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27日訊】7月25日中國大陸的官方媒體宣佈，北京市的第十三屆人大常委會決定接受郭金龍和吉林分別辭去北京市市長、副市長的職務，任命王安順為北京市代市長、李士祥為副市長。消息一出，就引起了民間和海外輿論的廣泛討論。
從微博和互聯網論壇反饋出的聲音看，不乏有網民將這一輪變動視作北京市主要領導人的“引咎辭職”，對“7-21”暴雨造成的災難性後果承擔責任。但海外媒體的看法就遠沒有這麼樂觀，《德國之聲》援引《華盛頓郵報》的觀點說兩人的辭職只是例行性的人事洗牌，不過是“虛晃一槍”。《動向》雜誌總編張偉國在接受BBC中文網的採訪時也說，將郭金龍的辭職理解成引咎辭職是過度解讀，是許多人的一廂情願，郭把市長的位置騰出來，不過是為了高就北京市委書記的職務，不過是按既定方針升遷而已。
當前的關鍵在於“辭職”選擇的時機。回顧從去年到今年的幾例省級大員的人事變動：2011年8月25日原海南省省長羅保銘升任海南省委書記，蔣定之任省長。8月30日海南省人大常委會召開會議，接受羅保銘“辭去”海南省省長職務。2011年12月11日，原安徽省省長王三運調職，升任甘肅省省委書記，全國計生委主任李斌任代省長，中共中央12月11日宣佈任命，同一天安徽省人大常委會就決定接受王三運“辭去”省長職務。2012年7月18日，中共中央決定，原貴州省省長趙克志升任貴州省委書記，至於誰來接替省長暫時無下文，因此趙克志目前仍兼任貴州省省長，未向貴州省人大“請辭”。
基於以往人事變動的經驗，如果某一省或直轄市的行政首長升任黨委一把手，也同時決定了行政一把手的接任者，已獲高昇的在職省長或市長，通常會在數日之內就向當地人大“請辭”行政職務，騰出位置來，這個過程會非常快地完成。如果行政首長的接任者沒有當下確定，則在職的省長或市長會同時身兼黨政一把手一段時間，直到新的行政首長人選確定了，再向人大“請辭”。而郭金龍的情形屬於後者，他在7月初的北京市黨代會上“當選”為北京新一屆市委書記，但這次會議並沒有給出接任北京市長職務的“提名”。在這種情況下，按照體制內的程序，要麼由中央給出市長接任者的“提名”，由北京市人大常委會蓋上橡皮圖章宣佈生效；要麼最遲等到北京市召開下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來做出新的任免。在此之前，郭金龍可以黨政職務一肩挑，他何時“辭去”市長職務，其實還有滿大的彈性。可是偏偏挑在北京雨灾之后，郭金龍“請辭”、北京市人大宣佈“任命”新的代理市長和副市長。
郭金龍辭職的客觀解讀應當是在“引咎辭職”與“例行人事變動”之間，又是一個灰色地帶。首先肯定不是“引咎辭職”，因為官方的簡報中並無“引咎”的字樣，也沒說郭金龍和吉林對某件事負有領導責任、或有錯誤；其次是時間的選擇既有彈性、也有富余，偏在“7-21”雨災後這個特殊時間點上宣佈人事變動，又有別於例行人事變動，顯然和北京暴雨引發的輿論浪潮有關，是有意释放给外界一个“引咎辭職”的联想。
郭金龍和吉林理由含混的“辭職”，體現了中共決策者的顧慮重重、以及焦慮和矛盾的心態。首先當局絕不承認黨和政府對這次雨災的後果負有任何責任；但同時又讓郭金龍和吉林此時辭職，體現出“承擔責任”的姿態，相當於暗示和默認了政府的責任。這種矛盾姿態的背後還是“維穩”二字。當海內外輿論群情激憤，聲討政府對市政排水系統的忽視與吝嗇之時，如果完全不做反應，當局很害怕激憤的民間情緒會在“十八大”之前製造麻煩，給權力的佈局和交接平添動蕩；可是如果真的承認了黨和政府對這次雨災的後果負有責任，又等於鼓勵了民間向當權者問責，恐怕引起連鎖反應，就是更大的一個麻煩。所以想來想去，就不交待理由，讓郭金龍和吉林來個不明不白地辭職。與此同時郭金龍的黨內職務不受影響，身為疆臣之首的北京市委書記，他相當於拿到了第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預訂卡，未來的權力佈局也暫時不受影響，這估計就是中共決策者想出的中庸之策了。
但這個不明不白的辭職，客觀上確實藏有後手。在人事變動的消息中沒有“中央決定”的身影出現, 只按表面的官樣程序說是“北京市人大常委會決定”， 意味著“7-21”雨災如若繼續發酵、影響繼續擴大，中央仍然可以拿郭金龍和吉林兩人說事，讓他們承擔後續責任。既然他們的去職不是“中央決定”，也就不會有中央在外界壓力下去修改決定的尷尬。
當前“7-21”雨災的焦點已經逐漸從下水道議題轉移到了死亡人數議題，而且也顯現出了向黨內權爭延燒的苗頭。中共的不同派系是否有意將此事作為打擊對手的工具，實在值得觀察。
7月25日晚，北京市政府新聞辦召開“7－21”災情的第二次新聞發佈會。新聞發言人潘安君在念到“全市因災傷亡”時，竟突然改口，在場的一貫溫良柔順的體制內記者們居然急了，紛紛站起來追問最新統計的死亡人數。一位拿著CCTV話筒的女記者居然像完全不懂“政治紀律”一樣，大聲說：“我看見你（指潘安君）手上拿的材料了，上面寫著死亡人數是61人，其中因公殉職是5人”。這種CCTV記者帶頭“造反”的局面極為罕見、極為反常。反常之事，多有隱情。
假如說在新聞發佈會上的記者“造反”是由於記者們良心發現，2011年的“7-23”動車事故後，也出現過記者嗆聲鐵道部發言人王勇平的現象。那麼這次記者“造反”的過程竟然被繪聲繪色地登在了“人民網”上，就不能不令人大呼詭異了。
更加詭異的是郭金龍辭去北京市長的第二天，《人民日報》就發表了一篇署名“范正偉”的評論文章《傷亡人數不是“敏感話題”》，直接點了郭金龍的名。文中說“也是在這幾天，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強調，‘因災死亡情況及時向社會公佈’。只有‘公開’與‘及時’連在一起，提速信息發佈，提高發佈質量，才能真正地以人為本，為死傷人數脫敏”。從全篇文章的語氣看，這句點名的評論等於是批評北京市政府從22日以來，連續幾天將死亡人數“維穩”在37人的做法是不公開、也不及時的。
談“公開”與“及時”從概念上講當然不錯，但問題是，6月30日的天津薊縣大火，官方宣佈僅死亡10人，民間調查的死亡人數高達數百。以張高麗為首的天津市當局至今仍堅持10人死亡的數字不做更新、不加改正，一不“公開”、二不“透明”，《人民日報》也不置一辭。在北京雨災上《人民日報》突然間“正氣凜然”地現身，個中因由實在耐人尋味。
儘管7月26日北京市政府已將死亡人數更新至77人，但是仍然遠低於民間的估計。將紙面上的死亡人數給“和諧”下來當然容易，但是對災民的救濟和安置卻是具體的工作。試想如果真實的死亡人數遠超官方的公佈，社會又普遍認為政府對如此沉重的損失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死者家屬會心甘情願地將失去的親人不了了之地“和諧”下來嗎，他們當中不會產生向政府要賠償、要說法的訴求嗎？
北京不比四川什邡、不比廣東中山，乃是中國的政治中樞，一旦北京的民情激憤起來，就是置於世界的注目之下，既難以掩蓋、強力鎮壓又勢必擴大影響，是最令當局頭疼的麻煩。中共的各派顯然都能意識到“7-21”雨災的政治意義，他們將如何看待此事，又將如何在權爭中加以利用呢？嚴峻的天災發生在“帝都”北京，又恰逢“十八大”之前的政治敏感時刻，天時與地點的結合使得這件事不可避免將產生持續的影響，有向多個方向發展、衍生的可能。最終的結果是甚麼，當前恐怕只能仰問天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