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14日訊】 說明：本文涉及的「知識分子」，主要指熱心於政治、社會事務並活躍於公共領域的群體，那些雖然依附在體制上、但只埋首本職工作的不計在內，因為他們從來未曾主動想過要如何建構自身與國家的關係。

最近發生在吳法天身上的約架事件，起因是在什邡事件上，吳為黨與政府做幫閒做得太過於無恥。這讓我不由得想起一個自己時常在想、卻不想下筆的問題：中國的知識分子在建構自身與國家的關係上，走了一條什麼樣的路？

一、從毛皮關係到精神獨立的嘗試

如果要為知識分子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梳理一個大的脈絡出來，大致可以這樣概括：

1976年以前的毛澤東時代，知識分子與中共政權的關係是「毛皮關係」。在剝奪了全社會成員的私有財產，並將所有人置於中共的政治-經濟雙重控制之下後，毛經常教導知識分子的就是一句話：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即中共政權是「皮」，知識分子只是附在皮上的「毛」而已。知識分子整體上是被改造利用的對象，文革中甚至被貶為「臭老九」。少數精英分子的利用價值較高，尤其是那些馬列主義理論素養好、文筆好的高端人才，可以被毛納入麾下，成為筆桿子，有的編寫各種教科書，有的為毛撰寫各種宏文，如九評蘇聯共產黨之類。毛對他們的稱呼有兩種，愛之恨之都稱為「秀才」（科舉制中的最低階，學問有限），官稱則有時是筆桿子，視之為「工具」，非有獨立人格的人。

1970年代末期，可以說是中國知識分子建構社會角色合法性的開端。這段時期中共執政集團作出前所未有的接納知識分子的開放姿態，鄧小平拋棄了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是臭老九」的說法，承認「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把知識分子的社會等級提高到與工人同等了。知識分子很感謝，郭沫若寫了篇「科學的春天」表示自己的激動與感恩。這一時期，以作家、記者為主體，寫了大量的文學作品，對「文革」進行反思，這些作品因之得了個特殊的名稱，傷痕文學。這段時期的典型文學形象是「愛國知識分子」，其特點除了刻苦勤勉和專業成就之外，還要強調他們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歷經磨難的忍辱負重，最終被國家政治承認接納而感恩戴德。這種知識分子形象確定了知識分子與黨國一體的政治權力之間的從屬關係。

1980年代中後期，中國知識分子與國家政治權力結盟，體制內外形成合力，共同推進改革，甚至短暫觸及政治體制改革話題。這段時期活躍於中國政治經濟舞台之上的知識分子以經濟學、政治學等社會科學研究群為主體。在朝在野均十分活躍，在朝有國家體制改革研究所為主的群體倡言改革；在野則有以編著走向未來叢書、面向世界叢書等人文知識分子策應。中國的知識分子介入政治的地位之變化從名稱的變化可見一斑，上世紀 80年代第一次出現了「智囊」這一稱呼（從西方借用），表示參與政治的知識分子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並建言了。在媒體也有一群知識分子比較活躍，如《世界經濟導報》、《經濟學週報》、《讀書》、《文匯週報》、《書林》等，即使是官方的《光明日報》，那時也很有看頭。

這是中共建政以後，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群體，嘗試用本身專業知識與社會經驗參與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建設等公共事務，並影響政府決策。這一階段的知識分子無論是體制內的還是體制外的，都希望與黨內「改革派」合作，通過黨內改革派踐行自己的一些主張，因之其命運不可避免地必然與黨內改革派的命運聯繫在一起，「六四」之後，不少人被迫辭國，在國內的人也歷經磨難，不能再介入國內公共事務。近三四年對這類人士稍有放鬆，但其言論已很難產生大的影響力。

二、 利益格局嚴重分化下的知識分子分化

到1990 年代中後期，中國經濟改革加速進行，社會形勢發生很大變化，知識分子內部開始出現嚴重的利益分化。部分知識分子敏銳地觀察到這種變化，嘗試對改革過程中的權力市場化與權貴私有化進行批判。這一輪的特點是發言者不再直接觸及政治改革等話題，也不再寄希望於黨內改革派，而是將公共利益，比如國家資源分配中的不平等、權力腐敗產生的惡劣影響、收入分配、農村問題、貧富差距及權力對市場秩序所起的嚴重腐蝕作用等，作為重新構建知識分子與國家之間關係的話語基礎。筆者的《現代化的陷阱》算是這方面的開路之作。此後，中國的政治腐敗及民生等課題成為媒體報導與現實研究的重心，前者受到的限制較多。有了我這個例子，禁止在談腐敗時出現「制度性腐敗」字眼。但民生等問題討論空間較大。必須指出，這一時期，批判意識僅存在於少部分知識分子當中，知識分子的主體明顯地形成對體制的強烈歸附，但社會公眾還只是對知識群體中風頭最健、話語權最強勢的經濟學者群體表達不滿。這個群體公開鼓吹「腐敗有理」、「是改革必須要付的成本與代價」。因此這個群體被看成是為權貴群體剝奪人民的吹鼓手與辯護者，網絡上經常出現對經濟學家的批判。

21世紀零年代，中國已經進入「叢林法則」盛行、贏者通吃的年代；這十餘年，貧富分化的利益格局已成定局，改革共識日益破裂。經濟上已經出現利益集團俘獲國家的狀況，貧富差距已成難以踰越的鴻溝。隨著就業日益艱難，社會上升管道嚴重梗阻，政府對民眾的生存權肆無忌憚地剝奪。我曾用這樣一段話來概括這段時期的中國政治狀況：公共權力私人化、政府行為黑社會化、暴力行為合法化。原來在80年代形成、90年代前期尚存一息的「改革共識」已經破裂。

在「改革共識」破裂的情況下，中國的知識群體呈現明顯的利益分化。國內人喜歡用「體制內」與「體制外」來劃分知識群體。「體制內」的是指在由政府財政供養的大學、社科院等各類研究機構、官辦媒體等機構供職的知識人，「體制外」的則指受過大學、研究生教育，但卻因各種原因而不在上述幾類機構供職的知識人，這些人的特點是願意並喜好就公共事務表態（或可稱作「好管閒事的人」）甚至參與，並希望通過自身對公共事務的發言或行動來影響社會。他們與體制內一些同樣有就公共事務發言的知識分子一道，被社會稱之為「公共知識分子」，所謂「公共知識分子」一詞就是這段時期出現的。從2005年南方週末開始評選之後，以後幾年一些民間機構組織評選，甚至還有個人評選。但越到後來評選標準越濫，隨著入選者的濫化，最後是「公共知識分子」被謔稱為「公知」，成為輿論嘲弄的對象。

在中國的現實語境下，知識分子與國家政治權力的關係決定了他們的身份角色。命運注定這一時期的中國知識分子必須面對兩種無法迴避的社會關係：其一是知識分子與政府的關係；其二是知識分子與民眾（也就是利益受損者）的關係。說得直白一些，隨著社會矛盾激化，凡要對公共事務發言的知識分子，必須選擇是為權貴集團說話，還是為民眾及公共利益說話。

身處這兩種關係的糾結之中，知識分子面對未來政治社會發展，越來越難於獨立地提出自己的想法。在2008年各種社會矛盾白熱化以前，知識分子還可以選擇「蝙蝠型」生存方式，在兩大對立面當中遊走。到後來，在政治權力與民間呼聲的夾擊下，這種生存方式的空間越來越狹小。部分原來比較活躍的人物躲進了書齋，淡出了公共視野；還有部分則心甘情願地俳優化，做了權力的幫閒（新左派最為典型）；部分想走中間路線的雖然還在公共領域內發言，但稍有不慎，立刻成為網絡輿論唾罵的目標。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