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21日讯】《动向》杂志在今年的六月二十七日报导，贺国强在六月初召开了河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的三省两市的副书记和纪委书记的座谈会上说，中央对地方领导失控，对基层党组织领导失控，对乡村政策失控。归根结底，三大失控是中央和省级地方党政关系位置长期不能理顺，从隐形危机到了现实上的危机，这可以从政治、思想、组织上，方针政策贯彻执行上都已经集中的反应出来了。
他还说，中央对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建设和指导上失控，党组织班子成员复杂，党组织生活基本停顿，党不管党；对乡村政策和管辖失控，党组织和行政机构的正常运作停顿瘫痪。贺国强还说，党政机构处于停顿瘫痪状态的为百分之八十，较好的只有百分之八。
习近平近日在中央和国务院部委书记、部长们的政治学习班说，九成的中央委员的亲属们移民海外，持有双重国籍。他也承认共党政权面临着重重的危机，并且说，危机能否解决，根本取决于党的自身改革的勇气和坚定性，取决于社会的呼声和动力。
从这两个人所说的话去分析，共党亡党是一定的了。共党总是在宣传亡党就会亡国，其实这是在拉大旗做虎皮，也是牵强附会。大家都知道共党是一贯的祸国，祸国的祸害亡掉了，国家只会好起来，共党即将灭亡，那是因为三大失控造成了党和行政机构百分之八十停顿瘫痪，还能勉强控制的只有百分之八，至于剩下的百分之十二，估计是处于失控和勉强控制之间。
也就是说党政负责人是要有利可图的，才会执行上司的旨意，否则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党政两套机构失控的现象，应该说是始于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两套机构的干部们被莫名其妙的主义、路线是闹得晕头转向，一会儿被打倒，一会儿又站了起来，一会儿又犯了错误，一会儿又被打死、或者自杀了。
老百姓们就更是无所适从，一会儿是阶级立场不对了；一会儿又要表忠心誓死保卫；一会儿拉帮结伙的互相打群架；一会儿又要争当造反派，最后老百姓们糊里糊涂的全犯了错。把人当猴耍的毛泽东，并不聪明，中国民间的百姓们更不傻。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几十万民众涌向了天安门广场，对活着的毛泽东喊出了打倒现代秦始皇的吼声。在毛共极权的红色恐怖统治之下，仍然发生了失控的现象，这只能说明国人民众们发现自己上当了，不再认同毛共的政治、思想、组织和方针政策的那一套了。
八九年邓小平调动了集团军，进北京搞大屠杀，其中大多数的军师长们是拒绝执行屠杀人民的命令，宁可被撤职去坐牢、被枪毙。邓小平可是个老军头，对军队也失控了，原因是军队不认同给共党政权当家丁、当打手。军队所保卫的不是政权和政府，军人的天职是保国为民。
到了江泽民、李鹏当政的中后期，他们的政令已经不出北京城了，失控的现象就凸显出来了。五六年前体制外的学者们根据中国大陆上的种种乱像，说出了胡温的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话，证明共党统治的危机深重了。今天危机和失控的话是出自习近平和贺国强之口，而且还以百分之八十和百分之八两个数字来佐证，可见危机和失控已经到了极限。
据说共党内部是派别林立，什么江派、改革派、开明派、血债派、团派、太子派的，我们不知道这两个人是什么派，党老板是胡锦涛，说出了辉煌六十年的话，行政总经理是温家宝，说出了中国强大了，中国人民幸福了的话。如此看来，中南海内部也失控了，胡温的政令已经不出胡和温的办公室了。
这种处境甚至不如满清末代皇帝溥仪‧爱新觉罗。辛亥革命成功后，他被限制在故宫里做皇帝，权力不出故宫，宫墙外是中华民国的共和政体，而宫墙内依然是皇权专制。溥仪的政令在故宫的大墙之内还是一呼百应的。
另一个现象就是共党更望尘莫及的，专制制度之下的故宫大墙之内，无论是后妃、太监、宫女都明白大清国的大势已去，人人都在为自己打算后路。宫廷里又从来都是奇珍异宝，历代著名字画的宝库，后妃们、宫女们偷，太监们就往外运，送到京城里的大小当铺、钱庄去抵押兑现。
谢天谢地的是许多稀世的珍宝是流入了民间，但却没有流入外国，带着钱外逃的后妃、太监、宫女们也只是从宫墙内卷款逃到了宫墙外，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与亲人团聚，或者是去适应新的生活，没有人卷款逃去外国，或者去买外国护照的。
共党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党老板们又是唱高调，又是发指示，还要宣传大好的形势。与此同时，党政两套机构的干部们和太子党们就大大方方的贪腐强劫，把赃款送到国外，通过多种方式洗钱，再存入外国的银行，然后连家属带本人从中国大陆消失了，换个外国的名字就不知道在哪个国家去做富翁了。
例如，邓小平一边发明了个猫论、过河论两个所谓的理论，一边指使着他儿子卷走了二十多亿美元去美国；江泽民是勉强的发明出个三个代表的所谓理论，但是以自己的名义在瑞士银行存了二十多亿美元；胡锦涛干脆勉强的拟定了个保先、八耻八荣的几项规定，可手下的九成中央委员们都成外国人了。
控制不了几千万党徒们，或许是情有可原，但是几百个中央委员中的百分之九十都加入了外国籍，这个失控就非同小可了。归化外国的人，首先是认同那个国家的价值理念，然后是效忠于那个国家。
俗话说一心不可二用，一个人怎么可以一边拥护民主和自由，一边又举手表决赞同极权；一边享受着做人的权利和尊严，一边又拥护对人民的屠杀和镇压；一边享受着自由市场经济的繁容，一边又去主张政权应该操控工业、金融、经济、银行和股市；一边享受着人家的人文主义的国家福利和社会的保障制度，一边又翻过脸去符合共党兽性的贪婪和虚伪呢？
早在隋唐的时候，有一句话说是古人形似兽、却有大圣德，今人形似人、兽心不可测。两面派从来遭人唾弃，双面人也没有人看得起。百分之九十的中央委员们原来是人面兽心，这就难怪中国大陆经济崩溃，民愤沸腾了。共党可悲，煽动爱国主义，可是卖国的是共党，归化外国的又是共党的党徒、党棍们。
中国人从来爱国，但不会爱党，也不会爱政府，共党也清楚，所以表面上是爱国主义，实质上是在煽动民族主义的狂潮，其实共党又失算了。无论是满汉蒙藏回，哪一个民族都不愿意自己的民族里出现像共党这种人兽两面派，人面兽心之徒的。共党团伙是另类人，中国五十六个民族里没有共党这个族类，五千年文化里没有共党这种极权兽性的文化，以兽性贪欲为主导的共党是不可能有忠实分子的。
团伙内部无忠诚，于是五毛党才应运而生，犬儒们才纷纷亮相，这里没有理念、信念，更提不到理想主义或者是信仰。五毛犬儒们所图的无非就是蝇头小利、窝角之名，作为交换的那就是他们的人格和灵魂。最蠢的就是那群愤青、愤佬们，抬轿子吹喇叭，摇旗呐喊，名和利全然无分，至多就是吃一份免费的午餐而已，但却是站错了立场，吃错了饭，落下了一个不齿于人的下场。
在这一点上共党政权还在苟延残喘着，却比不上已经灭亡了的满清。满族的遗老遗少们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复辟，但都被高高的宫墙挡住了。直到溥仪被撵出了皇宫，住进了天津外国人的租界地以后，朝廷上原来的文臣武官们蜂拥去了天津，献计献策献财宝，表忠心，就如同天天上朝一样去叩见溥仪问安。
日本占领了东三省，溥仪决定去做满奸，去日本人命名的满洲国做皇帝，这帮文武大臣们和遗老遗少们或许知道这么做是不对的，但是忠君的思想，还是战胜了不做满奸的思想，不少人还是跟着溥仪去了东北，组建满奸政府，又苟活了几年。
试想一下共党垮台以后，可能不可能还有几个忠实分子跟着再上井冈山，或者去延安窑洞的呢？当然有，毛新宇会去，问题却是，井冈山和延安的人民可不可能会再收留共党。满清王朝到了摇摇欲坠的后期也没有出现过五毛犬儒现象，更没有整体哀叹着，要是没有了爱新觉罗家族中国可怎么办的愤青愤佬们。
满清灭亡了，也没有人想去清算溥仪，溥仪还可以过上自由自在的日子。有一天溥仪去散步，走近了一座桥的边上，看见了一个瘦瘦的老人跪在桥上，向溥仪磕头，三呼万岁，并且还要讨封赏。这个老人说，他的祖上曾经是入关的八旗士兵中的一员，后来战死了，始终没有被朝廷封赏过。溥仪因为看到了他是跪在桥上，随口就给他封了个镇桥候，这个人当即是谢恩，高高兴兴的回家去庆祝自己被封侯了。
这就是说，灭亡了的满清仍然有一批愚忠的人，而共党还没有灭亡，三退的人数就已经超过了一亿，仍在党内的人是极力避免被人们知道他是党员，受到共党恩惠被封做体制内公务员的人，只要敢于当街说出他是公务员，就立即会遭到民众的围堵和拳脚相加。
为什么会是这样？这就是贺国强所说的，党组织和行政机构百分之八十正常运作停顿瘫痪，这里所说的停顿和瘫痪的是指党的政工干部们和行政机构的公务员们的日常应该做的正常工作，该他们做的他们都停顿了，那么他们整天都干什么呢？当然是以权谋私利，贪腐抢劫，坑蒙拐骗。
过去历朝历代的皇帝们，每年都要在几个大庆典的日子里走出皇宫与民同乐，也有微服去民间私访的。现实共党的县长们没有军车开道都不敢出门，这就是说，皇权专制远比不上共党极权的万恶。习近平算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说，危机能否解决，根本取决于党的自身改革的勇气和坚定性。
马克思说过异化这个词，八十年代的中期，共党当时就派出了个邓力群搞了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于是共党就彻底的异化了。异化到了今天公开的做土匪，公开的耍流氓的地步上，就是因为共党没有言论的自由，没有自我反省、自我改正、自我更新的功能和机制，于是才异化到了今天地步上了。
共党说了六十多年的一句话就是相信党、依靠组织，加上党永远正确，又必须领导一切。习近平的思想仍然局限在这个格式里，党去领导自身的改革，无论拿出多大的勇气和坚定性也是枉然，因为共党自身根本就不具备这种机制和功能。
贺国强说，党不管党，那是因为党管不了党，总书记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管不了党，那是因为谁也不听谁的。习近平或许也想到了党不太可能进行自身的改革，于是又提出了解决危机的另一个可能性，就是要取决于社会的呼声和动力。从这句话中又可以看出习近平或许读过一点二十四史，但却显然不太了解共党的党史。
共党是以欺骗起家，以暴力篡政，五十年代初毛泽东曾说过，只要有百分之三十的国人的支持，共党政权的问题就不大。在毛当政的二十七年中，正是由于他自己对权力的欲望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上，大大小小近二十次所谓的运动去耍弄愚弄国人民众。在他死之前这所谓的百分之三十的支持率估计也所剩无几了，毛死了文革才停止。
共党也被文革搞的是七死八伤，所以才提出了不搞斗争了，搞经济和四个现代化，中国人为此是松了一口气，也兴奋过一阵子，但很快就明白了邓小平所说的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实质，竟然是官儿子们、官太太们以权谋富、贪污致富，致使刚刚出现的有限的支持率又丧失了。
这二十多年共党无耻的暴力贪腐，使得民间在五、六年前就喊出了打倒共匪，驱逐共党的声音。仅二零一一年一年之内全大陆爆发了十八万起民众抗暴维权的事件，而今年的七月一号香港又爆发了四十万人参加的示威大游行；以应对胡锦涛的去港，示威游行的一个主题就是认清共党的罪恶。
社会的呼声和动力依然如此了，那么共党继续当政和存在就都属于是非法了，非法的东西当然就要坚决的取缔。几年前共党的内部曾经讨论过是否换个名称，不再叫共党，改叫社会党或者是什么党。任何人都可以组党，组党就是为了要执政，执政就要提出国统和法统。
中华民国之父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是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共党的国统是什么呢？一九四八年以前大喊民主自由的是共党，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实行极权统治的还是共党，法统就是党治，党治就是人治，党就是法，可是这个法又因人而异，不但没有确定性，反而是违反普通法和自然法的法制。
共党宪法中的四个坚持的条款就是公然违法犯法的一例。中国人都知道，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是活着却不是为了四菜一汤的待遇，而共党们却不懂。人活着是为了要去体现和反应作为人的价值，共党们又不懂，价值产生理念和新思潮，征求人们的认同和支持，共同创造属于全人类的幸福生活，共党们就更不懂了。
既然全不懂，那么共党无论改换什么名称，其本质仍然是共党。同样的道理换上了任何一张新面孔去做党老板，其本性仍然是共党，共党已经从毛泽东狂妄、奸诈、混不讲理的强人政权退化到了今天的现代的庸人政权，还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明共党不会完蛋的呢？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次的这个节目的时间里我们再见。
文章来源：《希望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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