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8日讯】【中國體制內政改可以借鑒台灣和蘇聯的經驗，但是二十年來不進反退，主因之一是被推上神主位的鄧小平已在各個方面設置障礙，且無人質疑。鄧的神話不破，休想有所作為。】

改革找死，不改革等死——這是六四後針對中國社會制度的箴言。二十年過去了，中國沒有政治改革，中共也沒有死。今年薄熙來案、陳光誠案接連爆發，撕破和諧維穩的遮羞布：一個政治局委員的驚天腐敗、一個公安英雄的無法無天，加上一個山東窮鄉盲人律師被野蠻禁閉，讓國人再也不能容忍，不能沉默。於是一股期待改革的浪潮，在中國大陸及海外輿論中此起彼伏。「山雨欲來風滿樓」的警告，在網上無日無之。加之「十八大」在即，統治大權換屆，有溫家寶敢言在先，習近平接班在後，真是一場改革的天賜良機。

平反六四為何沒有現實可能？

可是，半年過去，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全國高壓情勢毫無鬆緩，各地民亂有增無減，新聞管制寸土不讓。當局墨守成規，滿足於強大的控制能力和「神舟上天蛟龍下海」的面子工程，忽悠民眾。而薄案秘滯，久無交待……我們不能不回頭探索緣由，究竟中國政治制度嚴重僵化落後的根源何在？

中國經濟問題，暫時按下不表。先看看政改，有哪些主題為人所急，呼聲最高？

首當其衝的顯然是「平反六四」。這是近來熱門話題，消息也不少。按照香港每年六四燭光晚會的要求，那是要「承認愛國學生運動、追究屠城責任」。毫無疑問，平反的矛頭所指，首先是下令鎮壓的軍委主席鄧小平。六四屠殺已有一個權威統計，就是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譚雲鶴提供的七百一十三人（另有十四名軍人）。譚視察過每一具屍體。

鄧已死，他的罪責要由中共中央承擔。但中共歷來慣例都是找替罪羊為黨開脫，如文革浩劫找四人幫。黨永遠不會說「對不起」。因此，六四官司沒有被告，替罪難尋。

更重要的是，六四鎮壓是江澤民以來，中國領導集團的權力來源。至少江系、胡系都是建立在清洗趙紫陽體系的基礎之上。平反六四必然要平反趙紫陽，江、胡系列的統治合法性將被挑戰、被否定。歷史要改寫，體制上人事上也有相應的調整變動，涉及很多人的既得利益。而六四受害者的無數冤案也有待處理。可想見平反六四是一個帶顛覆性的巨大工程，有如文革後的平反，有毛死文革被否定的背景一樣，沒有民主化的大背景，很難想像得以實現。若指望強人決策，更無可能，當年鄧胡聯手可以平反劉少奇，今日誰敢劍指鄧小平？過不了批鄧這一關，休提平反六四。

台灣經驗和蘇聯經驗的難處

中國政治改革，依循和平、非暴力、低成本的思路，本刊多年闡述過有參考價值的模式，是台灣經驗和蘇聯經驗。即蔣經國的開放黨禁開放報禁，和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的修正主義。台灣民主化是在中國政治文化傳統背景下的成功，正如余英時教授所指出，蔣經國的改革是以五權憲法、三民主義為依據，根底是西方的。蘇聯民主化則是共產國際運動自身不斷理性演變的結果。中共正是共產國際在東方的一隻別動隊。

因此，台灣經驗和蘇聯經驗最值得強調國情特殊的中共借鑑，比純粹的西方經驗有更多的可比性與可行性。但是，台灣蘇聯經驗有一個重要條件為中共所缺乏，那就是強有力的人物主導。今日中共沒有蔣經國和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中國經改以來的，尤其是六四以後的領導人都不是在競爭中優勝劣汰而產生，只有嫡傳天生的庸俗低能品質，即便胡趙一代也不是強人，否則他們不會被元老一句話就打倒。而中國的問題已積重難返，更需要有遠見、有魄力，有擔當的人物領頭。這是中共體制內政治改革的現實困難。

中共治國六十二年歷史上並非沒有強人，那就是毛澤東與鄧小平。但這卻非中國之福，而是當代中國的悲劇所在。毛統治二十七年，國破家碎人亡，他從一代梟雄墮落為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暴君，殺人如麻的獨裁者，雖未受到鞭屍，但已是大陸民眾或明或暗的唾罵對象。鄧在毛死後，實際掌權約二十年（1977-1997，從復出到去世），他改變毛的毀滅性政策，給人民以休養生息機會，將專制主義合理化，最後仍然成為一個與民主不共戴天的獨裁者。

鄧的專制基因已在代代相傳

對鄧的統治及其遺產，所以值得重視與批判，是因為他的影響力和毛已成為一具政治乾屍和名存實亡的圖騰不同，鄧的政策仍然誤導著中共高層的內外決策，鄧的專制基因仍貫穿在中共的接班制和幹部系統中。而且當局刻意捧製的鄧的改革偶像，在他死去十五年來，不容非議，也未得到應有的公評。甚至成為毛後另一個神化人物，最近美國教授傅高義的鄧傳記含有這樣的意味。

在一個大獨裁者死亡後，必然發生的歷史蛻變如希特勒之於德國、史達林之於蘇聯，在中國卻沒有發生，這是值得史學界沉思的。戈爾巴喬夫一九九一年聖誕日發表他交出蘇聯總統權力的最後電視演說《告蘇聯公民書》，總結他一九八五年春開始的民主改革的成果。可以作為批鄧的一個對照，茲摘要如下：

①社會獲得自由和政治上精神上的解放；

②消滅了極權體制；

③實現自由選舉、出版自由與多黨制；

④走向所有制多元化、土地交還農民，企業股份制、私有化；

⑤結束冷戰、軍備競賽和國家極度軍國主義化；

⑥對外開放，國家平等不干涉，放棄外國駐軍；

⑦落實各民族自決權。

（見戈爾巴喬夫回憶錄中譯本代序）

赤裸裸反普世價值反自由化

相比中國的毛後改革，除了第四條的一部分，其餘大都沒有進行和實現。鄧一言九鼎，控制毛後一系列內政外交決策權。概括如下：

一、政治上的「毛二世」。鄧一代老幹部大部份都是毛獨裁統治的受害者，和史達林迫害老布爾什維克比，有過之無不及。文革後鄧提出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反對「權力高度集中」，卻從不提極權、獨裁、專制。對毛的問題，不顧黨內外的強烈不滿與憤怒，制訂「宜粗不宜細」「三七開」的保毛策略，進而放言「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甚麼時代你們說了算……」。公然推行獨裁制，實際上成為「毛二世」。鄧如此倡導獨裁，黨內民主改革從何談起？故後來將「江核心」寫入正式檔，「集體領導」也就從有名無實到無人提及。

二、赤裸裸反普世價值。多次公開指「多黨制」，「議會競選」、「三權分立」會天下大亂。鼓吹「一下決心，立即執行，不受牽扯，是我們的優越性」。中國龐大的官僚體制由此得到保護，鎮壓組黨潮、法輪功、零八憲章、囚禁劉曉波都由此得到最高指示與依據。吳邦國的五個「絕不」只是為鄧的聖旨背書而已。

三、反自由化：扼殺新聞自由之源。鄧是八十年代「四個堅持」、「清汙」、「反自由化」和六四屠殺的主持與指揮和他五七年反右運動的角色一脈相承，他說「動亂因素一出現，就要採取嚴厲手段盡快加以消除」。這是今天「不惜一切維穩」的出處。他和毛的口吻一樣聲稱「反自由化」要講二十年、五十年。至今沒有一個中共領導人敢說不。

四、「不爭論」之荒謬。鄧在九二年南巡之際，提出的「不爭論」訓示，不僅是他專制心態的流露，壓制不同意見，唯我獨尊，也反映中共歷來抗拒民主的本質，所謂「民主集中制」只是口頭說說而已。國際共運重視論戰，蘇共黨章一直有黨內辯論的規定。現在中共動輒堅持「鄧小平理論」，又將其「貓論」「石頭論」「不爭論」吹捧為「鄧三論」如何奠定改革開放的基礎。「捉老鼠貓是好貓」、「摸石頭過河」——這些俗語構成的理論，實在也太淺薄輕浮。畢竟馬列是靠一個百年前已織就的理論體系打天下的，中共如此胡鬧，又怎能不造成「三信危機」、唯利是圖、全線腐敗呢？

外交傲慢武力威脅台灣香港

五、外交上的大國傲慢。中共六十年外交的失敗與笑柄不勝枚舉，毛時代的「第三世界」革命外交不提也罷。最大失策是毛的反蘇戰略，釀成禍國殃民的極左狂潮十餘年，鄧是毛的得力幫兇。無論從中蘇領導權之爭還是從社會發展的是非前途而言，毛鄧是完全的失敗者，造成的後果是災難性的，而且從倫理上說是忘恩負義的背叛。一九八九年五月戈爾巴喬夫來北京，筆者特別留意鄧將向蘇共如何表態中蘇那場舉世矚目的分裂，結果鄧以「結束過去，開闢未來」了結，沒有絲毫歉意。此前鄧又以蘇從蒙、柬、阿三國撤軍為要挾改善中蘇關係。此事一直為中共大吹大捧為鄧的高超謀略，將反蘇二十餘年的罪孽一筆勾銷。

另一例是「教訓」越南的「自衛反擊戰」。這是鄧小平大權在手，為所欲為的霸道傑作。其背景是針對越蘇結盟、支持赤柬，為聯美反蘇開路。以56萬兵力攻打10萬越軍，殺戮越軍民八萬人（自死七千），並擄回和破壞援越物質。結果國際上只有臭不可聞的北韓和下臺的赤柬兩家支持中國。鄧卻以此在國內建立強人地位。

六、對台灣、香港的武力威脅。毛晚年承認他一生只幹了兩件事：把蔣介石趕到台灣去和發動文革。謀取台灣一直是中共迄今不解的心結。鄧曾宣佈八十年代三大任務之一是「統一台灣」，迄今三十年，台灣人心漸行漸遠，證實鄧台灣圖謀完全失敗。敗在哪裡？一是他完全不明白兩種對立社會制度不可能合而為一；二是台灣和中國分離已經六十多年，早已是一個完全成熟、發達的獨立國家；三是鄧一直不放棄武力威脅的對台政策。只是近年來中共才對此有所收歛。四是他們完全不理解蘇共也不曾反對的民族自決權原則。

收回香港主權是鄧一手主持的得意之作。然其得手也是靠的武力威脅，參與決策的黃文放九七年曾接受我的長篇訪問。他透露，中共原無收回香港之意。乃是中央完全不理解國際關係法制原則，英方要求簽約解決九七問題，而有了收回機會。鄧竟然主張先出兵佔領香港再行「港人治港」，以逼英人就範。在會談中又獨斷派駐軍隊（面斥耿飊、黃華）。港英當然無力對抗，而港人權利更被排斥在外，他們不可能和直布羅陀人一樣決定自己的命運，而「一國兩制」設計也完全是非法的人治產物，它首先違反中國憲法第一條：「禁止任何組織與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腰斬第二代鼓吹先富遺患無窮

七、腰斬第二代接班。這是鄧小平對中國民主轉型直接的殺傷。胡耀邦、趙紫陽是中共第二代傑出代表，很有希望引導中共政治改革和平實現的領袖。他們的脫穎而出，是歷史的必然，鄧支持過他們，最後卻將他們粗暴打下去。尤其對趙紫陽，僅因透露他的「幕後角色」一語而以個人恩怨，發動政變、大開殺戒、血腥鎮壓天安門學運，中斷趙紫陽的改革進程，造成毛後歷史的逆轉。

八、主導經濟改革評價。鄧在八十年代以「大家長」方式主持中國從計劃經濟的衰敗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並和國際接軌。這是他的正面功績。但是，對此評價的過分誇張是沒有根據的。首先，中國經改主角有許多幹部在推動，毛時代的經濟已在崩潰邊緣、形勢逼人、飛出鳥籠不可阻擋。鄧的指示如「白貓黑貓論」、「摸石過河論」、發展是硬道理，「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都不脫毛式革命的宣傳鼓動，和現代化經濟發展的專業指導與法制規範大異其趣，因而難免誤導而造成遺患無窮。

已有學者指出，今日中國的GDP崇拜、房地產狂熱、基礎建設失控、供需嚴重失衡……都可以追溯到鄧的盲目煽動，無異於一場「大幹快上」的大躍進。尤其提倡「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口號，更是造成大規模腐敗的原因之一。任何發展進步自然是有先有後、從少到多，古今中外無異。號召先富，使部份特權和奸狡者的非法牟利手段合理化，並刺激廣泛的貪慾，造成貧富懸殊、官商勾結、腐敗泛濫。經濟學家郎咸平指出，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必須有一個條件，就是不能讓其他人更窮，不能讓多數人負擔不公平的社會成本。

現在，中國特有的「裸官」現象、資金千萬、上億美元的外流、官僚們巧取豪奪，貪得無饜，這些來自於「先富」的中國特色，已成為國際新聞的笑料，而千萬個家庭看不起病、買不起樓、上不起學，更有無數連家園都被拆毀的百姓，成為投訴無門、無人問津的階層。

若要有所作為、繞不開批鄧

以上提綱式的描述，旨在申明鄧小平在世九十三年（1904-1997），對中國之命運、對中國人之禍福造成巨大影響、不愧為二十世紀強人，他的名字在一九九九年已列入中國憲法。他爭說是中共「第二代的核心」，其實，鄧是十足的第一代，即毛佔山為王、發動內戰、以恐怖統治淩虐中國的那一代，他具有那一代迷信槍桿子、暴力和個人霸權、不知民主為何物的特質。他在毛手下助紂為虐，從反右派、反蘇修到最後無恥地反周恩來（見單少傑著作），都有案可查。他那句「白貓黑貓」的四川話，為他贏得「實用主義」的美譽，但正如唐德剛教授糾正的，只用於做生意，而拒絕國家的基本制度改進，那不算真正的實用主義，只是「機會主義」。他自命「中國人民的兒子」，比毛來得溫和，綿裡藏針，有小農式的狡黠。但也一樣冷酷無情，可以因玩忽職守（打橋牌）造成河南一九七五年潰壩淹死二十四萬人而無動於衷。

今日中國的一切黑暗、不公和腐敗都和鄧的執政相關連。一個壟斷政權、財權、軍權的權貴階層已經由此而生，頑強抗拒與打壓黨內外自由民主要求。胡溫的最後關頭和習近平未來的年月要有所作為，能夠繞開鄧嗎？他們要前進就必須面對鄧，無論以何種方式搬開這塊沉重的絆腳石。除此之外，別無選擇。

文章來源《開放》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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