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5月6日讯】梁振英“当选”特首后，随即在四月九日北上接受委任，中央在祝福之余，也必然发出“最高指示”，作为梁振英上任后的“指导思想”。
北京在委任前夕，港澳办主任王光亚藉接见香港工联会访京团时，在传媒镜头聚焦下，高调要求香港社会各界放下特首选举期间的分歧，“要在香港实现大和解、大团结”。这是中央整体定下的调子。虽然有针对性，但也没有背离中央一贯的精神，因为这是“稳定压倒一切”下，胡锦涛所提出的“和谐社会”精神。
北京放话定调“大和解”
梁振英在北京先后会见三个顶头上司：王光亚、总理温家宝、国家主席胡锦涛。晤谈内容当然都得以“和谐、和解”为指导思想。
梁振英还在香港时，表示不会与王光亚谈组织班子问题，以显示他的“高度自治”。岂料两人晤谈近两个小时后（超过预定的一个小时），他承认谈了组班问题。是否意味着临时增加了话题，也就是北京要介入对特区政府的组织？在北京干预下，未来的特区政府班子是更和谐，还是更不和谐，值得关注。
温家宝向梁振英颁发任命状后与梁振英晤谈，要求梁搞“大和解”，加强同各界人士的交流，消除分歧和矛盾，集众思，广忠益。除此之外更首次提出廉洁问题，要求“为政者要清廉，做人要清廉”。
北京高层对香港特区官员的指示，一向语焉不详，因而会引发香港的“竞猜游戏”，这次亦然。例如“同各界人士的交流，消除分歧和矛盾”，这个“各界”只是统治集团内部，还是包括民众，尤其是反对派？这从梁振英接旨后的表现，才可以知道他是如何理解的；至于是不是中央的意思，又是另一个问题。
再如提出清廉问题，这与以前很不一样，当然是指特首曾荫权及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涉嫌贪污事件，甚至包括唐英年的“地下宫殿”的僭建。显然，温家宝要梁振英打击官商勾结贪腐问题。然而梁振英自己十年前在西九规划的设计比赛中没有利益回避，难道不是清廉问题吗？梁振英会自己打自己吗？选举期间中联办警告特首办主任，要他不要公布相关资料而放生梁振英，这是中联办的清廉表现吗？北京与梁振英会不会遵循毛泽东对共产党员所要求（自己却不去做）的那样，不可以对别人马列主义，对自己自由主义？
“大和解”是否包括泛民？
胡锦涛的会见虽然阵容很大，包括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国务委员刘延东、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全国政协副主席廖晖、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及中联办主任彭清华等都在场，但是“最高指示”却比较简单，就是要求“和衷共济”。想来胡的“和谐社会”在中国大陆不但难于实现，还跑出王立军“叛国投敌”与薄熙来、谷开来的涉嫌谋杀案，如果香港再折腾一番，情何以堪？
然而梁振英回到香港的表现，以及香港社会的情况，显然与“大和解”有“大距离”。
梁振英回到香港后频频见人，包括唐英年阵营的人士，尤其是土共自己人，甚至跑到深圳出席民建联的路向营，但是对泛民人士则形同陌路。
被视为梁振英头号啦啦队的张志刚更在他的专栏文章里死咬民主党不放，公然表示“大和解”不包括泛民，还攻击民主党参与通过政改方案，又参选特首，就不应反对小圈子选举。
但是，何俊仁从开始参选就说明目的是要揭露小圈子选举。
后来梁振英不得不安排在四月二十三日会见二十名泛民的立法会议员，但只安排一个小时会见，掐头去尾，能说得上什么？显然，这又是“亲疏有别”的老套。不过这一套只有现任特首曾荫权敢老老实实说出来，其他人都要伪装一番。
泛民拥有多数民意支持，否则基本法也不必对他们设下许许多多的限制；而泛民在基本理念与核心价值上，与共产党及建制派距离也最大，因此如果把泛民排除在外，则这个“大和解”还有什么意义？
建制派内“小和解”也困难
即使与唐英年阵营的“小和解”，看来也是困难重重。在竞选期间唐英年揭露梁振英九年前主张对游行民众进行“防暴”式镇压与破坏言论自由的行为，连“老爱国”中以往表现被认为比较开明的吴康民都视之为“叛国投敌”，敌我可以和解吗？在土共看来，将“两类矛盾”“合而为一”会不会是当年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呢？
因此虽然梁振英当选后，原先痛骂唐英年的左报立刻转軚，赞扬唐英年，但唐营所受的创伤恐怕还是难以平复。亲梁人士举办了一场“和头酒”，唐营人士很多人没有应邀。选后立即爆出新鸿基地产与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涉嫌官商勾结的弊案，难免使人联想到有没有秋后算账的成分。虽然也有消息说此案长期被曾荫权压住，梁振英不想以后由他接手而强迫曾荫权现在就办。
四月中旬，一直支持梁振英的某地产商发表了“地产商冇大茶饭”的言论，被认为是打压地产业与支持唐英年的地产商；因为不利和解，被立即收回。但也有大地产商回呛“冇人可以打压楼市”，可见硝烟未散。
代表工商界的自由党如何处理与梁振英的关系，是重要指标。这个“民族资产阶级”与土共不同，他们在港英的培育下成长壮大，固然其中有不少利益关联，但是他们也认同一些香港固有的核心价值，例如自由与人权，至少是容忍，而不如北京与土共把它们当作“敌人”。所以自由党顾及民意而在二○○三年撤出对二十三条立法的支持，这次唐英年（加入政府前也是自由党成员）也爆出梁振英违背核心价值的言论而进行“自杀式攻击”。
梁阵营内部利益如何摆平？
其实何止自由党，就是梁阵营内部如何摆平利益关系，也是梁振英面临的头疼问题。例如新界乡绅的僭建屋问题，或者梁振英的马仔为拉拢选票，做过“豁免”的承诺，但是一些现任官员、盛传是梁振英的重要幕僚的林郑月娥，则坚持依法拆除，双方势同水火。
这些问题势必影响未来班子的组成。据说持有独立见解与能力颇强的现任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得到梁振英的赏识而要给她出任“二把手”的政务司司长，然而可能因为“大和解”而不被任用，尤其是中联办更赏识最听话的林瑞麟而要他连任，梁振英敢不听中联办的指示吗？可是在唐英年辞职参选，曾荫权委任林瑞麟出任政务司司长时，香港市民已经示威痛批这位因为擅长拍马屁而民望极低的“林公公”。这样一个人，对“大和解”难道会有贡献？
对这个职位有兴趣的还有野心勃勃的前保安局长叶刘淑仪。这位因为强行推销二十三条立法而下台的官员，在梁振英赴京前夕，秘密会晤梁，被怀疑是希望梁振英到北京为她美言几句，以便坐上老二宝座。叶刘则回避回答相关问题。这位现任新民党主席也曾有意竞逐特首宝座，当时就曾攻击梁振英“会害人”，后因北京没有对她祝福，不敢参选。既然梁与她“棋逢对手”，梁怎么会不防她？
“大和解”势必关系到香港市民与北京的关系是否会改善，尤其是北京公然插手介入特首选举之后。港大民意研究计划在三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就特首选举电话访问了逾千名市民。调查显示，市民对梁振英治港没有信心。梁当选后，两成八受访者表示对香港前途信心减少，这个数字远高于董建华、曾荫权年代。另外，有五成九市民不满整个选举过程，不满率是历届最高。造成这个恶劣结果，北京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舆论呼吁立即解散中联办
对香港与“祖国”的关系，香港市民最不满的是中联办的介入。中联办官员在选举过程中不断放话，诬蔑民调，甚至恐吓学者、媒体等等，左报的一些骇人言论也是来自中联办。所以有舆论主张立即解散中联办，以确保香港的高度自治，挽救“一国两制”。
有消息说，中联办不但不会解散，近期更大手买入柴湾湾景园的十四个单位，涉资金逾六千二百万港元，显示他们会进一步扩大人手，加强实力，来实现由共干组成的“第二管治队伍”直接管治香港的决心。“一国两制”自然更是危危乎。
梁振英代表了香港的土共势力。他们在九七后地位已经改变，但是与对利益的渴求显然还有很大差距，因此在代表土共势力的梁振英上位后，该如何酬庸，避免内部的厮杀，也是他必须摆平的“核心”问题，除此还有中共官员与中资的利益。这是香港在失去高度自治以后必须面临的更多问题之一。
在这个情况下，不但香港的现实问题离开“大和解”有很大距离，而且情况还错综复杂。离开梁上任的“七‧一”与民众例行的“七一游行”没有多远，最重要的民主、民生问题如果没有解决的迹象，难保届时民众会蜂拥上街。因此梁振英匆匆宣布：“明年私立医院接收‘双非’孕妇的名额应该是‘零’；……我不保证明年在香港出生的双非婴儿可以获得永久居留”。
这番言论得到市民的支持。然而这个行政手段有何法源？是个人决定还是经过集体讨论？具体又如何实施？未来特首以短线操作来讨好市民，也引发舆论的批评，更担心香港将出现无法无天的独裁者！
文章来源：《争鸣》月刊 2012年5月号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