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6月24日訊】【編者的話】《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延安日記》

1944年10月8日

羅斯福說，由於沿海的水路全部被日本人所控制，緬甸尚未收復，要援助中國很困難。

總統說，目前重慶每月能得到兩萬多噸貨物，而一年半以前，每月只有三千噸左右。從“空中橋樑”不能運送更多的東西了，因為超重型飛機Ｂ-29M耗油太多。

毛非常了解怎樣運用激烈的革命詞藻，所以黨員都把他看作是精通馬克思主義的。他的判斷和思維方法看起來好像是正確的，是遵循馬列主義原則的。然而，他用表面上看來正確的邏輯推理，任意對馬列主義作出解釋，這些解釋乍看起來也是不錯的。

因此，有時在他的結論中能發現一些小資產階級政黨的綱領中所用的論點。這在中共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的秘密決議中，見得最多。它們夾雜在“文件說明部分”的一些詞句中，夾雜在列舉出來的正確結論和見解之中。可是，事後，人們才開始明白，之所以要通過一個文件，就是因為其中有這種混雜在一些詞句中的不引人注意的論點。

把有關整風的論述，和不信任共產國際的話，以及打扮成反“教條主義”的反蘇思想，塞在一堆堆中共文件裡面，已成為毛澤東的文風。這也就是早在1942年毛第一次談到的“實際生活中的馬克思主義”。

理論上的模稜兩可，動搖不定，迫不得已而對蘇聯採取的親切態度，這是毛活動中的危險的徵候。政治形勢要麼把這些暴露出來，使它們更明顯，要麼把它們掩蓋起來。毛對政治形勢的變化，嗅覺很靈敏。他很會估計形勢的發展，但由於不特別聰明，也常犯錯誤。他認為蘇聯會戰敗，但蘇聯沒有。如果他預見到了這一點，在某些情況下他就不會那麼魯莽從事了。

革命鬥爭可能會使中共中央主席處於一種只得按馬列主義精神行事的地位。就連最近發生的黨員對審幹委員會的活動進行批評和譴責等事，也在告訴毛，對此必須加以考慮，而黨員那樣做，倒能促使共產黨走上為創建社會主義的中國而奮鬥的道理。這種前進的運動最終可能戰勝某些領導人的機會主義。無論如何，對群眾的革命情緒，馬克思主義的深入人心以及蘇聯的威望，毛澤東不得不經常加以考慮，並使自己去順應這些情況。

最近我們談話時，毛一再勸我不要對東方人的靈活性表示不滿，應該向中國人學習，變得靈活點。

新四軍正在作戰，他們在江蘇以及湖北的部份地區有自己的根據地。

中共中央主席對伯金將軍的訪問很生氣。他願期望美國人會提出很重要的建議，而且會與美國政界上層人士進行接觸。可是，伯金將軍卻只是來莊嚴地授予巴雷特上校戰鬥勛章而已。

美國人為此組織了一次盛大酒會。我敢說，巴雷特也並不是無緣無故得到勛章的──他是美國在東方的出色的、最富有經驗的情報官之一。這個四十五歲的，禿了頭的人，長得很健壯，舉止莊重，充滿自信。他特別友好，常常帶笑，顯得隨和、誠懇。毛儘一切努力想拉他。

不論是德帕斯，還是伯金，都沒和中共領導人進行會談，這使毛澤東坐立不安，因為他準備好了所需物資的清單和各種建議等。

我認為美國人決定要檢查他們使團的實地調查，並討論一些很重要的問題。總之，中國同志大失所望。

謝偉思是美國人中最細緻的，他告訴中共領導說，這些高級軍官訪問延安是故意做給重慶政府看的。不知這是他自己的意思還是奉命這樣說的。總之，他把給毛服的苦藥丸包了層糖衣。

日軍的進攻繼續得逞。10月1日，他們占領了湖南新寧，10月3日占領了寶慶。(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