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27日訊】能夠對人類歷經五千年、通過不斷戰勝野蠻而建立的文明造成威脅的，已經不再是文明的宿敵–野蠻。今日能毀滅文明人類的，只能是通過文明人類自身道德的喪失而造成的自毀。 –題記

第一節 文明最大的危機源自人類自身的貪欲

美國第十六任總統林肯在他28歲時的一場演講中指出，能夠威脅美國的，絕不是外部的力量，即全世界的軍隊與財富，都不可能攻占美國；他說：

“那麼到了什麼關頭我們會看到危險在逼近？要我回答，如果危險到來的話，那隻能產生在我們之間。它不會來自國外。如果毀滅是我們的命運，只有我們自己才會是這種命運的肇事者和終結者。作為一個自由人組成的民族，我們要么與世長存，要么自我毀滅。”

同樣的道理，能夠對人類歷經五千年、通過不斷的戰勝野蠻而建立的文明造成威脅的，已經不再是文明的宿敵——野蠻。今日能毀滅文明人類的，只能是通過文明人類自身的缺陷而造成的自毀。

自由價值徹底戰勝共產主義時，似乎沒有什麼可阻擋人類進入文明的新階段

人類的文明至今已經走過了五千年的歷史。至少從“軸心時代”起，世界不同地區的人已經懂得用道德的方式來對待他們面對的問題，已經建立起了一些超越地區文明的共通的價值，諸如燒殺搶掠、坑蒙拐騙是不道德的這樣的基本價值。幾千年來人類正是通過抵抗、抵制、唾棄、遠離燒殺搶掠、巧取豪奪等等野蠻而不道德的獲取方式而發展、學習文明的概念及其內涵。

其中根植於古希臘城邦民主文化的西方文明，在近代文藝復興以後逐漸確立了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並發展出現代的民主制度來保障人們屬於文明的權利。即使這樣，人類對於利益的慾望還是如此之大而難以放棄野蠻的掠取方式，以至於同樣認同自由人權理念的西方社會還要經過數百年的殺伐和兩次世界大戰之後才學會瞭如何以文明的方式共處，世界範圍內終於出現了“民主國家之間不容易發生戰爭”這樣的文明的認識和人類和平的希望，出現了代表這種希望的西方自由世界。

之後又經過了近半個世紀的冷戰，西方自由世界才徹底戰勝了野蠻而不道德的共產主義陣營，人類終於可以實踐以文明的方式生產、而不是以野蠻的方式掠取的理想。確實，當自由、人權、自由經濟的價值系統於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徹底戰勝共產主義之時，似乎已經沒有什麼可以阻擋人類進入一個文明的新階段。

人類從未見過的“慷慨的野蠻”的出現

數千年來人類對野蠻的抵抗、抵制與唾棄，畢竟主要是出於對被奴役、掠奪的不堪和不甘，而不是出於對野蠻掠奪背後真正原因—貪婪—的自覺揚棄。因而，當共產陣營中殘餘的中共以一種人類從未見過的“慷慨的野蠻”出現時，人類竟然不知如何應對這​​種慷慨的誘惑。

全世界都知道中共的野蠻，可是，從江澤民當政起，中共的野蠻不再象希特勒、斯大林式的野蠻用武力去對外部世界造成威脅；中共的野蠻僅僅是對中國境內的。中共不但不對外威脅，反而很慷慨，願意將它治下奴役掠奪的利益拿出一部分來與世界分享，唯一的條件也並不苛刻，只要不對中共在它境內的燒殺搶掠、巧取豪奪置喙就行。唾手可得的利益分紅是如此的巨大，而他人（中國人）的受苦是如此的遙遠，其間的選擇簡單而看似無害，以至於自由世界的政府竟然沒有一個能抵擋得住江氏中共的誘惑。

江氏中共的誘惑不是什麼高明的治國或外交方略。恰恰相反，它是江澤民面對中共在中國國內與國際上失去執政合法性、他本人亦毫無治國能力與威信這種雙重的內外交困的情況下出於個人私慾，在國內以放手腐敗來建立個人權力基礎，在國際上以出賣中國國家利益換取國際默認與綏靖的產物​​。這與《聖經啟示錄》中的大淫婦以不道德而最低劣的方式誘惑“神的子民”在本質上並無二致。當然，其之所以得以售其奸卻也因為與之行淫者肉慾的驅使與道德的虧欠。

人類文明最可悲的一幕：文明對野蠻的膜拜

那麼，這條件並不苛刻、看似無害的利益分紅真的就無害嗎？

當自由世界接受野蠻中共的利益分紅時，他們如何面對他們自身對野蠻的抵抗、抵制與唾棄的歷史？當西方自由世界為了利益而不得不對中共踐踏人權的野蠻行為緘默頷首之時，他們對代表西方自由世界理念的核心價值如何自圓其說？於是，人類文明出現了最不可思議又最可悲的一幕：文明對野蠻的禮讚。在過去十餘年間，西方自由世界對於中共種種“進步”的褒揚層出不窮，甚至將之總結為“中國模式”加以吹捧而對之艷羨。並以“中國模式”為根據對西方價值系統進行批判，甚至於認為“中國模式”將“統治世界”（Rule the world）。

隨著薄熙來的倒台與“重慶模式”的幻滅，“中國模式”已經不再有什麼市場，這本身已經充分說明“中國模式”只是一時的炒作，其論點甚至連短時間的考驗都經不起。而從披露出來的有關內幕看，所謂的“中國模式” 炒作的原因之一，是中共收買西方商人、媒體對其“政績證明執政合法性”強盜邏輯進行的出口轉內銷方式的欺騙宣傳。但是，

可忽略的是，對“中國模式”的吹捧對於自由世界接受野蠻中共的利益分紅起到了遮羞的效用。此一現象，也許短暫，也許只是部份人所為，也許有種種複雜的原因，卻冷酷的說明一件事實：為了看似無害的利益，文明人類可以討好野蠻​​，可以對野蠻禮讚，可以否定文明人類自身的文明價值，而這一切源自於人類自身的貪欲。

這不是文明最大的危機嗎？

江氏當政推行的腐敗性體制和對法輪功的鎮壓，其“政績”毀五千年中國古老文明於一旦，使中國社會道德崩潰到了連表面文明、表面道德都無所顧忌的程度，其惡果有目共睹，其現狀令人觸目驚心。此等野蠻對文明的摧毀以暴力為基礎，直接而赤裸，西方自由世界很多民眾對於中國社會道德崩潰到如此程度，既感震驚，又感不解：難道中國人就沒有任何顧忌了嗎？可是，江氏中共在國際上勾引人的貪欲在全球範圍所引起的道德下滑，所造成的對根本價值的侵蝕，卻仍然被人的貪欲所障目，甚至被表面的顧忌所掩飾。如果人們能穿過表面的顧忌來看看西方自由世界的道德狀況，看看仍然被很多中國人認為是中國社會未來希望所在的西方民主社會的價值體系，江氏中共的勾引與人類的貪欲所造成的方方面面的深層破壞可能會更令人觸目驚心。

第二節 誠信不再的道德淪陷

對道德的不忠構成對社會最為深刻的傷害

如上所述，西方對“中國模式”的吹捧與艷羨只是短暫的。不過，西方自由世界接受中共利益分紅卻貫穿了過去二十年。西方社會中自有聰明的人物，他們並不艷羨中共的野蠻，他們認為完全了解中共；他們自信按照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實力，完全可以將中共控制在手掌心中，因此只是在利用中共為他們國家謀利。為了國家這個“更大”的利益，他們只是策略的違心與中共周旋，按需要時而褒揚一下、時而批評一下中共，逢場作戲而已。殊不知，誠信也是文明必有的基礎價值，而這些聰明的人物對誠信的不忠恰恰構成了對他們所處社會最為深刻的傷害。

道德當然是有其社會意義的，並在一定形式上外化成為價值、原則、法律、政策、行為準則、行業規則等等指導社會和群體行為的規範。從最本質來講，道德必定首先體現為個體內在的自我標準與約束。中國古代士大夫講的“慎獨”，杰弗遜在“獨立宣言”裡講的“神聖的榮譽”，所指的都是道德的自我約束、自我忠誠的內在層面。道德的內在層面決定道德的外化表現。沒有孔子的情懷，講不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沒有耶穌的境界，說不出“欲人施予己，己當施予人”。 “獨立宣言”所宣示的是美國立國者內心所真實遵從的價值，而林肯起草與簽署“解放黑人奴隸宣言”正源於他對美國立國精神的忠誠與信守。

道德的內在層面決定了完美的道德一定是自我忠誠而絕不會自欺的，而欺人者必先自欺。一個社會群體，對於其公認價值的忠誠與奉獻，反映出他們內在道德層面的誠信與否。當一個社會對道德外在層面的價值、原則都不能完全誠信的遵守時，這些價值、原則在其道德的內在層面早已經蕩然無存。當他們需要用道德外在的法律來為自己的行為正名，甚至修改法律來保護自己時，他們內心相信的早已是他們真正需要掩蓋的東西了。

對道德內在層面的自欺、對自由世界根本價值的虛偽，恰恰貫穿了自由世界過去二十餘年面對中共利誘的所為。 “六•四”血跡未乾，美國政府就秘密派出特使奔赴北京。就其前任對中共政策的軟弱的批評言猶在耳，當時的美國政府就將中共的人權與貿易脫鉤。為了讓中共能入WTO，共和黨竟破例下令要求其參、眾議員配合民主黨總統投票。國務院更直​​接了當，公開宣稱人權問題不應該干擾美國與中共在“更重要”問題上的合作。

不過可以看到一個非常相似的現象，以克林頓總統為例，他競選時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批評是真的，上任後初期的人權努力也是真的，後來在商界的壓力下他沒有堅持住是後來的事。進而觀之，不論是小布什總統，還是奧巴馬總統，也都有過類似的衰變。這種被迫的轉變反映了美國的現實，那就是商界集團利益取代道義的歷史退步，道德下滑後貪欲占了上風。這種利益改變政策，利益團體主導國家政策，利益左右國家執政道德和操控國家理想的事例，在美利堅歷史上是罕見的，而當今是常見的。

如果已經到了連表面顧忌都不顧的地步，美利堅的立國精神蕩然無存。美利堅的立國精神無存，美國的國家安全和長遠利益也將無存。

這自相矛盾的一切，那些以“國家利益”為名，或者以促​​進中國民主人權來辯解，卻從來沒有向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認真解釋過這“國家利益”具體是什麼，無法解釋中國人權日益惡化的現實，更無法向民眾交待多年出於“國家利益”考慮的政策是如何導致中共日趨對自由世界蠻橫，威脅自由世界“國家利益”的冷酷結果。那種“發達強大的中國對世界是有好處的”說法，甚至要以“中國模式”的優點來解釋自由世界為何競爭不過野蠻中共，都是這樣的掩蓋或者自圓其說。

道德外化是真實道德內在的體現

再精明的虛偽也無法禁得起時間的曝光。西方自由世界面對中共利誘所做的所有說辭與作為，包括他們因為表面的顧忌而不得不偶爾對中共的人權所做的批評與建議，經過二十餘年的磨洗，所剩下唯一始終一貫的就是：接受中共所讓的經濟利益，對中共出讓政治利益。這些利益上的交換，當然早已推演的清清楚楚而穩操勝算。只是事實上所表現的對誠信的不忠、在道德內在層面的缺失，同時在道德外在層面的冠冕堂皇，卻給社會做著最壞的道德示範。這，才是對自由世界最為深刻的傷害。而且，他們越是在道德外在形式上做文章，對自由世界內在價值的傷害就越大。這是他們沒有或不願意認識的。

沒有了對道德內在層面的堅守，失去了道德自我標準的約束，道德外在形式是不可能長久的。當今的自由世界，社會道德日下已經成為人們公認日益擔憂的問題，然而，道德下滑的主要表現，道德下滑的原因，卻沒有人說的明白。其實，在道德內在層面的自欺，這就是道德下滑的最主要表現與根本原因。當然導致自由世界道德下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因為中共利誘而表現出的貪婪卻最集中而快速的侵蝕著自由世界的價值理念，並在其過程中表現出驚人的虛偽。

前美國駐瑞士大使Shelby Cullom Davis在一次以“神聖的榮譽”為題的演講中指出，現在在美國，已經找不到五十六個像當初簽署“美國自由宣言”的那樣願意以生命、財產來立誓的人了。至於說“神聖的榮譽”，對於很多人來講，那就像另一個時代另一個文化那樣陌生了。一個對自己都不能忠誠的人和社會，還會對任何別的價值，包括其宗教信仰忠實嗎？

第三節 無需負責任的利益攫取

以“不自由毋寧死”而著稱的帕翠克•亨利（Patrick Henry）曾列下過他人生的信條：

“在我從事的所有交易中秉持真實和正義。心中沒有惡意和仇恨。不揀便宜，也不偷竊。不奢望將別人的東西據為己有，但是真正地學習、勞作以安身立命，盡心盡職以達到神所樂見並召喚的人生境界。”

眾所周知，自由世界在二十世紀末葉能戰勝殘暴的共產主義，建立於公平、對等、人道、透明、公益、負責基礎上的市場經濟體制，在經濟發展與民生方面相對於專制、奴役、壓迫、強權的共產主義的巨大優勢起了關鍵的作用。而像帕翠克•亨利所表述的人生信條正是自由世界人們經濟活動的道德基礎。

人們在經濟活動所當負的道德與社會責任被分開

可惜的是，二十世紀末葉的世界巨變還是沒有能使人類認識經濟活動的道德基礎對於經濟活動的經濟效應的作用。特別是公司法人的出現並成長為世界最龐大的機構後，不僅僅將人們經濟活動與其本身生命的意義完全隔離，甚至於將人們與其經濟活動所當負的道德與社會責任分開。人們作為公司股東與公司的關係與責任很大程度上縮減為純粹的金錢關係，公司經營的好壞對於股東只有分紅多寡的意義，公司經營對於社會的責任則完全交給公司法人去擔負。不需要負道德責任的股東和並不具備道德感的公司法人，使人們對經濟活動的道德基礎日趨漠視，使逐利與擴張成了公司法人的唯一目的。法律成為社會約束公司法人擴張貪欲的最後屏障。那麼在人所看不見的範圍，違法，貪佔，巧取名目豪奪攫取，正是道德下滑的反映，也是法律管轄不住的。

中共的利益誘惑不僅將這種對道德的漠視催化到了極致，並為其提供了最不需要負責任的藉口。

近二十年來西方跨國公司、商業集團在中國的所為已經證實了，它們當初所謂幫助中國發展的種種理由沒有一個實現過，包括中國是多麼好的投資機會也已經成了對西方普通民眾的誤導。現在在西方已經不再諱言中國是出口型經濟，而且是來料加工型的，靠廉價來佔領市場的。這一切已經明白無誤的表明了，在中國真正的商業機會就是榨取那裡廉價的勞動力。

中國的“低人權優勢”由中共暴政所造成

美國部分媒體關注、報導中國廉價勞動力的問題還是從2010年以後才開始的，而其原因不僅僅是出於對中國勞工的關心，還有關注美國就業機會大量流失到中國的原因。紐約時報報導過奧巴馬總統向前蘋果公司總裁喬布斯討教怎樣才能讓iPhone在美國生產，並問到為什麼那些工作不能回到美國？喬布斯說，那些（流失到中國的）就業機會再也不會回到美國來了，因為美國找不到這麼好的勞動力了。然而，如此優秀的勞動力，他們勞動所得到的回報又是什麼呢？蘋果配件主要供應商，台灣鴻海公司下屬的富士康在數月之內連著有十幾名員工因為工作負荷而跳樓自殺。如果這些員工得到了他們當有待遇，這樣的悲劇會發生嗎？

有不少人說，如果不是西方的投資，那些廉價勞動力連那點低廉的工資都拿不到。如此說法不僅是傲慢，而且是昧良心，甚至是歧視的。中國職工的工錢，不管是藍領還是白領，都是被中共所人為壓低的，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除去工資之外的勞動環境、勞保、健保等等與職工福利或權利有關的，無不被中共人為的壓低。如果真正代表職工利益的社會組織和體制能在中國存在，中國勞動力會如此低廉嗎？如果人權律師在中國能被允許替受害人說話，那些因為各種生產事故而喪生的工人家屬能隨便被幾百元就打發了嗎？如果環保組織能在中國真正發揮作用，中國工人的勞動環境能那麼惡劣嗎？中國的學者已經在公開討論中國在世界經濟競爭中的“低人權優勢”，可見這個問題已經到了多麼嚴重而普遍的程度。這個殘酷的現實固然是中共暴政所造成，然而這卻是西方跨國公司、商業集團能夠在中國剝削、壓榨廉價勞動力的前提。

奴役制的“白手套”

榨取、剝削廉價勞動力，這和奴隸制在本質上有什麼不同呢？這在幾百年前就禁絕了奴隸制的西方是會聲名狼藉的事情。可是，對於西方跨國公司、商業集團而言，在中國的商業機會妙就妙在這個惡名完全由毫不在乎的中共自願頂著，而不會因此而壞了他們的名聲，髒了他們的手。正因為中共暴政導致的“低人權優勢”與西方跨國公司、商業集團在中國剝削、壓榨廉價勞動力的利益相一致，所以歷來在中國人權問題的方方面面對西方各國政府替中共遊說最賣力的就是這些跨國公司和商業集團。彼此的利益形成了一種默契：中共的“低人權優勢”保護了跨國公司、商業集團的利益與名聲，而跨國公司、商業集團的遊說保護了中共“低人權優勢”的可持續性。

的確，純粹從逐利與擴張來看，與中共的這種交換與默契對於跨國公司和商業集團來說，是很理想的營運模式，可以合法的、不需負道義任何責任的收取奴隸制的超額利潤。這就是為什麼十幾年來西方自由世界，特別是美國，每年對中國都有巨額的貿易逆差，可是那些跨國公司、商業集團卻仍然樂此不疲。因為，本質上，那些巨額的貿易逆差並不是貿易意義上的，而是那些跨國公司、商業集團付給中共這個奴隸主的託管費或外包費！這個託管費或外包費越大，他們賺取的利潤越大，他們因而樂此不疲。

巨大的利潤驅使，使得這些跨國公司、商業集團甚至甘於提供技術或直接協助中共迫害人權，限制公民自由。而當他們為此而受到指責之時，卻有一個最好的不需負責任的藉口：遵守中國法律。在西方，法律是社會約束公司法人擴張貪欲的最後屏障。在中國，中共成了公司法人逃避法律約束的屏障！

這種不負責任的商業操作在2006年美國國會針對思科、雅虎、微軟和谷歌協助中共限製網路信息自由的聽證會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面對國會議員嚴厲的指控，這些巨頭公司無辜的表示，他們需要美國政府給他們支持，因為作為私人公司，他們無法與中共政府抗衡。然而，歷來對美國政府遊說以減輕對中共人權迫害壓力最為賣力的不正是這些巨頭們嗎？

當然，西方跨國公司、商業集團在中國不需要擔負的還不止是人權方面的責任，環境污染、能源浪費、商業道德敗壞等等，都可以推到中共頭上去而不需要負責任。過去二十年來，西方民眾談到中共時問得最多的一個問題就是：中國不是已經實行資本主義了嗎？看來，現在應該問的是，目前這種不負責任的資本主義還是亞當•斯密心目中的資本主義嗎？

第四節 無需為真實與公正負責的媒體

在紛紛力圖進入中國市場的西方跨國公司、商業集團中，媒體公司，包括新型的網絡公司，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它們對中共既有利用價值，又對中共絕對控制的宣傳喉舌構成潛在的威脅。它們喪失立場與中共合作的結果，使得他們成為既是與虎謀皮的受害者，又是為虎作倀的害人者。

媒體公司不是製造業，基本無法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工，這一點決定了西方的媒體公司在中國是賺不到錢的。最典型的如默多克，在中國投資幾十億美元，並挖空心思的討好中共領導人，最後卻不得不哀嘆在中國投資的失敗。

西方的媒體公司沒有看透這一點，卻以為不去觸犯中共宣傳的禁區就可以有機會賺錢。殊不知，無論他們怎樣刻意奉承，對於中共來講，終不如中共掌控的宣傳喉舌那樣放心。最近披露出來的薄熙來、周永康扶持百度而將谷歌逐出中國的內鬥黑幕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西方的媒體公司也沒有看透這一點，其刻意奉承不但沒有得到什麼好處，反使自己成了自願被中共利用的受害者，並被中共利用來害人。

西方媒體被中共利用營造各種假象

西方的媒體公司對中共的利用價值首先是全球範圍幫助中共營造各種假象，特別是人權改善的假象。在這方面，默多克父子又是最典型的。最先施行自我審查、並鼓吹自我審查的正是默多克父子。為了討好中共，默多克新聞集團旗下的媒體主動禁止、刪減批評中共的報導，並公開宣稱外國媒體在中國就應該顧慮中國政府的感受等等。當然，為了討好中共而自我審查的媒體不只這樣一家，想進入中國市場的外媒幾乎無一例外的都在自我審查，就連以“絕不作惡”為公司宗旨的谷歌也一度按照中共的旨意過濾敏感詞，而微軟至今仍在過濾敏感詞。

西方媒體公司如此做法，不但已經完全違背了西方自由世界最根本的價值之一，即言論與出版自由，其受害者也遠遠超出了中國人，而是他們所有的讀者。

西方人不一定都知道太史簡、董狐筆的故事，但是言論與出版自由在西方價值系統、民主體制中的重要性是家喻戶曉的。因為民眾的知情權乃是代議制民主的基礎，而信息、意見、新聞的自由流通是形成與反映民意的唯一途徑與保障，因此言論與出版自由與民主是不可分割的。人們或稱媒體為無冕之王，或稱之為第四權。杰弗遜曾言，如果要在沒有報紙的政府和沒有政府的報紙之間做一選擇，他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很多學者認為真正保障民主制度的是言論與出版自由。這些都充分錶明言論與出版自由對於西方自由世界來說是最根本的價值之一。

當西方媒體為了討好中共而對其新聞報導自我審查時，它們已經完全踐踏了新聞的社會與公益價值，而將新聞純然變成了媒體公司的私有產品。 “生產新聞”就如同生產產品一般，

有礙於媒體公司盈利的新聞產品就會被媒體公司禁止與刪除，對新聞的經濟效應的考慮取代了對新聞當有的客觀與公正性的關心。這與新聞管制已無根本差別，只不過是新聞管制是出於政治原因，而媒體公司對新聞的管制出於經濟原因而已。而媒體對其新聞報導的自我審查，使得其讀者無法得知事實與真相，這已經侵犯了民眾的知情權，已經構成了信息欺騙（information fraud）。

由於這種信息欺騙，西方自由世界的民眾對於中國的真實情況知之甚少，而受替中共做美化宣傳的影響卻特別多，以至於當知道一點中國人權惡化的真實情況後，西方民眾非常普遍的反應就是：我還以為中國人權已經進步了很多了呢。從這點來講，西方民眾受到的蒙蔽甚至超過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民眾。例如，中國的學者與媒體已經在普遍的討論中國產業勞力中的“低人權優勢”，而這個概念在西方還完全沒有人在媒體中提到過。同樣，當中國的媒體已經公開的討論中國與西方的“訂單外交”的時候，西方媒體上卻完全不提“訂單外交”這個概念。如此，西方民眾自然無法了解他們國家對華政策的真相。

損人不利己的典型

西方的媒體公司對中共的利用價值之二是在全球範圍進行其欺騙宣傳。如上所述的“中國模式”的炒作就是一個例子。庫恩所作的“江澤民傳”也是中宣部安排的。 CCTV能夠大舉進入西方市場，更是默多克直接幫助的結果。

西方的媒體公司對中共的利用價值之三是媒體業的高技術，包括監控媒體的高技術。思科幫助中共發展“網路警察”軟件而被告到法庭已經是廣為報導的事情。默多克幫助中共新聞喉舌建立網站技術也是眾所周知的。雅虎甚至於提供給中共國安部門信息導致師濤等多名新聞與民運人士被捕。

西方媒體公司卑躬屈膝所作的這一切，最終卻沒有如願進入中國市場，成為損人不利己的典型。當然，個別媒體公司，如默多克的新聞集團，即​​使在西方也並不遵法守紀誠實運作，然而，像在中國這樣的整體墮落，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的媒體業中還沒有過。

西方媒體公司在中國所作的助紂為虐的一切，西方媒體公司一概以“商業決定”來辯護。紐倫堡大審已經確立了上級命令不足以免除罪責的原則。難道“商業決定”就可以免除了嗎？何況，這一切確確實實的是在中共的“上級命令”之下進行的。

第五節 不再獨立的學術與學者

中共對西方學者獨立人格和獨立思想的侵蝕

獨立的人格，獨立的思想，批判的精神和社會責任感，這些都是知識分子應有的價值觀與寶貴品格。更是被長期蹂躪的中國學者敬佩、羨慕西方學者之處。現在，中共的威逼利誘，使許多研究中國問題的西方學者也無法保持他們應有的品格。

作為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他們屬於最清​​楚中國問題的一群人。早在2002年，著名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就曾撰文“中國－吊燈裡的巨蟒”指出，“人們必須重新認識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共產黨的最高領導層像過去一樣，首要的任務不是經濟發展、社會公平、中國的國際地位或其它的為了全民的目標，而是牢牢抓住自己的權力。”

作為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他們也最清楚中共如何利用願意屈從而合作的學者與打壓堅持獨立人格的學者。 2011年9月起在紐約時報網站上進行的一個關於“美國學者要如何抗拒中國的控制？”的持續討論中，馬里蘭大學的拉里.品川（Larry Shinagawa）教授指出：“講到中國的部份，一定有某些學者被列在黑名單上。他們可能是研究少數民族議題的，或研究中國污染問題的學者，他們可能被中國官員列入黑名單。想像你正在發展整個學術生涯，而你的研究對象就是中國，卻不被允許進入中國，這將十分的困難。所以有時候你研究的範圍十分受到限制，並且也無法如你所意的，真實寫出。”

當學者們不能寫出他們真實的研究結果時​​，其後果卻因為社會普遍對學者的信任而變得非常嚴重。經濟學家何清漣在其《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修訂本的序言中就指出過：

“’經濟增長’現在構成了政府的合法性基礎，也成了不少樂於與中國政府在研究項目上合作的外國學者對中國的發展持樂觀看法的依據。至於中國政府習慣性地對統計數據造假這一特點，卻被這些學者出於一些利益考慮而被有意忽視。

“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政府已經學會了用利益控制讓國際社會形成對中國有利的輿論，一些有正義感的學者出於道義批評了中國政府，因此被中國政府拒發入境簽證，多年來不能進入中國，因而影響其學術生涯。這種間接的打擊實際上起了’引導輿論’的作用，其他一些研究中國的學者（尤其是華人學者）發現讚揚中國能夠贏得中國政府好感，進入中國考察，並從中國政府部門那裡獲取一些他們自己也明知道並不真實的材料，而這是他們獲得研究基金的必要條件，也是他們在學術界贏得地位的’資本’。

“於是在中國政府與這些學者之間形成了一種值得注意的’循環’：壟斷了各種信息供給的中國政府是所有研究資料的權威提供者，而一些外國學者根據這些資料所做的研究，不管與中國的現實有多大差距，又被中國政府有選擇地登載在《參考消息》及其它各種介紹國外的中國研究的報導中。中國政府藉此向本國民眾證明：中國經濟建設的成就已為外國學者的學術研究所論證並認可！在表面上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實則在西方文明面前深深自卑的大部份中國公眾當中，外國學者的’科學論證’還是有相當市場的。當然，中國政府與這些外國學者在資料與論證上互相賦予’合理性’的利益關係，對學者們來說畢竟不太光彩，因此被深深掩蓋起來。”

這個被深深掩蓋起來的問題有多嚴重呢？香港科技大學社會學教授、經濟學家穆嘉（Carsten A. Holz）寫過這樣一篇文章，“研究中國的學者是否全部被收買？”文章中，作者很坦白的說，包括他自己在內，研究中國的學者，習慣性地討好中共，有時是意識到的，而經常是無意識的。 ”

作者也很坦白的說出了這些學者的苦衷。 “外籍的中國學者為方便蒐集數據，就要與大陸的學者合作。一些西方學者在中國有親屬，有房產，他們的母語不是漢語，已經投入多年時間學習中文，把自己的事業建立在一個巨大的、無法轉移的投入之上。我們受益於我們在中國的關係，從那裡得到信息、觀點與內情，因而我們得保護這些關係。結果是皆大歡喜，西方讀者得到學術界的最新觀點，我們自己得到事業上的成功，中共得到我們為他們提供的廣告宣傳。在獎勵與規誡知識界方面，中國是相當獨特的，全體知識界都選擇了同一條路：那就是不要得罪中共。”

那些被認為冒犯了中共的學者，就被列入被中國禁止入境人士的黑名單。在以上所提到的“美國學者要如何抗拒中國的控制”的討論中，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教授詹姆斯.米爾沃德（James Millward）指出兩名美國學者黎安友（Andrew Nathan）和林培瑞（Perry Link ），就被列入黑名單。而包括米爾沃德在內的13名學者，也由於在2004年合作出版的一本書《新疆：中國的穆斯林邊陲》，也被列入中國禁止入境人士的黑名單。

包裹在“學術”外衣下的謊言

中共對學界的影響遠超於以上這種威脅。何清漣在“警惕包裹在’學術’外衣下的謊言”一文中指出，“中國政府曾經在《統計法實施細則》與《涉外社會調查活動管理暫行辦法》中明確規定兩點：第一，中國境外的組織、個人需要在中國境內進行統計調查活動時，不得自行調查，應當委託中國境內具有涉外統計調查資格的機構進行。而這一’調查資格’，必須由國家統計局民間與涉外調查管理處審查批准；第二，調查所得的全部數據資料在交付境外委託方前，必須經由政府部門審核同意。 ……但凡腦筋還正常的人都應該知道，貓爪子下的夜鶯不能唱出好聽的歌，這種在中國政府嚴格控制下的’調查研究’，以及經過政府審核的數據與結論還有多少真實性，真是只有天知道。”

中共以利益來威脅和引誘的還不止是學者。那些被放上黑名單的學者所屬的大學不願出面與中共據理力爭，因為它們想吸引中國學生來留學。 2006年，美國“全國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雜誌向波士頓大學的學者，中國作家哈金（Ha Jin）約稿，“中國的新聞審查”這篇約稿是為該雜誌2008年5月的有關中國的特刊所準備的。不料，當該雜誌於2007年在中國找到合作夥伴而準備在中國發行時，就將哈金的約稿取消了。

有時候，中共的政治需要還會以迂迴的方式表現出來，影響學者們的研究課題。 1999年後有幾年，中國的基​​層選舉曾經是美國學者研究的熱門話題，認為是中共走向民主化的表現，並成為美國新聞以至美國國會關注的話題。那時，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撥款的重點也是這個話題。其中的原因，可能沒人能搞清楚，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學者的研究現在已經毫無價值，而民主基金會的撥款也打了水漂。

這裡要指出的是，中共對西方學者獨立人格和獨立思想的侵蝕，還是通過個別勇於公開承認自己弱點的西方學者才得到了直接的揭示。以上提到的林培瑞、穆嘉就是這樣的學者。這裡不能不提一下被譽為“頭號中國通”的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教授。費正清對於中共的興起與發展的研究影響了好幾代西方漢學家。 “六•四”大屠殺驚破了他對中共曾經浪漫兼理想的認識，因而寫下了《費正清論中國：中國新史》這部他生平最後的著作。他在著作中大幅修正了自己以往對中共的錯誤認識，公開承認自己過去為中國諱飾的“第二愛國”或“愛中國”的心理，並指出西方漢學家有一種職業病，即不肯暴露他們所研究的對象的壞處。如此公開而嚴厲的自責，表現了學者的良知。費教授於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二日上午將該部書稿送到哈佛大學出版社，當日下午就心髒病復發並於兩天后辭世。

當今西方研究中國的學者面臨的困境與壓力遠比費正清時代要大得多，他們敢於檢討自已的勇氣也更難能可貴。在歷數了屈服於中共的研究中共的學者們的種種有違學者獨立人格的事例後，穆嘉教授寫道：

“很明顯我們知道存在勞改營，人們未經審判就被關進去，也許就在裡面蒸發，我們知道有人遭受國家安全部門的刑訊，我們知道法輪功信徒遭到的處置，但我們選擇往前看，繼續我們消了毒的研究和教學。我們對中國政治體制導致的三千萬人死於大躍進造成的飢荒，七十五

-一百五十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謀殺視而不見。什麼才能讓西方學術界停下來想一想：他們到底在與誰共眠？

“如果學術界不去想，還有誰會呢？世界銀行和其他國際組織也不會，因為他們從與中國打交道中獲利。他們的銀行關係依賴於中共的緊密合作，他們在研究合作上的事實是，最後的報告和公開聲明都必須通過中共的審查。西方投資銀行的研究部門也不會，因為銀行的其他部門很可能依賴於和中國買賣。

“這一切有關係嗎？如果從事中國研究的人忽略他們所處的中國政治環境，影響他們的研究工作的政治限制，這一切有什麼關係嗎？如果我們向西方呈現一個中共領導層一定喜歡我們呈現的中國，給自我審查後的研究問題提供狹窄的回答，把中國的政治制度描繪出一幅合乎常理的圖像，這一切有什麼關係嗎？

“從購買力的角度，中國經濟規模將在2008或2009年超過美國。中國是一個與西方經濟體越來越相關的國家：1/4的中國工業是國外所有，我們依賴中國工業來製造廉價消費品。最終，我們的養老金投資在跨國公司，而這些跨國公司越來越選擇在中國從事生產，我們的養老金依賴於中國的經濟成長。然而西方理解那個國家及其統治者嗎？什麼時候，通過什麼渠道，中共領導層另類的人權觀和民權觀將會影響我們西方對政體的選擇和政治自由呢（就像已經影響了西方學術研究和教學一樣）？在多大程度上，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因他們把自己的飯碗置於誠實的思考和教學之上而感覺羞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