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5月6日訊】提及漢武帝，每一名中國人的內心都難以平靜，那是中國人自豪的年代，那是讓中華文明遠播四海的年代，在那個年代中，人們自然會想起衛青、霍去病等抗匈名將。幾十萬大軍在朔風中橫絕大漠，致使匈奴北遁，一掃西漢建立以來的頹勢，從此「不教胡馬度陰山」，那是何等地蕩氣迴腸與激動人心。那又是何等的強勢與威儀。然而在背後，那些所消耗的錢糧也是巨大的，僅七次出擊匈奴，就先後共動員了上百萬人次的軍隊出征，二三百萬人的民夫運輸兵器盔甲和糧餉。
在戰鬥中，漢軍也損失了十余萬士兵和二三十萬匹戰馬。獎賞斬殺敵人首級的將士的賞金，動輒數十萬斤黃金 。據史書「西漢中央政府的財政承受住了「歲費凡百余巨萬」的巨額支出（巨萬：指萬萬，即一億）」。而提供這些錢糧供應的人「桑弘羊」，卻是漢帝國史書上寥寥幾筆帶過的人物，正是，對戰爭的勝利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桑弘羊」，這位名不見經傳的人物，在漢武帝時期的漢匈戰爭中，擔任大司農等職期間運籌帷幄，保證了財政供給，有效支援了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
然而，歷史彷彿在和這樣一位名垂青史的關鍵人物開一個小小的玩笑，《漢書》不為其立傳；司馬光痛斥其「不加賦而國用足，不過設法以陰在民利，其害甚於加賦」；蘇轍謂其「法術不正」，「民受其病」；蘇軾說得更為尖刻：「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桑弘羊」，「言之則污口舌，書之則污簡牘」（《東坡志林》卷5），還把《史記》論及商鞅和桑弘羊之功作為太史公「二大罪」。
可以說桑弘羊生前死後卻被當成「言利小人」和「聚斂之臣」的典型而飽受非議。與衛青、霍去病等名垂史冊，受萬世膜拜成為鮮明的對比。究竟桑弘羊到底是一位什麼樣的人物，竟然招致如此怨毒苛嚴的詬病與訾議呢？到底桑弘羊做過什麼，讓千秋史書無法為其立傳評說？迷一樣的桑弘羊到底含隱藏什麼樣的事情，讓後世至今無法解開他那神秘的面紗來解讀他那傳奇般的故事。
桑弘羊（公元前152年——公元前80年），出身洛陽商人家庭。因為有心算的特長，十三歲就擔任了侍中，開始在漢武帝身邊工作。三十三歲時，與東郭咸陽、孔僅「三人言利析秋毫」 ，對經濟的分析十分深刻，從而得到了漢武帝的信任。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漢武帝劉徹執掌大權之後，強化中央集權，「廓土斥境」，尤其一改父祖先例，對匈奴採取強硬措施。
如此全方位的革新給社會經濟帶來巨大壓力，「天下費多，財用益屈」，一時「財賂衰耗而不贍」，財政危機逐漸顯現。解決山窮水盡的困窘財政成了漢武帝君臣的燃眉之急，而以前的「賣爵贖罪」等做法，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再向日益困窘的百姓增加賦稅也非「久安長治」之計。在這種情況下，桑弘羊建議或者直接主持實施了一系列廣開財路的經濟政策。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桑弘羊成為搜粟都尉，同時兼任大農令,掌管全國的租稅財政。
開始了他人生中最著名的經濟改革，漢初「開山海禁」，聽任鹽鐵私營，豪商大賈和諸侯王紛紛冶鐵煮鹽，積蓄雄厚的經濟實力，不僅直接減少了國家收入，在政治上對於西漢王朝的穩定也十分不利。桑弘羊力主實行鹽鐵官營，禁止私賣私鑄「儘管天下鹽鐵」。盡除積弊，並擴大鹽鐵官營的建置，產量和銷售大幅增加，為漢庭帶來源源不斷的財政收入，也使得這一措施成為鞏固邊防、抗禦匈奴的主要經濟保證。
同時，為了抑制豪商大賈與貴族利用賤買貴賣、囤積居奇來操縱物價，牟取暴利，並增加政府收入，桑弘羊又實行均輸和平準之法。設置掌管運輸的均輸官和管理物價的平準官，各地向均輸官交納貢物折價和運費，然後由均輸官和平準官在低價地方購買商品運往京師或高價地區銷售。
可以說官府「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與貴族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踴」。實行均輸、平準的結果，不僅減輕了百姓遠道貢賦的負擔，打擊了地方富商與貴族控制社會的實力，有效的加強了中央集權的力量。同時使朝廷得以控制運輸和貿易，為西漢王朝增加了巨額的財政收入。從此貨物源源不斷的充實了邊防物資供應。
而改革幣制也是桑弘羊經濟改革中最令人矚目的一項改革。漢庭建立之初，由於法令政令不通，私鑄之風盛行，造成貨幣使用混亂，由此帶來的物價暴漲的現象日趨嚴重。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漢武帝下詔採納桑弘羊建議，整頓幣制，由國家統一鑄造貨幣。
新鑄的三官錢（後世亦稱五銖錢）重量與實際重量相等，規格相同，質量較好，成本較高，使私鑄者無利可圖，從而杜絕了民間私鑄流弊，幣制歸於統一，五銖錢也為後世長期沿用。此外，桑弘羊還推行酒類、專賣經營公田、等等舉措，不但改善中央財政加強了中央集權，而同時也對開發邊疆亦有其重要。
綜觀桑弘羊一生從政六十年（一直到漢昭帝元鳳元年（公元前80年）被殺為止），對漢武帝在經濟政策決策的影響是深遠，而桑弘羊本身在西漢社會經濟中更是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所實施的一系列經濟政策，其主要著眼點在於廣開財源，解決政府財政危機並打擊豪強巨室的力量；而其最直接的目的就在於為曠日持久的漢匈對決提供經濟保障，正如史書中記載「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
這些措施都收到預期效果，正是，有了充足的後勤保障，漢武帝「兵行三十余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大漢帝國亦因此才能將抗禦匈奴的戰略方針進行到底。漢武帝「文治武功」，正是桑弘羊一系列財政經濟政策為物質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講，桑弘羊可謂漢武帝「興造」各項功業的得力助手，其功並不在衛青、霍去病之下。然而，儘管「弘羊榷利而國用足」，但是他公然挑戰並違背了儒家思想中的「諱言財利」、反對「與民爭利」的傳統信條，因而受到當時以及後世諸多儒生的詆毀。
特別是其「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是建立在打擊和限制權貴豪強既得利益的基礎上，禁富賈之「溢羡」，扼豪民之「利途」，必然招致猛烈攻擊和陷害。經歷了鹽鐵會議上唇槍舌劍的較量后，桑弘羊逐漸失勢，最終在與豪強外戚的政治鬥爭中落得身死族滅的悲慘下場，而歷代王朝對其政策的效法，同樣堵塞了眾多人等的滾滾財源，於是對他的仇視和指摘便不絕於史了。這樣我們就更能理解為什麼「桑弘羊」這樣一位人物生前生后，招致如此怨毒苛嚴的詬病與訾議，使得千秋史書無法為其立傳評說。而他那份神秘面紗與他那傳奇的故事，隨著漢帝國的落日餘暉，日趨暗淡終究成為了漢帝國史書遺忘的人物。
文章來源：新三才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