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連載】辛灝年《誰是新中國》（83）

北京時間：2012-05-31 08:08

【新唐人2012年5月31日訊】【《誰是新中國》題解】 誰是新中國？誰才是真正的新中國？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後，又會出現長期的內亂和內憂？雖然能夠一再地戰勝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反撲，統一了中國，捍衛了共和國統，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卻又慘敗在1945—1949的內戰之中。嗣後，竟能夠在臺灣完成向民主的全面過渡，使孫中山先生民主建國的理想得以實現…… 如果是後者，為何又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全面復辟專制制度，雖然迄無外患，更無內憂，卻造成「冤獄遍中華」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悲慘局面，為漫長的中國專制制度，補上了中世歐洲「教政合一」式極權專制統治的血腥一課。待到風雨飄搖之時，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開放」，然而，其成就雖不能與清政府相提並論，其命運卻與清王朝一樣而不能免，其腐敗和腐爛，更為中國五千年歷史所未有……

(接上期)

二中共乘國難以圖存的口號與陰謀 ——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第一蘇俄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由來性質和轉變

一共產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由來和性質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上半期東西方法西斯的興起，給世界帶來了戰爭的巨大威脅，亦給地跨歐亞兩洲的蘇聯帶來了濃重的戰爭陰影。曾經為了發動世界共產革命，更為了「自保」，而一心要在別國進行「紅色顛覆」的蘇俄，終於意識到必須改變其對外戰略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由是，蘇俄乃假手共產國際，改變它一貫命令和要求各國共產黨在本國進行造反革命即顛覆的戰略，開始要求和命令各國共產黨謀求與本國政府建立反對法西斯的「民族統一戰線」，以在新的國際形勢下繼續「保衛蘇聯」和「武裝保衛蘇聯」。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三日，蘇聯《真理報》刊登了法國共產黨書記多列士的文章：「為統一戰線而鬥爭的法國共產黨」。《真理報》還同時發表了「爭取統一戰線，反對分裂」等文章，指出「共產黨人完全可以同社會民主黨領導人進行適當的反法西斯聯合行動」。【注二十四】中共黨史專家則稱「蘇聯《真理報》五月二十三日的文章，實際上是共產國際轉向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第一個信號」。【注二十五】緊接著共產國際準備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中共領袖王明參加了籌委會。會議通過五項議程的第二項就是「法西斯的進攻以及共產國際在爭取工人階級團結起來反對法西斯的鬥爭中的任務」，決定具體討論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問題。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四日，聯共（布）駐共產國際代表曼努意斯基已在共產國際「七大」籌委會上建議，統一戰線的綱領應該「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不是社會主義，而是一個引導群眾為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而鬥爭的綱領」。【注二十六】一九三五年七月一日，季米特若夫就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第二項議程，寫信給共產國際執委會，就統一戰線問題提出四點意見，其中第三點便是：「共產黨不要對統一戰線機構採取包辦的態度，不要裝腔作勢地談論共產黨的領導權，而要在實際上實現共產黨的領導。」【注二十七】

　　

由是可知，蘇俄在假手共產國際，命令各國共產黨在本國謀求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初期，其採取的仍然是，既要建立統一戰線，又要試圖通過建立統一戰線來實現共產黨的領導，以使統一戰線在實際上成為一個引導群眾為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而鬥爭的策略及手段。這個指導思想的建立，不僅為中共早期統一戰線的謀划奠定了「陽謀」的形式，更為中共後期統一戰線的謀略，埋藏下了「陰謀」的方向。

二共產國際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前期策略及其形成原因

　　

首先，共產國際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前期策略的形成，是基於中共代表團就中共國內革命狀況的報告。據中共黨史專家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為向共產國際和各國黨報告中國蘇維埃和紅軍力量的狀況作了準備。但是，王明、康生所領導的中共代表團卻遠不是實事求是的。周和森（高自立）整理材料，寫了一篇題為《中國蘇維埃的武裝力量》的文章。根據周和森所說，中國蘇區遍布陝西、甘肅、四川、新疆、雲南、貴州、湖南、湖北、廣西、廣東、江西、福建、安徽、浙江、河南、山西等十六省區的一千三百四十個縣，並把全部中共軍隊分為三個部分：朱德徐向前部（指會合前的一、四方面軍）；賀龍蕭克部（指二、六軍團）；項英部（指南方各省游擊隊）。這篇文章誇大了紅軍的力量，說正規軍有四十八點五萬人，游擊隊有九十九點五萬人。周和森的文章還附有圖表和游擊區發展示意圖。共產國際「七大」剛一開會，周和森的文章就發表於一九三五年七月出版的聯共（布）機關刊物《布爾什維克》雜誌第十四期上。而「中國紅軍粉碎蔣介石第五、第『六』次圍剿后蘇維埃和游擊隊發展示意圖」（單引號為引者所加），則由中共代表團精心繪製，置放于共產國際「七大」的會議大廳內。【注二十八】

　　

其次，共產國際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前期策略的形成，是因為一九三五年夏天，在得知蘇俄和共產國際要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之後，以王明為首的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曾趕在共產國際「七大」召開之前，起草並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據中共黨史專家稱：共產國際「七大」進行中，中共代表團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曾譯成俄文，送交斯大林和季米特若夫審閱，經同意，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表，文件註明日期為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所以稱為「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一方面慷慨激昂地宣稱：「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特再一次鄭重宣言：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的行動，只要任何部隊實行對日抗戰，不管過去和現在他們與紅軍之間有任何舊仇宿怨，不管他們與紅軍之間在對內問題上有任何分歧，紅軍不僅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動，而且願意與之親密攜手共同救國。」另一方面八一宣言又陰險地要「大家起來，衝破日寇蔣賊的萬重壓迫，勇敢地與蘇維埃政府和東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以取代正在積極抗日和正在積極準備抗日的中華民國政府。

　　

必須指出的是，一九三五年夏天，中共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不僅早已失敗，並且其殘部的四處逃亡已歷時十個月之久。此時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向共產國際「七大」所作的，完全違背事實與極度作虛弄假的彙報，和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所發布的八一宣言，尤其是這個宣言所宣稱的，既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又要顛覆國民政府；既要抗日，又要瓦解國民革命軍；更要堅持抗日與反蔣並重，和蓄謀成立以中共蘇維埃政府及中共紅軍為核心的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策略；就在實際上為蘇俄和共產國際于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原有陰謀基礎上，進一步制定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陰謀戰略，奠定了至為關鍵的基礎。

　　

事實正是如此。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共產國際「七大」召開之際，共產國際執委皮克即在他的工作報告中說：「在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以後，採用蘇維埃形式的中國革命是一個突出的事件……只有蘇維埃才能使中國保持統一和獨立。」為此，當談到中共在建立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任務時，皮克又指出：「在反對本國資產階級和日本侵略者的鬥爭中，要把蘇維埃革命擴展到全中國去。」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日，季米特若夫在向共產國際「七大」作「法西斯的進攻和共產國際為工人階級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而鬥爭的任務」的報告時，又明確指出：「在中國，那裡已經在大片的國土上建立了蘇維埃區域和強大的紅軍。日本帝國主義強盜式的進攻和南京政府的叛變，使中國人民面臨民族危亡的危險。這樣，中國的蘇維埃就強有力地表現出中國民族鬥爭的反帝力量的統一中心。」然後他便以支持中共統一戰線「倡議」的形式（指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廣泛統一戰線的問題。後來他還在《中國共產黨十五周年紀念》一文中說：「在中共所走過的道路上也有內部困難。它必須征服關門主義者的反抗，他們不了解在當前情況下中國人民求解放的唯一途徑是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它也必須反對機會主義 —— 投降主義分子，他們想放棄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後來，他的話不僅成為毛澤東以「堅持獨立自主」為名，而蓄意推行消極抗戰和積極擴張的「合法」借口，亦成為劉少奇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一再堅持「既要反對關門主義、又要反對右傾投降主義」的理論依據。

　　

一九三五年八月七日，中共領袖王明作了「討論季米特若夫同志報告的發言」。在這個長篇發言中，他說：「我認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蘇維埃政府應當發表一項聲明，向一切政黨、團體、軍隊、群眾組織和著名政治家說明情況，請他們準備參加進去組成一個統一的國防政府。」一九三五年八月八日，蘇聯《真理報》在報導王明發言時，曾特別地重複王明的話說：「……為挽救我們的祖國和我們的人民同所有的黨派進行談判。中國共產黨和中國蘇維埃政府提出為祖國解放和獨立而建立國民政府和抗日聯軍。」

　　

由是可知，不論是共國際秉承蘇俄的意志，以要求中共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還是中共在八一宣言中激昂慷慨地宣稱了他們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決心，由於這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和決心，是在一個虛假的輝煌背景上所製造，又浸透著共產國際的陰險謀略，因此，在性質上，第一、它仍然是對於中華民國顛覆的繼續。第二、它將是中共欲在統一戰線的掩護下，為圖存和擴張所能夠找到的一個嶄新陰謀策略。其後的歷史發展，不僅完全證明了這一論斷的正確，而且，由於中共陰謀運籌這一策略的成功，竟使得這一借重「民族大義」所制定的陰謀策略，及其種種陰謀行徑，為挽救中共的覆亡，甚至是轉而推動中國共產革命的勝利，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三蘇俄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前期策略的轉變及其原因

　　

由於東西方法西斯勢力的日益猖獗對蘇聯產生了巨大威脅，由於中國的抗日對於蘇聯具有重大意義，還由於中共在蘇俄命令下的叛亂和叛國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由於上述原因正在促使蘇俄尋求儘快地改善它與中華民國政府的關係，所以，由共產國際「七大」所制定的，命令中共既要建立和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又要藉助建立和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進一步擴張中國蘇維埃運動和加緊顛覆中華民國政府的陰謀策略，也就不得不有所改變了。共產國際開始從要求中共執行「反蔣抗日」的統一戰線策略，轉變為開始要求中共執行「聯蔣抗日」的統一戰線政策。並且隨著形勢的發展，而逐漸地將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陰謀，轉變成了真心要求中共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命令。

　　

這個轉變，在莫斯科自然比較容易為王明和中共代表團所接受。更何況，剛剛在共產國際「七大」上大吹特吹了中國蘇維埃運動「偉大成就」的中共代表團，又僅僅是在半個月之後，就知道了中共第五次反圍剿的徹底失敗，和中共殘餘紅軍正在四處逃亡的消息呢。誠如中共黨史專家們所說，共產國際「七大」閉幕之後，中國工農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以及有關長征和游擊戰爭遭受挫折的消息，傳到了共產國際……為此，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才把建立以中共為領袖的「反蔣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變成了建立以「聯蔣抗日」，即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思想。誠如王明於一九三五年八月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上所說的那樣：「僅僅靠紅軍的力量，還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而從政治趨向的觀點來看，還有很大一部分人民還沒有脫離其他政權和其他黨派的影響，他們今天還不擁護蘇維埃，而在其他政黨中，國民黨在當前則是一個最大和最有影響力的黨。」五十年後，王明又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書中說：「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我發表了『新形勢和新政策』一文……第一次表示了聯合蔣介石共同抗日救國的想法。」

第二莫斯科與中國境內逃亡者們在建立統一戰線政策上的政治誤區

莫斯科和駐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團，雖然因為上述原因而改變了共產國際「七大」所制定的陰謀統戰策略，將「反蔣抗日」和擴展蘇維埃政權及中共軍隊的陰謀，迅速地改變成了「聯蔣抗日」和建立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但是，「由於共產國際『七大』期間我黨駐國際代表團發表『八一宣言』時，黨中央正在長征途中，由於與共產國際電台聯繫的中斷，無法掌握全局形勢的發展，和及時了解宣言的具體內容，因而不可能對黨的策略方針作出根本轉變」。【注二十九】所以，時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旬，當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成員張浩即林育英，將共產國際要求中共建立反帝民族統一戰線的決定帶到陝北中共中央時，所帶回的仍然是共產國際「七大」所作出的建立「反蔣抗日」統一戰線的決定。而由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所改變了的、建立「聯蔣抗日」的統一戰線策略，卻滯留在莫斯科，並由於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的電訊聯繫沒有恢復，而造成了陰錯陽差之誤。

　　

因此，對歷經逃亡而剛剛落腳在陝北的中共來說，對在一年多的逃亡中，還從來沒有想到要用抗日來作為「救命圈」的中共紅軍殘餘來說，共產國際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指示，「當時給我們的印象，似乎是一夜之間，整個世界都變了」，因為「共產國際指示中共，要中共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向」，以至「我們當時對於這些新消息極為振奮，一致贊成這個新政策」，因為「這在中共的發展上，似乎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因為「現在蘇維埃走到窮途末路，非有這個改變不可」。【注三十】於是中共黨史專家乃稱：林育英回到中共中央后，中共中央便發表了「一一二八」宣言，即「中華蘇維埃政府和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抗日救國宣言」。該宣言宣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與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特向全國人民宣言：不論任何政治派別，任何社會團體，任何個人類別，只要他們是願意反蔣者，我們不但願意同他們訂立抗日反蔣的作戰協定，而且願意進一步同他們組織抗日聯軍和國防政府……」

　　

中共及其紅軍終於在日本帝國已經侵略我國四年之後，在歷經一年多輾轉逃亡，只剩下不足二萬人馬的窘境中，才在蘇聯的命令下，第一次喊出了抗日的口號，並從此開始了借抗日以反蔣、借抗日以圖存和借抗日以擴張的「中國共產革命」新階段。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陝北瓦窯堡召開會議，林育英在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精神和中共代表團發布八一宣言的經過。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窯堡通過了「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該決議稱：「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 —— 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只有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又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論述建立廣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指出無產階級必須堅持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擴大和鞏固紅軍根據地，「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按：不是向日本侵略者進攻的需要）」。

　　

由是，中共黨史專家乃稱：經過瓦窯堡會議……中共中央沒有接受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的「聯蔣抗日」主張，而是堅持了共產國際「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立場，主張「反蔣抗日」。莫斯科建立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改變，顯然與中共逃亡者們的主張產生了重大政治誤區。然而，這個政治誤區卻為毛澤東和他的中共堅持誤了下去。因為，誠如張國燾所說的那樣，「抗日這頂大帽子，可以掩護一切。主要是野心家能在這頂大帽子下，實現自私的勾當」。【注三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