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6日讯】最近看到了一篇独立学者的调查报道，总结出了共党匪类们发财致富的九条途径，看完以后使人感到惊心动魄。再去回想毛泽东当初絮絮叨叨的那句“有了权就有了一切”的话，真正的体会到权力造成腐败，极端的权力造成极端的腐败的现实意义。
在这篇调查报告中，列举的第一条致富之路就是引进外资，从中收取佣金和回扣。假如引进了外资是五千万美元，不要说收受百分之十或者是百分之五的回扣，只要从中提成百分之二那就是一百万美元，这对于百分之九十六以上的中国人来说，终其一生恐怕连一百万人民币都挣不来，更不必去奢谈什么美元了。
第二条路是引进外国的机械设备的时候，提高购买价格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三百卖给国内的厂家。报告中提到了山东省和辽宁省，正在使用的年产五十万吨化肥的外国设备，他们是以四亿美元的价格买的，其实这套设备的实际价格是二点二亿美元。
第三是控制住了中国大陆原本就极有限的自然资源，直接把它作为商品去出口。
第四是打出了开发的名义赚取土地的转让费，一块土地多次转让，多次的从一块土地上赚取转让费。
第五是买通海关进行走私，逃避关税。
第六无抵押的向银行贷款，所贷的款项就直接进入了个人的口袋。这是百分之百的土匪大盗的做法，叫做借霸王钱，打着借的旗号，其实是有借无还。
第七那就是霸占独揽的工程承包权。报告中揭露了百分之八十五的高速公路的建设是由共党家属们承包的，而每一公里的高速公路的修建费，就可以盈利七百万到一千一百万元。
第八，从任何一项投资款中层层的扒皮，进入了层层干部们口袋里面的钱，通常占到了投资款的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六十。这就解释了遍地豆腐渣工程的原因。
第九，操控证券市场，制造假消息，勾结金融的媒体去造势。另有调查数字显示，在中国大陆的股市上共党们和他们的家属们总共拥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市值，其中共党们拥有六万亿，而家属们拥有四点五万亿。七千万中国大陆的股民们仅拥有三万亿，但是其中的两万亿已经被侵吞掉了，这就是毛泽东当初说的，有了权没有钱可有钱的钱权理论的真实反映。
二零一零年世界银行的报告中说，在中国大陆百分之零点四的人口占有了百分之七十的全民财富。这就是说如果一千个人总共拥有一千块钱财富的话，其中的四个人就占有了七百块，剩下的三百块钱是属于九百九十六个人的。也就是说，这四个人平均每人占有了一百七十五块钱，那么那九百九十六个人平均每人仅有三毛多钱，这两个平均数之间的差别就是五百多倍。
许多人认为广东的深圳是个富裕的地区，二零零七年的一份调查中说，深圳市民的年平均收入是三万两千六百多块钱，而深圳市的地厅级干部们的年平均收入是七百万到一千两百万之间，是贫民收入的二百五十倍到三百倍。
二零一零年四月份的一份工资收入的调查又显示，全大陆的地厅级干部的工资补贴待遇总的年收入是当地市民收入的八到二十五倍，是当地农民年收入的二十五到八十五倍。这份调查中对干部们的年收入是以可见的阳光的公开收入，并没有把他们的黑色收入、灰色收入计算在内。
美国总统的年薪是美国人民年均收入的四倍，而加拿大总理的年薪不足加拿大人民年均收入的四倍。从极权政权下的官民收入差和民选政府的官民收入之差，使我们不难明白共党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是多么的荒谬。
有同胞说，中国大陆现行的经济是土匪经济，是抢劫经济，是腐败经济和钱权经济。从种种现象上分析，本人是完全同意这些对大陆经济的定义的，那么按照共党对政治经济的所谓理论所得出的共党的这个上层建筑那就是土匪政权、抢劫团伙、腐败的体制和钱权的运作。
共党却又从来以它们的政治正确给人民去洗脑，我们就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难道土匪流氓们也有政治正确可言吗？记得那是一九九零年，总共引进外资的总数是一千亿美元，但是外逃的资金总数却是两千两百亿美元，折合人民币是一万两千多亿，当时的这个数字公布出去以后，令全球震惊。
前不久又有独立的调查人士发布了两个资金外逃的数字，一个是从一九九六年到二零零零年，外逃的资金是二点二万亿人民币；另一个是从二零零一年到二零零九年外逃资金是二点五万亿。这里有两个时间段是空缺的，一个是从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五年，另一个是从二零一零年到现在。在这七八年间又有多少资金外逃就不得而知了。
另一个调查数字是二零零五年，在海外定居了的共党家属们已经超过了一百万户，从二零零六年至今，正是共党们卷款外逃的高峰期，虽然没有数字说明又外逃了多少赃官，但可以相信的是，肯定几倍于一百万户。共党们并不是个个都能够卷款外逃的，中低级没有门路外逃的共党们是大多数。
有调查数字表明，截至到了二零一零年年底，中国大陆上有千万美元以上的富翁的总数为二十四万人，这二十四万富翁的总资产是九千七百亿美元；另有一个统计又 发现，在二零零九年的十一月份，在这一个月的时间之内，共党干部们抢购黄金超过了五十吨。二零一一年一年之内，这帮富翁们在外国消费了五百亿美元去购买奢侈品和享受。
多少读过一点历史的人都会明白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道理，这就是国富民未必富，官富民一定穷，民富才能国安，天下太平，天下大治，是以民丰物富为先决条件的，哪怕是在一个极端贫困的地区，朝廷派去的知县或知州通常的做法就是减赋税轻摇役，力争不去打扰百姓们，使老百姓能够安心从事肆业，很快就能使百姓们达到丰衣足食这第一步。
尽管这时候百姓们的口袋里并没有钱，但是老百姓们看到了生活的希望，民安官府才安，民富了国家的税收才能增加，民富国强，各级官员们只是吃朝廷的俸禄。明清时期，一个知县一年的俸禄是一百五十一两银子，另外还有二十两银子是用在过往官员的食宿招待费上。
朱元璋痛恨贪官，对贪官不但处死，还要扒下他的人皮用干草填充起来，摆放在公堂之上，给后来接任的官员们看。贪官那个朝代都有，但是下场通常都是流放，或者是满门抄斩，唯有朱元璋对贪官的惩治最狠，这其实就叫做吏治，就是保证官员队伍的廉洁。
一代君王无论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圣明，使用的都是贪腐的官员们，那么这位君王是既伟大不起来，也圣明不了。共党说干部是共党的宝贵财富，现在不但中国人，连世界都看明白了共党的这帮宝贵财富们究竟是群什么东西了。
过去的皇帝也把官员们看作是宝贵的财富，从明朝开始，皇帝对各级官员们实行养廉的制度，一直到清朝的中后期，一个知县除去一年一百五十一两俸禄银子以外，还有一百一十两银子是养廉银，这就是要求官员们知道，如果再去贪腐，必受重罪的惩处，同时朝廷也体谅到了官员们生活的清苦，这就不得不使现代的中国人去考虑。
过去的人十年寒窗苦考取了秀才、举人、进士以后，就被派到天南海北不知道什么地方去做一任知县，三年任满，未必就再有官做，带着积攒下来的奉银回到老家，买上几亩地过农家乐的日子去了，他们图的究竟是什么？亲朋邻里们看到了他们读书赶考时的艰苦，也赞叹他们得官以后的风光，最后的说法却是几乎一致，认为他们做了几年穷官，买了几亩地，日子总算还过去了。
这里既没有大富大贵，更没有不着边际的主义，中国人所有的那就是伦理和道德，为国为民效忠，皇权专制主义统治肯定不好，否则就不会一次次的改朝换代，直到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这种统治，但是比较起共党的极权主义统治，又不禁使人回忆留恋起专制统治时期的一切了。至少那个时候老百姓们受了冤，还可以进京告御状。仅此一点就比共党这个极权统治好上了不知多少倍。
六十多年冤假错案遍地，孤魂野鬼亿万，至今三、四千万冤民们是告状无门。西太后再专制，也能为杨乃武和小白菜一案申冤，同时还整顿了浙江全省的二百四十多名官员的吏治，由此可见，专制政体是懂得小政府大社会这个道理的。
这一点又不知比极权共党政权好了多少倍了，现在浙江一省的共党官员们共有多少虽然没有统计，但是可以相信至少百倍甚至几百倍于二百四十多名的。满清末期也贪污腐败，西太后就挪用了军费修建了颐和园自己享乐，己身不正也就无法要求部下清廉了，所以西太后就主动的提高了对贪腐的容忍度。
仍以浙江省为例，即使官员们个个贪腐，也不过是二百四十多个贪官，而共党在浙江省的官员至少几万、甚至十几万，一省的民众时时在被一只庞大的疯狂贪婪的匪官队伍抢劫着、盘剥着，难道浙江省会辉煌？省民们会幸福吗？
二十多年前，中国大陆的行政区域地图表明，共有县一级的行政区域是两千三百九十多个，其中有八百多个县是贫困县。这两年行政县已经增加到了两千九百多个，多出了五百多个县。记得二零零二年就有学者们计算出，在中国大陆的城镇，平均每四十个居民就要供养一名共党的干部，而在农村平均每十五个农民就要供养一个共党的干部。
凭空增加了五百多个县，并不是国家领土扩大了的原因，只能证明共党体制的臃肿和庞大，卖官鬻爵成风，官僚队伍是迅猛的扩大，只能缩小行政区域，才能大规模的增加官位。官职无论大小，只要手上沾了点权就立时可以变现成钱，花钱买通权力，利用权力可以捞更多的钱，倒不如直接花钱买官，官就是钱。
胡耀邦的儿子说，百分之九十六以上的官员们都贪腐，都有二奶奶，有人说他是语出惊人，本人并不这样认为。毕竟他是太子党，官二代，共党体制的蛀虫，留下来不到百分之四的官员不贪腐也没有二奶奶不过就是为他父亲，为他自己开脱而已。
圣洁的莲花生自于污泥之中，那是因为莲花的种子圣洁，在共党的这摊污泥中只产生蛆虫，因为这摊污泥只适合滋生蛆虫。夏天到了，人们的传统意识都知道是春播、夏长、秋收、冬藏，一年之际在于春，夏天正是成长节节高的季节。但是从近日的报道来看，中国大陆的工业用电量是大减，尤其是湖北、安徽、广东、四川、湖南等等省份的电力是明显的过剩，于是又造成了火力发电的燃煤大量的积压。
报道说秦皇岛的码头上平时存煤是不足四百万吨，而今年到现在，已经积压了近九百万吨煤。世界经济是进入了二次大衰退，原油的价格已经降到了每桶不足八十美元，原料价格走低，表明原料需求量减少，那是因为工业的马力不足，生产量减少所致。
危机也好，衰退也好，这是个事实，世界承认这是个事实，所以各国政府都在缩减政府的开支，包括裁减公务员队伍，减少公务员的工资待遇，压缩国家福利的开支，减少或者合并政府机构等等。
中国人是不享有国家福利的，但是国家福利的钱也没省下来，更没有存下来，政府办公机构是在增多，公务员队伍是在扩大，公务员的工资待遇是在提高，公务员们贪腐的胃口正在贪婪着。相应的维持社会稳定的开支那是一年比一年多，产值减少，利润就减少，可是共党的官多，贪腐的胃口又大，所以对钱的需求量就一年比一年大。
而解决的办法就只有两个，一是加大印钞票的力度；二是月月大幅度的提高物价。经济不景气，制造就业率和抑制通胀率是两个必须的措施。美国和加拿大政府经过努力，把两国的通胀率都控制在了百分之一左右，为的就是帮助国民百姓们去共度难关。政府还缩减军费开支，也从不开支维稳费，更是停止了飞船上太空的投资。
勤和俭，不仅仅是持家之道，也是度过艰难时期的唯一办法。共党的军费是年年增加，也不知道是想打谁还是怕挨打，而维稳费是年年增长，其中不知道有多少钱被层层干部们贪污掉了。近来神九又上天了，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反正在飞船上天这件事情上，国民被骗了两次，谁能保证共党不再欺骗第三次第四次呢？
尤其是从今年的四月份，中国大陆的经济恶化的种种迹象明显的表现出来了。即便是愤青、愤佬们、犬儒、五毛们唱赞歌的声音也已经开始颤抖了。共党二十年不变的以出口、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的法宝不但失灵了，还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高通胀率、高失业率、高债务和人民币的大幅贬值。
共党所得意的世界加工厂的时期已经彻底结束了，由于中国制造的假冒伪劣毒的恶名，目前中国大陆主要出口只能依赖着俄罗斯和巴西这两个脆弱的市场了。直到二零零九年，共党似乎才意识到外需是指望不上了，于是开始喊叫拉动内需，低收入高物价的艰难民生，拉动内需也不过仅仅就是个口号而已。
出口和消费两条路已经不通了，唯一剩下的那就是继续加大政府投资这条路了。由于共党的谎报和不说实话，使得许多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现有的国债是多少，反而认为中国大陆的债务率低，政府仍然可以加大支出和减税这两条途径去刺激经济。
中国人不知道中国的负债率，但却清楚的知道美国的债务占到了GDP的百分之一百零二，这既是个讽刺，也是令人深思的问题。目前世界的经济学家们对中国债务的共同看法是，中央的债务加上地方政府的债务，加上国有企业的债务和银行坏账，在加上铁路和其他政府部门的债务，以及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债务的总和已经占到了GDP的百分之一百八十。
这个负债率是在五月二十六日，在纽约召开的美中经济论坛上发表出来的，但是这个百分之一百八十的负债率是根据共党报出的二零一一年的GDP总值是四十七万亿计算出来的，而真实的二零一一年的总产值是在二十万亿到二十二万亿之间，以真实的GDP产值来计算负债率，数字应该是百分之四百、甚至更多。
中国人没有错，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无从去贪腐抢劫，领导一切的是共党，所以有权有势的共党们公开的贪腐，公开的扒房、圈地、抄家的抢劫，抢的经济崩溃，抢的民愤沸腾。中国人该怎么办？中国的出路又在哪里？看来是人匪不能共处，剿匪以安天下为先。
中国人是智慧的，也是勇敢的，知道该怎么办，也明白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次的这个节目的时间里，我们再见。
文章来源：《希望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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