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子:質疑《解放戰爭啟示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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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2年7月14日訊】這是我質疑《解放戰爭啟示錄》的第三篇文章。共產黨三年的擄掠叛亂,通過中共中宣部操控政治園丁(教師、幹事、評論員、記者)等黨的宣傳「喉舌」,用鬥爭哲學的政治宣傳畫眉、搽粉、塗口紅,說成「解放戰爭」,幹匪幫一般不幹的壞事:曲解事實,臆造歷史。

說中共暴亂奪權的目的,就是為了再造中國人,執行毛澤東的命令「將革命(暴亂)進行到底」。為達此目的,就必須讓中國人思想怪異:認猴子為祖宗、視神通為迷信等,所以就有了胡亂批判:醜化春秋的孔子,美化黃巢、李自成、紅軍的流竄等,人腦被電腦似地編了「恨禮教,愛中共」的感知神經、理智趨向、情感喜惡、意念志向,人一批批被再造成為「鬥為樂」的思想戰士:一聽誰說共產黨不好,如同聽人罵娘;批判誰,不針對觀點,見女人罵寡婦,見男人說太監,非禮「利劍」刺人心窩。《烏有之鄉》與「紅歌」都說這類話。

批判不求真理只為鬥爭,變異了古希臘由畢達哥拉斯、巴門尼德、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接力承傳的理性批判傳統──經驗辯證,明辨矛盾,歸納定義,準確判斷,演繹推理,抽象論證,心繫美德,敬畏神靈,萬念歸一──的啟智明慧的沉思方法,被德國馬克思、俄國列寧、中國魯迅等人引導偏離了「小心求證,敬畏上帝」的思想航向:馬克思說「他就在地獄入口」,列寧不講道理和聲嘶力竭地批判科學家馬赫等,魯迅竭盡冷嘲熱諷,中國人在大陸學校就這樣學習帶著馬、列、魯的思想、情感和意志的文字及其精神。領悟文字和精神,各人不同,有深有淺有正有邪,可通過崇拜毛澤東跳「忠字舞」和學「語錄」趨同了。

趨同後揚惡棄善:唱「花籃的花兒香」,忘了中共販賣鴉片的邪惡;唱「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國軍被看成不抗日的武裝。史家、作家、作者、記者、教師持續宣傳中共紅軍匪幫的政治口號,習慣了做中共的政治傳銷員,至今大多數人還在一枕黃粱的夢境中。人信了中共,就選擇了被專制:被中共朝秦暮楚、顛三倒四的運動訓練後,耳朵、眼睛都給了中共,聽不得講孔子好,看不進說魯迅壞的文章,一聽「禮教」就想到「吃人」,一聽「革命者流血」就想到「國民劣根性」,恨給了「禮教」愛給了「中共」,黨成了爹媽成了老大,人一碰上中共、政府、軍警等政治事物,一聽批鬥、關押,心就中邪似的愛恨不由自主跟黨走了。

中共所說全面1947年至1949年之間的「解放戰爭」,其實只是引進蘇聯馬列主義鬥爭哲學的政治宣傳,先黨雲人雲,後人云亦云,歷史這樣被篡改,人這樣被再造。中共喉舌說歷史,不能夠像中國編年史與紀傳史那樣客觀紀實(最初是當時、當朝紀實,哪怕被殺頭,即便被閹割;後來轉為隔代修史,正本清源,比如清朝為明朝冤案正名)。如果秉筆直書中國漢唐到明清、民國的歷史,中共暴政統治將比秦朝還短暫。所以中共篡改歷史延續其統治。

中共完全根據主觀需要,隨意評述和批判歷史事實。比如考古在某地發現了石器和猴骨,史家就是記下這兩件事;或者先記下來,後說自己的一家之言,比如「太史公曰」。中共史家郭沫若等則把自己當成比皇帝還有權的神,直接先評判這是什麼猿人、古人、今人,而後就推出原始人群、母系氏族、父系氏族等生產方式,不合乎這些評判的史實就剔除或隱匿。

中共史家大嘴最雷人,卻都在說黨話。中華民國1947年憲法第138條明文規定軍隊國家化:「全國陸海空軍,須超出個人、地域及黨派」。中共公然拒絕退出軍隊,所以退出國民製憲會議而打內戰。王樹增不考證中華民國憲法,卻「考證」到當時土改的一份檔,上面寫有「一視同仁」分地給「國民黨軍隊服役」的人。這樣考證可以說美國的軍隊是民主黨的。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論原始社會的組織,加入印第安人部落氏族長久生活。王樹增,還有更有名的何新,這兩個大文革時代的紅衛兵講歷史,把黨史書上和中共的宣傳話語當真的訛傳。

中共山寨國這個共工氏新酋邦,說歷史就是批判史實,「黨喉舌」說謊話給「黨耳朵」聽,製造「黨心臟」。王樹增說「共產黨為老百姓具體地解決了土地問題,使得大量普通百姓、窮苦農民信任共產黨,願意跟黨走。」完全就是「黨喉舌」之語,跟錄音一樣純屬宣傳。

我在農村當知青的時候,起初跟農民說話,全是王樹增這種宣傳話語,中老年農民在公共場所任我說,對面而過時用一種憐憫的神情瞅我一、兩眼。後來在一個只有兩人車水的場所,一位中年農民跟我說:報上書上說的是假的,共產黨來農村依靠的都是二流子,工作隊帶著槍支持他們,搞什麼運動你敢不參加,不跟他喊口號,除非你不想活了。我由此被驚醒。

知曉共產黨建立的是山寨國,軍隊支持二流子逼本分農民幹壞事後,再來看淮海戰役。王樹增所說「國民黨的行軍日誌」、「被圍住的國民黨集團軍」、「共產黨的部隊」,這三個片語把國共跟軍隊關係說成一樣。可是王在演講中又說國軍服從的是長官不是國民黨,這說明國民黨沒有「黨指揮槍」的軍隊。民國也沒有規定國民黨一黨專政(領導)的憲法。臺灣民進黨陳水扁當總統,一樣統領民國軍隊,軍隊和國家都不屬於黨。「黨喉舌」無視這些事實。

現在我們漸漸清楚了:中華民國政府軍隊內部有蔣、李、唐、閻、黃等各系,像南宋的岳家軍、韓家軍等,軍隊由將軍、元帥帶,作風不同,卻都是國家的。中國共產黨是馬列邪教為靈魂的外國組織,要「解放全人類」而再造「把一切獻給黨」的新人,必須有黨的軍隊。共產黨不僅有不屬於國家的軍隊,就連它掌控的地區的人民,從開始到現在,都是屬於它的。

由此可知:江蘇、河南、山東,約590萬老百姓推小車、挑擔子走小路連夜支前,是不由自主。所謂「解放戰爭的最大啟示,就是共產黨人始終要站在大多數人的利益一邊」,是撒了60多年的欺世謊言。所以才有現在「黨員貪污受賄的現象屢屢發生」。「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並非遺忘了,而是從來就沒存在過。暴亂勝利主要是美國對外政策的失誤和蔣中正對中共太寬恕,跟什麼「人民選擇」並沒有太大的關係,本分人是被迫,二流子或許是選擇。

王樹增所說國民黨被俘副官「提的箱子裡都是金條」,共產黨的幹部魯瑞在撲克牌背後用鋼筆留言:「我是淮海人,我要在淮海戰役中貢獻自己的一切。」這種隨便舉例,根本不是實證,更不是鐵證。「都是金條」的提箱有多少,比例?魯瑞的留言有無雷鋒日記之嫌?

王樹增從毛澤東為郟縣縣委題詞「站在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面」居然推論出:毛親自到郟縣身當時的縣長籌糧,還想像出毛說了:我把郟縣拿下,你給我弄三天的糧食。天,郟縣在河南,毛澤東在陝北流竄,怎麼能夠親自去郟縣籌糧?這個王樹增,跟何新一樣真敢說。不知道是把共匪的哪位將領的事,移花接木給了毛澤東。不過王樹增說郟縣籌糧,不經意地披露了中共1947年到1949年三年暴亂的殘酷掠奪性:為奪一縣城,共軍吃光這個縣,百姓吃觀音土。這驗證了在中國傳天主教的比利時神父1952年在《內在的敵人》一書中說的話: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人,不是人,是活閻羅。可以說,中共從沒為勞動人民打過仗。常識告訴我們:勞動人民靠勞動吃飯,不靠打仗活。中共戰爭是掠奪,是大陸青天變紅天。

中共紅歷史、紅黨史,凡評判話語,諸如土地革命、長征、解放戰爭等,都不是歷史事實。總之,中共史家寫史如同寫小說,卻離經叛道教人背離學斯文、敬天地、奉聖賢的禮教天命傳統,以馬列鬥爭哲學的「人民」、「革命」等政治名詞隱瞞真相、曲解史實。比如孟良崮戰役。共軍驅趕周圍數縣的地主、國軍家人的親屬,裸體上山消耗國軍的子彈,共軍躲在後面推進陣地。這樣的真相一直被隱瞞著,到底被隱瞞了多少,還不知道。曲解史實就是蓄意和惡意批判歷史上一切蓋棺定論的人和事,比如孔孟聖賢,嬴政暴君。中共史(作)家敢於不考證,憑著大膽和隨意舉例(甚至虛構)把中華五千年是非、善惡、正邪完全顛覆。

這樣做的後果是:讓現在70歲以下的人幾乎都跟五千年的歷史傳統斷了根,思想、情感和意志全陷在黨文化的泥潭裡。中華五千年,和平歲月不爭鬥。沒有國教,所以沒有思想和信仰的異端或異教審判,舉國宣導善良,中國父子、師生、師徒,純善即真即美。從炎黃到清朝,歷朝都主要以德(禮)治國,官民都在家庭和行業中修行,只是越來越不修了。

批判的審判之風,源於西方中世紀,成為信徒、教徒的公民,有法律保護的言論自由,什麼話只要法律沒限制都可以說,所以尼采敢喊「上帝死了」的口號,批判基督教。這種心不正的不善批判居心叵測,即假即惡即醜:法西斯黨、納粹黨、共產黨,所幹壞事前所未有。

文章來源: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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