為沒死，還能跑題說話似的戰鬥就是英雄，這在西方法制下叫無恥。這樣的人進不了議會，這樣的律師在法庭反法律反邏輯說話就要被逐出。香港地鐵大陸母親出醜的事表明，做人不講起碼的文明，很可怕。孟德斯鳩勸傳教士在中國不要反禮教而殘害中國人的仁愛關係，中國基督徒不聽，卻要同胞接受孟德斯鳩「三權分立」的法制思想。有不吃草奔跑的馬嗎？論辯反邏輯反道德傳的是博愛與和平，還是仇恨與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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