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6月23日訊】【編者的話】《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延安日記》

1944年10月7日

聶榮臻、蔡暢、李富春、李立三、周恩來、鄞穎超、傅鍾、羅邁、徐特立、陳毅、王若飛、向警予和其他一些老資格的中共官員曾在法國留學(朱德和葉劍英是留德的)。經同法國一有關團體達成協議，他們的學費由一個資產階級啟蒙組織負擔。這批即將成為巴黎大學和里昂大學學生的人，啟程之前曾在北平經過專門學習。

在俄國十月革命影響下，歐洲的革命運動掀起了一個高潮。各種思潮和派別的政黨、團體、組織和小組，像雨後春筍般地發展起來。

因此，這批政治上不成熟的年輕人在法國受的教育，對他們中間的許多人都有消極作用。他們在接受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同時，顯然也接受了歐洲形形色色的左翼黨的思想。他們中的許多人用革命的極端主義否認馬克思主義，否認共產國際的領導作用和十月革命的經驗。他們受無政府主義者的影響很深，這些無政府主義者後來在西班牙內戰中起的作用，令人十分遺憾。有工聯主義傾向的黨派，左翼恐怖主義的組織等等，那時日趨活躍起來。

李立三正是在歐洲接受了那種無政府盲動主義的哲學，強調暴動和“中國革命的特殊方式”。共產國際經過全面分析，斷然反對這種哲學。毛澤東卻大量吸收了李立三的觀點。

中國黨的大部份現領導人，雖經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習，仍沒有克服西歐小資產階級對他們的影響。從整風來看，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和經濟學科等許多方面的學習都是敷衍了事的。現在，馬克思主義被公開稱為“教條主義”，稱為“對中國共產黨不適用的西方經典的革命哲學和革命實踐”（毛澤東語）。

毛澤東與李立三的關係就很能說明這一點。毛澤東雖然憤怒譴責李立三的觀點，但仍然同他保持頗為良好的關係。

羅邁（1927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是李立三的摯友。同周恩來等組織了中共巴黎支部。二十年代，羅邁（真名李維漢）曾在毛澤東家裡住過一個時期。

李立三生於1896年。他和毛是同鄉，一度關係很好。李立三在法國留學回來之後，積極從事中國的革命工作。在爭奪黨的領導權的富田事件之前，他與毛澤東的關係一直都很好。李立三因犯左傾機會主義錯誤而被共產國際免去領導職務。

中共中央主席只是在口頭上譴責李立三。這是同“莫斯科反對派”和“教條主義”作鬥爭的一種手段。既然李立三因犯左傾錯誤遭到共產國際的批判而名譽掃地，那麼用他的名字來搞垮自己的政敵是很方便的！毛澤東這個湖南人並不是真的討厭李立三。他公開譴責李，只是一種政治手腕。

威廉．伯金凖將頒獎章給巴雷特上校。中共領導人為受獎者舉行了露天宴會。會場上擺了個大桌子。美國人由巴雷特帶領，依次走向桌子，嶄新的勛章在他胸前閃閃發光。人們向他獻花祝賀。在場的人把美國人團團圍住。

毛澤東和朱德向巴雷特表示衷心的祝賀。然後毛澤東就走到美國人中間，擺好姿勢顯然很願意讓記者照相。

客人們被邀請入座。葉劍英為祝賀巴雷特，發表了講話。

他說，巴雷特上校獲得勛章，這也是對中國共產黨人的嘉獎，中國共產黨人同觀察組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馬海德翻譯了這個講話。

我想，《紐約時報》的記者布魯克斯．阿特金森會報導這個儀式的。他積極參加了這次慶祝活動。(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