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6月2日訊】 八九民運的一個主要口號是「反官倒，反腐敗」。六四屠殺使民意受到嚴厲打壓，於是官員肆無忌憚，腐敗變本加厲；92年鄧小平南巡更為權貴私有化大開綠燈，由此腐敗便一發而不可收拾。

六四23週年前夕，中共喉舌《環球時報》發表了一篇社評。題目看上去不錯－－「反腐敗是中國社會發展的攻堅戰」，然而細讀其內容，卻是挖空心思為腐敗辯護，故而激起網上一片罵聲。

《騰訊網》在轉載時畫龍點睛，將題目改成「要允許中國適度腐敗，民眾應理解」。這自然引起網民一陣哄笑。《環球時報》惱羞成怒，向《騰訊網》提出抗議，迫使《騰訊網》公開認錯。但此舉非但無助於平息批評，反而招致更猛烈的抨擊。

這就是《環球時報》的唯一優點：它常常要觸及某些被《人民日報》一類官媒刻意迴避的敏感話題（例如艾未未事件、陳光誠事件），它常常要在黨八股的陳詞濫調之外，自作聰明地編出一套新的說法來，以期為當局的錯誤做出稍稍更有力一點的辯護。殊不知事與願違，其效果總是越抹越黑，越幫越忙。

不久前，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著名文革史專家麥克法誇著文「中共高層的恐懼」，文章講到中共高層利用權力攫取了大量財富，以致於從當年的革命者蛻變為革命的對象。文章引用了一則前蘇聯的政治笑話：蘇共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帶著出身貧寒的母親參觀他的住所，向她展示他收藏的大量外國豪華車、富麗堂皇的別墅以及精品美食，然後問他的母親有什麼感想，他母親回答：「一切都非常好，但萬一布爾什維克回來了怎麼辦？」

我要補充和修正的是，畢竟，鄧以後的中國，六四後的中國，已經不再是毛時代的中國，不再是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聯。今日中共高層並不恐懼布爾什維克（即共產黨）回來怎麼辦。因為他們知道，以消滅私有製為目標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已經徹底破產，原教旨的共產黨已經被歷史淘汰了，不存在了，回不來了。今天的中共高層恐懼的是民主來了怎麼辦。

是的，一直有人把現今民眾反對共產黨腐敗的強烈要求比之為當年的搞共產。其實兩者截然不同。當年的共產革命是共產黨以非法的手段剝奪他人合法的財產；我們現在說的反腐敗，卻是要用合法的手段去剝奪共產黨的非法財產。

中共建政六十餘年，前三十年，共產黨以革命的名義，把平民的私產變成了所謂全體人民的公產；後三十年，共產黨又以改革的名義，把屬於全體人民的公產，變成了共產黨官員自己的私產。

中國的情況和前蘇聯與東歐不一樣。在蘇東各國，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同步進行，他們是在有民主參與的前提下進行私有化，所以私有化的結果就有合法性，儘管其中也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總的來說，那裡的人民對私有化的結果是認帳的，是承認的，證據是：過去十多年來，這些國家都經歷了好幾次政黨輪替，但不論哪個黨上台都沒有提出過經濟清算的問題。可見那裡的廣大民眾是承認私有化的結果的。

唯獨中國不然。中國是在沒有進行政治改革的情況下進行經濟改革，在沒有民主參與的情況下進行私有化，這樣的私有化勢必淪為權貴的私有化，這樣的私有化的結果當然得不到人民的承認，根本沒有合法性。時至今日，權貴們已經把國家的資產和集體的資產瓜分殆盡。中國的貧富懸殊並非市場經濟的結果，而是權貴們搶劫人民財產的結果。因此，在中國，要實現社會公正，就不能只靠強化稅收，增加社會保障，而是必須要對權貴們的不義之財進行清算。

某些幕僚經濟學家主張對不義之財實行一刀切的赦免。姑且不談這種主張在道義上是怎樣的站不住腳，問題還在於：赦免？誰赦免誰？誰有權赦免？正像在債務糾紛中，只有債權人才有權宣佈免除債務，債務人自己無權自己給自己免除債務。中共官員利用手中的權力侵奪公共財產，然後又以政府的名義自己出來宣佈對自己以往侵奪公共財產一事不予追究。這種讓罪犯充當法官式的宣佈有什麼意義呢？官商勾結、權錢交易侵奪的是公共財產即人民的財產，唯有人民才有權赦免，也唯有經人民認可的赦免才具有約束力。這就是說，只有在實現民主轉型後，通過民主參與和公共監督的方式而作出的赦免才會是有意義的。

不錯，為了實現制度轉型，我們需要向前看，不要對過去的問題糾纏不休。說來也是，在中國，如果不是六四，如果不是六四後23年來持續不斷的專制高壓，貪污腐敗不至於發展到今天這般惡劣，貧富差距不至於發展到今天這般懸殊。如果中共早些時候就開放民主，縱然某些權勢者一度獲取了較多的利益，民眾還不難予以包容，把它當成贖買，當成換取政治開放的不算昂貴的代價。可是腐敗一旦太過分，而且這種過分的腐敗又恰恰是在殘暴高壓的保護下才造成的，也就是說，正是那些血腥鎮壓民眾的人同時又奪取了驚人的由民眾創造的財富，這又如何能讓民眾包容呢？

這些年來，民間要求經濟清算的呼聲日益高漲。可以想見，一旦中國實現民主，人民勢必會提出經濟清算的要求。由於這種要求是如此正當，以至於沒人能夠從道義上公然反對。換言之，經濟清算的問題是迴避不了的。不錯，權貴者們恐懼清算，因此千方百計地抗拒清算，但正如劉曉波指出的那樣，權貴者們的恐懼，其效果也有兩面性，它既可能使權貴者頑抗到底，也可能使權貴者順從民意——「只要民間要求社會公正的道義壓力足夠強大，設計出的清算策略以法治秩序為底線」。未來的清算應該主要針對國家公職人員，要以法治的手段清算，避免運動式的清算。應該看到，中國面臨的經濟清算問題是極其複雜的，牽涉面很廣，又無先例可循。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從現在起就下功夫認真研究，提出各種切實可行的方案。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