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4月21日訊】【編者的話】《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延安日記》

1944年7月16日

蘇聯是反希特勒聯盟中最主要的力量，毛澤東僅僅在寫文章時和給莫斯科發賀電時才承認這一點。不管怎麼說，這種承認，也表現了他缺乏與蔣介石相抗衡的信心。萬一明天發生軍事衝突怎麼辦呢？過去是誰幫了他的忙？現在會幫他的，又是誰？所以，莫斯科不斷收到經過選擇的口號、保證和許多表示“良好願望”的聲明，其原因就在於此。

再也沒有人提王明了。對毛澤東來說，反對“莫斯科派”的鬥爭已是過去的事了—這個階段雖然不很順利，但總是過去了。

我現在已深知毛澤東的為人了，我認為，他與王明的衝突還有另一個原因(當然不像主要原因那麼重要和有影響)。王明在戰前被看作是中國共產黨的著名理論家之一。毛對這種情況是不能容忍的。當然，這不是主要的，但是這是毛的性格。

夜，萬籟俱寂。我瀏覽著文件，燭光閃爍不定。報導，報紙和譯不完的稿件。我剛譯完的這一篇的結束語是：“毛澤東是我黨和人民的最有戰鬥力的領袖。”工作情沿就是這樣，就是毫無辦法。

與毛有過一些接觸之後，我認為，只有符合他的利益時，他才說真話。對他來說，不存在什麼道德標準。如果有本事或者有機會撈點什麼(即使用最不體面的手段)，就幹！理由嘛，過後總會找得著的！

列寧說過，制定政策不是為了去適應某個個人的心理和行為，而是為了千百萬人的利益。但是，毛對任何個人或千百萬人都不感興趣。重要的是抓權。至於說，抓權究竟要付出多大犧牲，這個或那個步驟是不是冒險主義的，是不是可以用較小的損失取得較大的勝利，他是很少關心的。確切地說，他對這一切根本就不關心。對他來說，人民只是完成他的計劃的工具而已。有時，我覺得他說起話來，儼然是個救世主。他凌駕於人類、法律、道德和苦難之上。有的時候，他就是用這種腔調說話，說得忘乎所以。他極端無情。對他來說，善惡隨一已之私利而定。他興奮起來，就口若懸河，滔滔不絕。這時，他平常那種無生氣的樣子就無影無蹤了。

1944年7月19日

中共中央主席又讓我給莫斯科拍了一個電報。

電報詳細敘述了蔣介石軍隊失敗的原因，在湖南衡陽戰役中，中央政府的軍隊不是避而不戰，就是一觸即潰。軍官萎靡不振，人民不支持軍隊。雖然中共領導的方針是慎重的，國共談判仍然沒有取得任何結果。會談將繼續進行。

在敵後進行抗戰的中共部隊與前線打仗的國民黨部隊有很大差別，而且差別越來越來。中共部隊向前推進，實力不斷加強，而國民黨軍隊正越來越陷入危機。蔣介石部隊倉皇撤退，面臨崩潰。如果敵人繼續進攻，國共兩黨部隊之間的差別就會更加明顯。

特別是過去幾個月裡，共產黨在敵後一直打勝仗。一些大的根據地的人口增加了，已經不是以前報導的7,000萬人，而是將近８,600萬人了。在中國的一些戰場上，中共部隊消滅了大量的偽軍和敵官兵。在南線、中線和北線，收復了幾個地區，還收復了許多城鎮，其中包括24個地區的中心市鎮。

我在毛澤東的電報上加了下面兩段話：

—毛澤東對一些重大問題的看法不符合實際情況。中共中央主席對國共兩黨之間的關係，以及對他們參加抗戰的評價，是片面的、不夠客觀的。

—電報中列舉的數字，是毛澤東從專為一批外國記者來延安而準備的、帶傾向性的材料中取來的。(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