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4月21日訊】胡錦濤總書記不久前發明一句口號：「不折騰」。對此，中國左右兩派都不滿意，說它是「不作爲」的藉口。物議洶洶，衆口鑠金，網上甚至流傳「擊鼓傳花，把難題遺留後任」的鼓噪。其實，文人未必懂政治。政治家的口號，不可作正面解讀。例如，「文革」時毛澤東說「團結起來，爭取更大勝利」，那意思其實是：黨中央很不團結，「文革」可能失敗。同樣，等胡總書記發明「和諧社會」以及「不折騰」哲學時，中國社會其實已經很不和諧，「樹欲靜而風不止」，所謂「折騰」，根本不是「要不要」的事。

果不其然，胡書記話音剛落，中宣部墨迹未乾，在中國西南的天府之國，「平安重慶」的山城裡頭，也即在「唱紅打黑」的心臟部位，當代延安的寶塔山上，突然平地炸雷，爆出條驚天新聞。只是，這次不是「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而是「夜正濃，月朦朧，中國跑了個王立軍」。黨中央本是全國和諧的表率，王立軍一「跑」，黨中央也無法再和諧下去，不作爲也得作爲，不折騰也就折騰了起來。

自三月份「王捕頭月夜奔領館」後，這出由重慶拉開序幕的大戲，便一路演到了北京。其間峰回路轉，高潮叠起，環環相扣，步步驚心。先是「周尚書無奈登前臺」，後有「溫丞相激情答記者」，接下來又是「薄公子黯然失權柄」。前後照應，如章回小說，層層拓展，似懸念碟片，朝野震驚，萬民爭睹，風頭遠蓋過重慶當年進京「唱紅打黑」呈送禦覽的那台「紅戲」。據說好的劇情，必須收「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效果。如今影壇不振，難見此類精品。倒是王立軍出手不凡，演出了這種境界。王立軍出逃後，薄熙來在記者會上連呼「突發事件」，可見劇情相當出乎意料。同時，在一個高喊「和諧」但骨子裡卻很不和諧的環境裡，王立軍的「突發事件」，又很符合文藝批評家所謂的「生活邏輯」，所以又在「情理之中」。戲演到這個份上，王立軍幾乎文武全才。公安局長兼大學教授，可能不全是「學術造假」。

王立軍和薄熙來以及「唱紅打黑」的關係，可以說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關係。因此，要搞懂王立軍和他那部正在上演的大戲，就須搞懂薄熙來的「唱紅打黑」。自重慶推出「唱紅打黑」以來，擁護和反對者的關注點，都在「打黑」，不在「唱紅」。在多數人看來，「唱紅」不過是個幌子，「打黑」才是真幹。畢竟，大家都知道，一個把兒子送進西方頂尖貴族學校的人，既不會願意，更不可能相信，用幾句老歌能喚回那個紅彤彤的毛澤東時代。可惜，多數人的看法只是常識，而常識經常犯錯。「唱紅打黑」的重點，恰恰不是「打黑」，而是「唱紅」。要講清這個道理，需從前朝談起。

所謂前朝，是指江澤民治下的中國。江澤民自糊裡糊塗當上「第三代核心」後，既大喜過望，又誠恐誠惶。江澤民自己既無政績又沒關係，他那點「烈士子弟」的背景，在京城太子黨眼裡，根本一文不值。他想跟別人玩，人家連門都不讓他進。所以，當政之初，江澤民很是鬱悶苦痛。但是，江澤民身上有個不惹眼的優點，這個優點低調得有時竟連他自己都會忘記，那就是他是個十足的庸人。江澤民沒有原則，不講主義，通曉的唯一哲學，就是那句經常挂在口邊的「悶聲大發財」。江澤民這種優點，非常適合九十年代的中國。九十年代，是中國從紅色理想主義向低級資本主義過渡的年代，這是一個需要庸人的時代。如果說意大利文藝復興是一個需要巨人並且産生了巨人的時代，那麽，九十年代的中國，就是一個需要侏儒並且産生了侏儒的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當政，江澤民很快發現自己生逢其時，如魚得水。江澤民雖然不是太子黨，但「向錢看」卻是九十年代全中國的共識。畢竟形勢比人強，不久包括太子黨在內的全國人民，便集合到江澤民周圍，舉國一致地「悶聲大發財」起來：有人出身貴胄，自上而下地「發」；有人起於草莽，奮力自下而上地「發」，一時聲勢浩大，蔚爲壯觀，很快竟「發」出個「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大國崛起」。

然而，再「悶聲」，「財」發大了，終究有些後果。後果之一，便是「發財」這種好事，畢竟只能「一部分人」攤上，這就變成了貧富差距。後果之二，則是「發財」這個過程，需要並創造出了一個與自身相適應的外部環境，這就是腐敗盛行，黃黑泛濫。江澤民時代留下的這兩個後果，當今中國左右各派有目共睹。大家爭論的，不過是各自藥方的優劣。薄熙來所屬的太子黨，人數雖少，但對國家卻有著與生俱來的使命感。他們自幼耳濡目染，懂得最多的真理，便是「天下者，我們的天下」。「文革」之初，他們組建「老紅衛兵」，提倡「老子英雄兒好漢」，曾「天下者，我們的天下」過一把。但等到紅衛兵遍地開花，亂象四起時，他們又不以爲然，心想你們也配「我們的天下」？於是，他們成立「西城區糾察隊」。要「糾」的，正是平民紅衛兵們折騰出來的「亂」。如今，恰如當初。眼看紅色江山被那些「自下而上發起來」的傢夥們折騰得烏煙瘴氣，太子黨們憂心如焚。於是，他們又一次要「天下者，我們的天下」了。

薄熙來不是理想主義者，他並不想根除腐敗。他要做的，是把腐敗控制在一個合適的範圍內。普通老百姓每天看到，因而也最切齒的腐敗，畢竟就是那些「自下而上發起來」的傢伙們搞的低級腐敗。腐敗盛行，人人能搞，自然要亡黨亡國。但如果能把腐敗變成一種特權，變成只有「自上而下發起來」的貴族才能享用的高級腐敗，那就不但老百姓眼不見爲淨，天下立馬太平，而且太子黨也才能找到「天下者，我們的天下」的感覺。所以，薄熙來要做的，就是把江澤民時代「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股合流的腐敗，變成只有「自上而下」一枝獨秀的腐敗。但是，你憑什麽把腐敗變成特權？那就要靠「唱紅」了。不要以爲「唱紅」是薄熙來的獨創，不是。「唱紅」是整個太子黨集團內心深處最大的共鳴。北京的「延安兒女聯誼會」是太子黨的一個俱樂部，他們同樣熱衷「唱紅」。他們「唱紅」，不是熱愛文藝，而是展現政治抱負；不是懷舊，而是爲現實利益尋找歷史的合法依據。什麽是「唱紅打黑」？講到底就是：只有「紅」，才有資格「黑」！歸根結底，還是他們「文革」初期的那句話：「老子英雄兒好漢」！四十多年過去了，也就這麽點出息。

可惜，薄熙來這次犯了兩個錯誤。第一，他高估了自己，這是太子黨的通病。想把腐敗變成特權，談何容易？慢說是在二十一世紀這片稱爲「共和國」的土地上，就是在前清，不也得講幾句「滿漢平等」嗎？在愛新覺羅的天底下，封個滿人當總督，還得配個漢人做巡撫，也沒有所有肥缺，八旗子弟通吃的道理。第二，他低估了王立軍。王立軍是奴才，這不錯，他自己也承認，否則不至自謙爲「口香糖」。但王立軍這奴才，親手處置過另一個奴才文強。文強和王立軍，雖分屬兩個陣營，但同是「自下而上」的人物。兔死狐悲，文強的下場，一定給王立軍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而且，王立軍是在「超限戰」的政治倫理熏陶下成長起來的「我黨新一代幹部」，把他惹急了，什麽事幹不出？

九十年代，幾位憤青寫過本和「超限戰」一齊揚名的書：《中國可以說不》。書名是從日本進口的，寫得文不對題，語無倫次。所謂「說不」，必須說前人所未說，幹前人所未幹之事。中國自「打黑」以來，打過的高官，無論是北京的王寶森、陳希同，還是上海的朱小華、陳良宇，沒有一個是太子黨。王立軍是條漢子，他豈止只是「魚死網破」，他簡直是「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他幹的事，前所未有，驚天動地，可以說是在開創歷史。所以，他才是名副其實的「可以說不」。

文章來源：《動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