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6月24日訊】【導讀】我走過了八十多個春夏秋冬，好多事情漸漸淡忘。對有些人與事的記憶，卻是越久遠越清晰。我想告訴人們，告訴下一代，中國一段不應該被忘記的歷史，中國科學界一個不應被遺忘的科學家——蕭光琰。

（接上期）

他有一個幸福的家

雖然各種運動不停，我和蕭光琰仍然一起打球，兩家仍然經常來往。各種批判和人身侮辱使他越來越無所適從，剛回國時的熱情和自信漸漸消退。他和我講他的委屈，有時甚至流下眼淚。可貴的是他仍然念念不忘他的催化劑，不厭其煩地給我講他在科研上的思路，想讓我共享他對催化劑開發和應用的設想。我從心裏理解和同情他，可我只能謹慎地用我自己的方式尊重和保護他。

真正給蕭光琰生活的力量和勇氣的是他的家。他有一個和睦家庭。他自己愛好廣泛，對夫人非常體貼。夫人甄素輝不僅長得漂亮，而且氣質高雅，文靜寬厚。他們的女兒小洛洛胖乎乎的，一頭捲髮，聰明天真，又極有教養。那時候蕭光琰到我家，每次來都帶著他的夫人和寶貝女兒洛洛。我的孩子比洛洛大幾歲，他們在一起總是玩兒得很高興。

他的夫人當時天天擠公共汽車到大連海運學院去教英文，可是她從不抱怨，完全是一副隨遇而安的態度。在我家裡，我和蕭光琰談話時，他夫人從來不插嘴，如果我有事情問甄素輝，她總是就事論事地回答（不太流利的中文），從不多說。她非常愛丈夫，坦然地接受著現實。回國十年了，蕭光琰知道妻子承受委屈的能力遠遠超過自己，每次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夫人都靜靜地讓他傾吐，然後用女人的柔順和堅韌來安慰解脫。

她對蕭光琰照顧得無微不至。當天氣驟然變冷時，她會變出一件毛衣，而蕭光琰就像聽話的孩子，把毛衣穿上。你覺得他們之間非常和諧溫馨。蕭光琰對夫人的關愛無處不在。他會先走一步去給夫人開門，進了門如果夫人要脫外衣，他馬上從後面把衣服拿好，出門前他會先一步把夫人的外衣撐開，幫夫人穿上。有西方「婦女先行」的君子風度。他和夫人說話也非常客氣，從來沒有中國男人對待「屋裡的」那種命令式。我看到這些，覺得很新鮮，也很欣賞。

蕭光琰和洛洛討論功課，做遊戲。洛洛很爭氣，從上學就是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那時候我家裡養了一盆君子蘭，正值盛開之際，洛洛的可愛激起了我的藝術靈感。我叫她坐在君子蘭前面，要給她照相。蕭光琰竟然認真地問六七歲的女兒，你說坐在花的旁邊好還是坐在花的後面好？洛洛有自己的主意，坐在花的旁邊，眼睛看著花，我給她照了一張我自己很滿意的藝術照，可惜在動亂中丟失了。前幾天，女兒打電話高興地說，無意中，她發現了一張一寸的小照片，是我家三個小孩與洛洛的合影。洛洛舉著小手，樂呵呵地招呼人。

有了這個給蕭光琰安慰和幸福的家，不管外界的形勢如何，他都努力保持積極的生活態度。不僅永遠注重自己的儀錶，家裡也布置得極具藝術感。當外界的壓力越來越大時，蕭光琰所有的歡樂越來越寄托在自己溫暖的小家裡，寄托在孩子身上。接觸過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好丈夫，是一個好父親。他說有這麼可愛的女兒，有這麼漂亮溫順的妻子，還圖什麼呢？

兩極對話



我和蕭光琰的經歷、背景完全不同，很多觀點也不同，進行的常常是兩極對話。其實這些不同，開闊了我的眼界，向他學了很多東西。

他常說：工作和娛樂之間要有個平衡，只會工作，不講究一點娛樂和享受，也是人生的遺憾。人追求的不是工作的完美，而是人生的完美。他對別人批判他愛打球、愛跳舞大惑不解，他問我人如果不會休息和娛樂，工作有什麼意義呢？工作不就是為了人們更好的休息和娛樂嗎？

那個年代，很多科技人員都想入團、入黨，一些研究人員非常注意搞好群眾關係，爭著做收拾衛生、打熱水之類的事，群眾的反映不錯。可蕭光琰不僅從來不做掃地清潔這些事，還說這應該是清潔工的事。

我對他說：為了給自己創造一個好的工作環境，你得入鄉隨俗，隨大流，不能輕易得罪周圍的人，對下屬的科技人員的要求不能太高，更不能為了工作上的事發脾氣。脾氣倔強的人常常質地脆弱，願望達不到還毀了自己。要有點兒遇水則柔，遇鐵則鋼的韌性。有人覺得你有博士架子，那你以後做事就注意點群眾影響，比如多和工人打招呼，幫助清理衛生，和工人打成一片。他會很奇怪地問：為什麼？

蕭光琰的動手能力很強，為了試驗，他能自己吹出各種試驗用的精密玻璃儀器，還經常教工人一些吹玻璃的特殊技巧，老玻璃工都很佩服他。他說那是工作需要，我可以做。可我的工資比一般工人高很多，讓我總和工人打成一片，去干工人的活，那不是浪費嗎？人是有分工的。

雖然他知道自己得到了不少物質上的照顧，可這些並不能改變一個有責任心的優秀知識分子心靈中的某些遺憾，他一直認為中國人的思想方法應該改變，最近看到有文章提到他曾寫信給妹妹說：「我曾經為黨對領導科學缺乏經驗而造成的一些缺點和損失而痛惜過，但是，我相信黨的領導會從經驗中逐漸懂得領導科學工作的規律。缺點是暫時的。一個科學工作者的責任，就是儘力幫助黨了解科學工作的特點和規律。」從這些話里可以看到他的一片真誠。我想他當時與我的很多談話，是希望我這個難得的知己能衝破思想束縛，更好地理解科研工作規律。

中國文化叫人隱諱的保護自己，「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冤家宜解不易結」，「好漢不吃眼前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些道理卻很難讓從小生長在美國的蕭光琰明白或接受。而他的很多觀念，對我來講也很生疏，很難解，有些我也是經過很長時間才理解。

成年累月，在強烈的政治氛圍中，蕭光琰已經逐漸失去了自我，他也認為自己應該接受改造了。那麼多人都說黨是對的，在這巨大的多數面前，他感到必須懷疑自己，否定自己，可他又覺得，怎麼可能所有的人都一樣，讓一個人完全變成另一個人？如果沒有能獨立思考的個人，社會能發展嗎？科學家即使已經盡量感受和運用自由的力量，思維也還是在種種習慣的束縛中，如果每天接受各種框框，必須往東想或往西想，能有突破嗎？

「拔白旗」運動更拉開了他和周圍人的距離。他不再輕易發表不同意見，改變了剛回國時，一有想不通的問題，就要打報告，要說清楚的態度。

現在想來，他經常對我訴說他對現實的不解和無奈，有些是很有道理的，他也希望從我這裏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作為一個基層領導，我已經習慣了和黨步調一致，對他的想法，不敢做深入思考，只是想讓環境盡量減少對他的傷害，讓他學會保護自己。可我們的私人友情無法改變大環境。我在承擔一個基層領導的責任，要對自己的行為後果負責，從不敢和他說得太深。這種有所保留的交往雖然溫熱過他因不斷的運動而灰冷的心，但卻無法解除他的痛苦和迷茫，無法改變他的命運。有些時候，理解一個人就是創造一個人，可惜在那個時代自己也怕犯政治錯誤，有些事情即使知道他說得對，也不敢給予大胆支持，潛意識當中，也在適應環境保護自己。所以直到現在，作為一個被蕭光琰真誠信任的朋友，我一直覺得很對不起他。

我被停職反省



即使我很謹慎，也沒保住自己，更沒保護好很多需要保護的知識分子。不久我自己也成了在黨內被批判的對象。因為我的很多想法與那個時代不一致，同時也有很多非常個人化的因素。

「大躍進」運動之後，從輕工業部調來了大連市委新書記。他的夫人原來是國家石油局的副局長，調到石油研究所任黨委副書記。我那時老是覺得自己水平不夠，心想從石油局來的人，水平一定比我高，正好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來石油所，我就主動提出讓她擔任黨委書記，我擔任黨委副書記。科學院黨委經過研究，同意了我的要求。

新書記工作努力，但正襟危坐，常用獨得天下真理的樣子去教訓別人。知識分子不太吃這一套，所里的很多人有事不去找她彙報，而老是來找我談。群眾對她的不滿，在她那裡就轉化成對我的不滿。她給我的工作設置障礙，甚至不讓我到北京去參加我應該出席的科學院的會議。

開始我還是很想遷就她，但是有太多的觀點不一致，我對知識分子的愛護被認為立場站在「沒有改造好的知識分子」一邊。她是一個堅定的左派。

我們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市委只好派統戰部的人來調查。統戰部的人在石油所召集了會議，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奇怪的是竟然所有的人異口同聲，認為責任在她，不在我，所有的人都為我說話。她繼續呆在石油所已經毫無意義，只好把她調走。我又恢復了正書記的職務。後來她連續換了幾次工作，都搞不好關係。我那時還不知道，她的走，其實已經為我自己種下了未來挨整的種子。

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被批判以後，黨內開始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我成了在劫難逃的被批判對象。大躍進之後，市場物品緊缺，貨架上往往是空的。我家阿姨到市場買不到菜，回家說：外面到處是標語，搞除四害，搞六無六凈（已經不記得其定義），搞什麼六無六凈，大連市場的貨架子上才是六無六凈，什麼都沒有。我覺得阿姨形容得很形象，就在黨內的會上說了。

綜觀我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鬥爭不力，妥協退讓，加上「六無六凈」的「右傾言論」，市委領導就把我定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大連市委讓我停職反省，每天在家寫檢查。當時整我的勢頭很大，我心裏清楚這裏的內在起因：得罪了市委書記夫人。雖然心中無愧，失去工作，停職在家寫檢查，也還是有很大精神壓力。

在自己對黨的事業充滿熱情的不惑之年，無端挨整，使我對於「右派」、「白旗」被整的心態滋味，對蕭光琰和其他在運動中挨整的人有了更多的理解。更加了解了在由上而下的政治漩渦里，人們對自己的命運是何等地無能為力！表面上每個人的批判都是從革命事業，黨的利益出發，其實政治清算背後，摻雜了數不清的個人恩怨，好多人是利用把自己裝扮得大公無私來悄悄地獲得私利。

我被停職這段時間里，沒再去打網球，和蕭光琰在一段時間里就沒有了多少聯繫。

又見光明



當我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報到省委以後，省里派人下來調查，發現實在是沒有什麼事實，下面的人都替我說話，所以就決定不給我戴帽子，只算是有「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大約在家裡呆了半年以後，恢復了我的職務。這次停職反省，使本來個性不強的我變得更加謹慎。

我恢復工作以後，很珍惜工作機會，和張大煜所長的配合也愈加默契，一心想把研究所搞好。

張大煜長在中國，到德國留學四年，基本上接受的是中國文化。他工資很高，可十分節約。工作中他個性隨和，能變通順應，迂迴解決問題，逆境也在他身上留下印記，卻不會留下難以彌合的創傷。張大煜勤奮刻苦，對化學領域里的科學前沿非常熟悉，在研究方向和選題上很有前瞻性，廣招人才，尊重人才，知人善任。除了研究學問以外，他沒有很多其它的個人愛好，全部身心都投入到科研工作中。是個典型的中國式的優秀知識分子。大化所至今能在很多領域里保持領先的學術地位，張大煜功不可沒，是一個經得起時代考驗的科學奠基人。

當時張大煜有很多想法，他曾提出把「大連石油研究所」的名字改成「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從名字上就不再是完全搞實用科學，科學家們可以更放心大胆地選擇自己感興趣的題目，我給與全力支持。這在當時對科學家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那時我受科學家們的熏陶，產生了一個基本思想，就是科研工作一方面要有明確的學科方向，這樣在基礎理論上才能有突破，真正推動科學事業；另一方面，必須有結合實際的題目和項目，這樣科技人員才會更直接地看到自己社會價值，產生更大的科研熱情。

我和張大煜交流了這些想法，決定和一些技術骨幹進行更深入的討論。於是１９６２年大連化物所在青島開了一次會議，解決大化所科學研究的大方向問題。這就是對大化所的未來有重大影響的「青島會議」。這次會上，我們還明確提出要培養年輕人。在科學領域里，很多重大發現都出自年輕人。當時選了１０個年輕科學家作為技術骨幹和重點培養對象（他們中有六個後來當了科學院院士），提供了必要的人員和設備，讓青年科學家放手干。同時確定了黨政工作人員要為科研人員服務的指導思想。

那時從上到下還是提倡自我批評。所里進行了「解疙瘩」等撥亂反正的活動，對反右派，拔白旗，反右傾中的一些過火做法進行糾偏，運動中有些有過激言行的人還誠心誠意地向蕭光琰賠禮道歉。我也很真誠地向在過去的運動中挨整的人道歉，當然包括蕭光琰，希望他們不計較運動中的過火行動。蕭光琰很興奮。

蕭光琰是個不掩飾自己情緒的人。當他感到作為一個人受到應有的尊重后，心情十分愉快。他又開始常常邀請一些年輕人到他的家裡，用水果、點心和糖款待他們，和他們談工作，談學習。

他請年輕人教他夫人學中文，讓他夫人教年輕人學英文。看到有的年輕人的英文不好，買來英文小字典送給他們，讓他們多背多記一些單詞。他認為做科研前提是掌握信息，要掌握信息必須學好英文。他努力用實際行動改變和周圍的關係，有時是有意識的，有時則是無意識的。人總是會被潮流裹挾的，蕭光琰在慢慢地改變自己，試著融入這個社會。

在這段時間里沒有什麼運動，蕭光琰的失眠也奇迹般地好了。心情的舒暢使他恢復了科研熱情，產生了很多創造性的思維，又開始專註地搞他的催化劑。當他讀到很多生物酶的催化作用時，立即聯想到化學催化劑，想到是否可以把一些生物酶用於體外的生物或化學反應。這個想法，使他很激動。當時在大化所沒有搞生物催化劑的條件，當他知道青島海洋生物研究所有可能進行這方面的工作時，就要求兼任那裡的研究員，以滿足他對催化劑事業的追求。

最近幾十年，新的生物催化劑－－各種酶－－不斷被發現，成為現代生物化學的重要領域。在日常生活中，酶也有了愈來愈廣泛的應用，例如用蛋白酶或脂肪酶清理下水管道，大量的工業污水處理，等等。這證明蕭光琰在六十年代初對未來的學科方向看得非常准，相當有預見性。

在這種寬鬆的環境中，蕭光琰煥發出極大的科研熱情和聰明才智，他努力工作，這期間完成了很多論文。１９６４年大化所承擔國家急需的「大慶中油加氫裂化制取航空煤油和低凝柴油」的課題攻關任務，蕭光琰為催化劑最後研製成功作出了重要貢獻。他的工作成績很快得到了肯定。不久他當了僑聯的副主席。１９６４年大化所成立了三室，他當了室主任。

那時他曾經找到我，說他想見一見已經十年沒見面的哥哥，如果他哥哥不能來中國見面，是否可以到香港見面？他希望他的哥哥也能來中國工作（他哥哥當時在美國的保密單位任職）。我當時聽了，很感動。在歷盡人世滄桑的今天，我覺得他在多次挨整之後，還想讓他的哥哥也來中國工作，太天真了。

１９６４年末，我離開大化所到北京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工作。那時候的通訊條件和現在沒法比，此後，和蕭光琰的直接來往就很少了，只是從到北京開會、辦事的人那裡聽到些零星的情況。

文化大革命開始



1966年，「文化大革命」時中國人和人之間的相互傷害，走向極點。我很快就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每天挨斗。

我經常被拉出去遊街。一次造反派把我拉到街上時，給我掛個大牌子，我們手裡還拿著盆，拿著棍，一邊敲一邊跟著喊打倒自己。人群中的女兒看到了我，我心中嘀咕著回家怎麼向他們解釋。回家後夫人、孩子像迎接「英雄凱旋」一樣，準備了好飯好菜，想用這種辦法安慰我，我知道瞞也瞞不住乾脆直話直說，「今天我被遊街了，給我掛個大牌子，寫著「打倒鐵杆保皇派白介夫」，不過我一看，旁邊那人掛的牌子上寫的是「打倒鋼桿保皇派×××」，心裏想，還有比我硬的呢！」全家大笑起來。

另一次鬥爭會上，造反派給我帶了頂常見的很高很尖的紙帽子。不知誰想出來新花樣，給我旁邊那個挨斗的人戴了頂老戲里縣官戴的帽子。兩邊有兩個大耳朵，斗他時一按他的頭，兩個大耳朵就跟著一煽一煽的，我看著覺得很可笑，雖然在挨斗，心情並不壞。這時候，突然有個造反派黨委副書記，年紀比我還大，上台狠狠煽了我兩巴掌，以表現他的革命精神。那時有很多這樣的人。

人有群膽沒有孤膽。那時候被打倒的人很多，心裏不太緊張。在挨斗時，周圍很多人，特別是所里的工人對我仍然特別好。一次鬥爭會上，造反派把我按到地上跪下。這時一個外號叫唐二愣的工人，對著造反派大叫了一聲：「別讓他跪著，他跪著也比你們站著高。」我當時心裏真是感動。唐二愣馬上也進了專政隊，他出身好，什麼也不怕，造反派拿他一點辦法也沒有。

不久，造反派讓我收拾東西，我知道以後就不許我回家了。那時候周圍已經有不少人自殺，包括我的好朋友王志華（科學院的副秘書長）。我曾參加抗日，有跟著共產黨打天下的歷史背景，記得當群眾敲鑼打鼓開除我黨籍的時候，我很自信地對家人說，如果我被開除，那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得被開除。我長期做人的工作，知道怎樣在盡量不傷害別人的情況下保護自己，本身性格也比較平和，不很激烈，總是相信這種情況會改變。這些因素都使我對「文化大革命」的猛烈衝擊有較強的耐受力，即使這樣，有時候我也覺得很難熬，很理解人為什麼會想到自殺。

我被關在專政隊時，常常會想到過去在一起的同事都怎麼樣了？我常常想到蕭光琰，很為他擔心。蕭光琰的歷史背景不能給他任何保護，他的思想行為和當時的社會有如此之多的格格不入，他性情急躁，有人說他像個玻璃製品，透明，堅硬，很容易破碎。他夫人中國話都講不流利，他們一家怎麼度過這場災難？他們挺得住嗎？

我被放出來不久，就聽說了蕭光琰的遭遇。我這麼不愛激動的人，卻久久地，久久地不能平靜下來。

走向深淵



根據我對蕭光琰的了解，和他周圍人陸陸續續的述說，他生活的最後片斷，在我面前一幕一幕地閃現。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蕭光琰像當時中國無數的「臭老九」一樣，成了被打倒的對象。他家也像我家一樣，擠進其他幾家人。住進來的人要共用廚房、廁所。這對很習慣保護隱私的蕭光琰來講，是太不習慣了，突然，你的一舉一動都在別人的監視之下。

他和他夫人本來就不太會做飯，這時候幾家人擠在一個廚房，常常沒有空間輪上他們做飯。在外面挨了批鬥回家，只能喝口水，吃幾塊餅乾。周圍的人都有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和自我保護意識，對他們一家人都唯恐避之不及，誰也不敢理他們，冷眼和歧視包圍著他們。

「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以及過去那些對他生活作風、工作作風的批判已經太不夠分量了。「文化大革命」形成了一個最專制同時也是最自由的空間，只要你出身好，或暫時屬於「革命群眾」，那你就可以發揮自己最豐富的想像力去臆測別人的心理，去給別人扣帽子。所里的大字報又再次推斷蕭光琰回中國是想當特務。

儘管蕭光琰想努力適應中國的環境，到頭來還只能當個反面教員。他回中國以後除了給哥哥寫寫信，從沒和其他在國外的人來往過，他心裏清楚自己不是特務。至於其它問題，其實大多是學術問題，因為接受了一套美國實驗室和公司的管理方法，在中國不適用，因此得罪了一些人。自己原本不參与政治，與人無爭，與世無爭，哪裡有能力去反黨。

文革開始時，蕭光琰還能承受。起碼他每天還能回家。洛洛生在中國，文革開始時她只有十四歲，當時學校里開始把同學分成「黑五類，紅五類」，她當然屬於「黑五類」，壓力很大。因此也清楚地感到爸爸的心理壓力。

蕭光琰一家一直在互相安慰，互相支持，盼望情況起變化。一年過去了，兩年過去了，他們全家都挺住了。可形勢愈加惡化。工宣隊又進駐了大化所。蕭光琰意識到，自己遇到比以往更大的危機。

工宣隊有個人老是戴著八角帽，大家都叫他「八角帽」，是大連電磁場的工人。態度很兇狠，動輒就動手打人。1968年10月5日，工宣隊派人把蕭光琰抓進「牛棚」，與其他牛鬼蛇神集中在一起。同時，抄了蕭光琰的家。抄走了他家一切值錢的財物，其中包括甄素輝父親給她留下的家傳的戒指（有人說是孫中山送給她家的）。

在中國這個環境中，蕭光琰特殊的經歷，使他比一般人更依賴他的家，突然進了專政隊，離開了夫人，離開了女兒，他感到失去了一切。前面一片黑暗。

人們在努力證明他是特務，不管有沒有根據。工宣隊希望工作有成績，能抓出美國特務，在當時多榮耀啊。於是蕭光琰被搞成有背景、有組織的特務機構的成員。人們不去追究這特務是真是假。當時所謂「打擊一小撮，保護一大片。」其實是「打擊一小撮，嚇倒一大片。」大多數群眾是順應潮流的，也形成一種可怕的力量。

「八角帽」的功勞越來越大。在他眼裡，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怎麼「教育」都不過分，他們沒有什麼功勞，卻過著比工人好得多的生活。他們用當地人發「博士」的諧音給蕭光琰起了個外號叫「白屎」。從蕭光琰的交代里得不到更多的特務活動信息，為了擴大戰果，有人開始動武，特別是「八角帽」，認為這樣才可能讓他徹底交待問題。每天拳打腳踢，甚至用「三角帶」這種特製的刑具來鞭打。嚴厲的、無休止的「審訊」周而復始：你在美國掙那麼多錢，生活那麼好，為什麼回到中國?你能把美國的資料弄到中國來，一定也能把中國的資料弄到美國去，你為「美帝國主義」搞了多少情報？

蕭光琰不斷地寫檢查，寫揭發材料，回答他永遠找不到答案的問題。他寫出來的東西不能讓工宣隊滿意，他們需要的是有轟動效果的揭發材料。他們逼他一遍遍地寫。

四顧無援，遍體鱗傷的他，在經歷了世道人心，生死榮辱之後，心如死灰。剛歸國的時候受到懷疑，五年，十年還在懷疑，回國服務快二十年了，還在懷疑。他面對著一個他無法理解、也無法理解他的世界。

1968年12月6日，工宣隊的「八角帽」又對蕭光琰進行體罰。他精神特別壞，喃喃自語：「共產黨的政策是給出路的……」在這段時間里，他一定反覆想過自己的出路，尋找過生存下去的理由。可是，他看不到出路。他不想連累家人，不想辜負甄素輝的感情，更不想對不起孩子。最好的辦法就是什麼也不留下，讓他們更容易劃清界限。這幾乎是文革中自殺的人的共同特點，要麼不留遺囑，要麼留遺囑把自己大罵一頓，為的是不牽連家人。

12月11日晨，當專政隊員喝令「牛鬼蛇神」起床時，蕭光琰終於不必再爬起來，面對這個醜惡的世界了。驗屍結果：服過量安眠藥——巴比妥自殺。他走了，帶著滿身的傷痕。他剛剛四十八歲。

這是「八角帽」沒有想到的，也是工宣隊的頭頭沒有想到的。他們不知道靈魂高貴的人往往脆弱。據說工宣隊也感到緊張，他們加緊搜查了每個被專政的人，防止再有「畏罪自殺」的。可見他們知道把人逼上絕路是錯誤的。但工宣隊同時宣布這是階級敵人走投無路時的選擇，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勝利」。工宣隊的人貼出了「特大喜訊」曉喻全科學院，決定「乘勝前進，深挖一切階級敵人」。

他們確實取得了偉大成果。由大連化學物理所、大連海運學院、大連運輸公司、大連婦產醫院組成了聯合專案組，並命名編號，把以蕭光琰為中心的(三○一)特務集團案列為重點大案，進行緊張的內查外調，株連所及達十一個單位二十六人，其中包括和蕭光琰交換過熱帶魚的老理髮員，以至給蕭博士打過針的護士。當然，他們說這是「清隊的重大收穫」，「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但可惜的是，任你怎樣政策攻心，棍棒啟口，硬是搞不到一點像樣的證據。所以，「三○一」一案實質上毫無結果，以至不了了之。可惡的是，「專政隊」的暴徒及其幕後指使人的功勞卻不減。大連化學物理所已經得到上級的重視，不久，他們就成為毛遠新親自抓的典型，作為「工人階級佔領科研部門」的活樣板，把他們的『經驗』赫然發表在《人民日報》上。

九泉相會



在蕭光琰已經長眠不醒時，甄素輝正在營城子農場勞動改造。當天下午大化所工宣隊的人把她叫到大化所。嚴肅地宣布：「反革命特務分子蕭光琰畏罪自殺，他的問題是敵我性質的。你要繼續交待。」

甄素輝異常安靜。她甚至失去了女人痛哭的本能。她看著丈夫的遺體，提出了任何人都沒法拒絕的要求：准許她請兩天假，回家照料多日不見的孩子，她的請求被批准。她當天就回家了。自從他們夫婦倆被關起來，十四歲的洛洛就開始孤身一人，無人照料。

甄素輝天性柔弱，卻善解人意，在蕭光琰心情惡劣時，她總是輕聲細語地給他安慰。她外圓內方，有自己生活的原則，做人的原則。蕭光琰多次挨批判，甄素輝永遠站在他身邊。可是蕭光琰悄悄地走了，沒留下一句話。出於母親的本能，甄素輝不能不想，如果她隨蕭光琰走，洛洛怎麼辦？洛洛沒有成熟到能像成人一樣為自己負責，又不是幼稚的不懂事的小孩子，我想甄素輝一定和女兒進行過一場世界上最艱難的談話，進行了外人無法判斷的生死抉擇。洛洛曾把自己的一張照片留給了同學，小小的孩子在照片背面工工整整地寫著：永久的紀念。看來她對一切是有準備的。

甄素輝和洛洛一起包了餃子，一起吃了餃子。幾天後，當人們發現她們的屍體時，母女倆緊緊地相擁，凄然地告別了這個世界。

多少年來洛洛可愛的樣子一直在我面前晃動，無法忘卻的可愛、弱小與無辜！剛剛十六歲，正值對未來充滿美好幻想的花樣年華。我也一直想為什麼甄素輝能作出這樣的選擇？唯一的解釋是她心中充滿太深切的愛與太徹底的絕望！

據說周恩來知道了這件事，而且親自過問，追究責任。當年毒打蕭光琰的「八角帽」和工宣隊的頭頭都受到了處罰。

我不能說蕭光琰是一個沒有弱點的人，但我可以說，我自己，我周圍的很多人，愧對蕭光琰的赤子之心，愧對蕭光琰對我們黨、我們國家、和對我們的信任。他曾懷著怎樣的熱情踏上這片土地，又懷著怎樣的絕望無聲離去？歷盡凄風苦雨之後，他的一家竟選擇了這樣的方法駛進人生避風的港灣，這成為我心中永遠的痛。

愧對蕭光琰的親人



「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蕭光琰的哥哥蕭光灝從美國回到中國，他要求和我見面。我當時很奇怪，他為什麼要見我呢？蕭光琰去世時，我離開大化所已經三年多了。我的印象中，他的哥哥應該比我大幾歲，但看上去挺年輕。他一下失去幾個親人，卻仍不失其溫和善良。見到他，我除了寒暄，竟一句話也講不出來，心中湧起的全部是難過和慚愧。

蕭光灝話還沒開始，已是老淚縱橫。

他說他很後悔，那時候蕭光琰多次寫信想見見他，來中國也可以，到香港見面也可以，他對中國的一些情況也有所聞，但自己的工作放不下，一直沒回來。總以為都還年輕，將來見面的機會很多。實在沒想到此生不能再見。每當想到這裏，他就覺得沒有盡到當哥哥的責任，蕭光琰一定是有難處才多次寫信想見他。可蕭光琰在信里從沒講過他的真實處境。他怪罪自己為什麼就沒早一點兒想到呢。「文化大革命」一開始，美國也有報道，那時能設想蕭光琰的處境，可已經無法聯繫，現在來了，可是太晚了！什麼也不能為他做了。

蕭光灝說他很早以前就從光琰的信中知道，我和蕭光琰關係很好，給了他很多關照和幫助，他這次來一個是想看看弟弟、妹妹生活過的環境，看看他們走過的街道，他們工作過的地方，做點生者還能為他們做的事；另外就是想來看看蕭光琰的朋友，也表示一點謝意。他說蕭光琰在回中國這段時間里，除了家庭之外，總還嘗到了一些人間溫暖。

不是指責，不是聲討和憤怒，而是感謝，這是我萬萬沒想到的。作為一個基層領導，其實很多批判打擊蕭光琰的運動都是我領導的。雖然有很多都是不得已而為之，但這畢竟有一份我的責任。聽到這裏我實在有些聽不下去了。我很想說「對不起」。

我不記得當時我都對他說了些什麼，可我記得自己歷經劫難，剛剛在走上坡路，還心有餘悸。當時「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心中有再多的不滿也不敢否定「文化大革命」，不敢否定任何一次政治運動。我不想去說空話大話，也不敢說出自己真正想說的話，那種惶惑和尷尬的心境至今記憶猶新。聽說他來中國還有一件事，就是想找到當時孫中山送的那個戒指，對他來講，這個戒指有太多的紀念意義。後來調查，這個戒指被當時抄蕭光琰家的人賣了，最後也沒有找到。

現在的中國我以為可以講真話了，可是與蕭光灝天各一方，也許我們永遠失去了交談的機會。我已經八十多歲，一直堅持打網球，揮拍之間，我常常想到蕭光琰，想到他說要練好基本功，想到我們曾經的友誼。到現在我也打聽不到蕭光琰一家的骨灰在哪裡。這樣一個和睦的家，以這樣慘烈的形式寫下了這樣的悲劇，是我們民族的不幸。那個荒誕的歲月的形成，應該反省的不僅僅是上層領導，也包括我們基層領導。每一層人，包括我自己，都有一份責任。蕭光灝也快九十歲了，我希望他能知道，我們沒有忘記蕭光琰，沒有忘記這個充滿愛國熱情的科學家的毅然選擇，沒有忘記他對中國石油工業的貢獻，沒有忘記我們給他造成的致命傷害。

歷史常常會以不同的形式重演。我期盼「蕭光琰」式的家庭悲劇不以任何方式再現。我們急需建立起有效的監督機制，不靠英雄人物來扭轉乾坤，使這個國家即使有錯誤，也行而不遠。我們也要完善我們的文化，增強其包容性，容納不同的習俗及思維方式。

不能從苦難中汲取教訓的民族，一定是沒有前途的民族。

注：我年事已高，記憶會有很多的不準確和疏漏，可自己已經沒有精力去找人核實。若有當事人了解更詳細、準確的情況，我希望本文有機會得到補充和修改。文章大概成稿后，讓女兒去大連，找當年與蕭光琰共事的人核實和補充了一些情況，他們是陳慶道、李文釗、劉宗海、陳怡萱。另外關力、劉秋榮、楊海平對本文進行了一些文字修改，在此一併表示感謝。

（完）

原標題：我與蕭光琰的苦澀友誼

（作者系北京市前副市長、北京市政協第六屆、第七屆主席）（責任編輯　吳　思）

文章來源：《炎黃春秋》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