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4月11日訊】我從小在台灣長大，祖父曾是國民革命軍蔣中正先生嫡系部隊第88師孫元良部524團的一名上尉連長，后調102師任中校團副、72軍上校團長，獨立21旅少將旅長等職；曾參加過凇滬會戰、南京保衛戰、武漢會戰、長沙會戰、西南會戰和遠征緬甸等戰役，斃敵無數，在緬甸戰役中，所部512營遭到日軍猛烈的炮擊，損失慘重，自己也身負重傷，后被授予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乙級」勳章，他在世時，給我講述了很多關於抗戰和蔣介石的故事，我都深受感動。

自從隨父母遷居大陸后，我所接觸到的抗戰歷史與祖父和台灣所描述的卻大不一樣，在大陸，我聽到最多關於國軍抗戰的評價是「消極抗日、被迫抗日、積極反共、投敵賣國」等，讓我難以接受。尤其是對民族英雄「蔣中正」先生的描述更是離譜至極，「被逼抗日、投降賣國、奸詐狡猾、禍國殃民」等，這些描述與事實根本不符，本人非常憤慨。

自九一八至七七抗戰全面爆發，蔣介石與國民政府一直在抵抗日寇，只是沒有正式宣戰而已。廿一年調精兵第五軍至上海參加一二八血戰，斃敵近萬，迫使日軍三易主帥；翌年三月調關麟征部參加長城抗戰，廿四年調十三軍入綏遠收復百靈廟，都是蔣委員長親臨前線指揮的，他還計劃反攻商都和察北，以肅清綏遠敵氛，進而鞏固整個西北之門戶。不幸西安事變將整個計劃破壞無遺，一切國防大計、經濟建設等均因此變亂或延緩或停頓。鑒於濟南慘案之痛，中樞曾有訓練卅六個師國防軍的計劃，冀以此新軍作爲抗日基本力量。當時訓練計劃由德國顧問法肯豪森將軍協助進行，裝備彈藥也向德國採購。西安事變爆發時，整訓的軍隊只完成了一半，訂購的軍事設備大部份未運回，甚至連囤積起來準備打半年仗的糧秣彈藥也只儲下不足三份之一數量。假如抗戰的爆發再延遲五年，徵召的新兵已經練成，工業建設與備戰工作初具規模，到那時才對日抗戰，配合太平洋戰爭，那麽中國絕不至於單獨對法西斯作戰，斷不會損失公私財産一千多億美元、十億畝耕地被破壞六億畝、沿海區工業設備全部毀滅！

八年抗戰中，蔣介石組織了廿二次大型會戰、一千多次重要戰役和一萬三千多次中小戰鬥，陣亡將士高達340餘萬，單陣亡將軍就多達208位，其中還包括了2位集團軍總司令，如此巨大的損失，還能說蔣介石和國軍消極抗日嗎？若非拚死抵抗，怎能有如此之具的損失？所以，說蔣介石和國軍消極抗戰是在褻瀆歷史。

1974年1月18日，越南政府不顧中國一再警告，派兵侵佔中國西沙永樂群島，並與守島民兵發生衝突。從而展開了西沙海戰的序幕。南沙海軍火速支援，無奈越南艦隊噸位和火力都有絕對優勢，雖然中國海軍浴血奮戰，但是漸漸力不能支。緊要關頭，中央火速調動東海艦隊支援。然而，東海艦隊必然要通過台灣國民黨海軍封鎖的台灣海峽，如何安全通過，成為了中國海軍的一個難題。

中國人民海軍通過台灣海峽的消息很快被台灣國民黨得知，當台灣海軍司令唐x林向蔣介石請示如何應對時，蔣介石說了一句很閃光的話：「你不知道西沙吃緊嗎？」畢竟蔣介石明白，國共之爭屬內鬥，在外敵入侵的時刻，中國人還是會團結一致的。唐x林欲領命而去，蔣介石又指示說：「你們要一路護航，保證艦隊安然通過。還有準備補給船，給前線送給養。」

結果，出乎東海艦隊意料。國民黨海軍不但大開綠燈放東海艦隊過海峽，而且一路護航，保證了艦隊的安全。此外，幾十艘台灣補給船開赴西沙前線，為前線的解放軍戰士運送食物和淡水。

蔣介石即使放棄反攻大陸的機會，也絕不願意災難降臨到自己同胞頭上，他的民族感情超越了一切。

1959-1961年中國大陸發生大飢荒，蔣介石號召國際社會及海外華僑盡一切可能救助大陸饑民，並施放物資氣球到大陸沿海給大陸同胞輸送食品、藥品等物資。

種種事實都說明了，先總統蔣介石是何等的偉大？是何等的豁達大度？對於失去的江山，蔣介石默認了，沒有派兵反攻大陸，陷人民于戰亂中，在美國提議讓台灣加入聯合國的時候（加入聯合國就意味著獨立建國），遭到了蔣介石詞拒絕，他說道：「中共既然已經是中國的政府了，他們進去了（指進入聯合國了），那我們就退出來嘛，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此氣度，誰人能比？在我看來，從19世紀到現在，恐怕沒有哪個所謂的偉人能與蔣介石相媲美。

蔣介石是中華民族近代最偉大的偉人，他帶領黃埔軍校的學員們十年北伐統一了中國，八年抗戰使中國不受滅頂之災，他帶領中國人民首次在絕對劣勢的情況下擊敗了世界頭等軍事強國，光復國土，銷毀歷史上那些不平等條約，他的功績不容抹殺和扭曲、他的功績將被後人所牢記。

歷史終究會還蔣介石一個公道的。

中日兩國在1937年軍力對比

陸軍1937年1月

現役兵

中華民國：170萬

日本：38萬

預備役兵

中華民國： 無

日本：73.8萬

后備役兵

中華民國： 無

日本：87.9萬

補充兵

中華民國： 50萬

日本：248.4萬

陸軍總計

中華民國： 220萬

日本：448.1萬

師級單位裝備狀況1937年7月

人員：

中華民國:11000人

日本： 22000人

馬匹：

中華民國:無（自備不計 ）

日本： 5800匹

步槍：

中華民國:3800支

日本：9500支

機槍：

中華民國:320挺

日本：600挺

火炮：

中華民國:46門

日本：108門

戰車：

中華民國:無

日本：24輛

海軍1937年7月

中華民國:6萬噸

日本：190萬噸

比例： 1:30

空軍1937年7月

中華民國:300架

日本：2700架

比例： 1:9

中日兩國軍備生產能力對比

中國年鋼產量4萬噸 日本年鋼產量580萬噸

中國年造坦克0輛 日本年造坦克330輛

中國年造汽車0輛 日本年造汽車9500輛

中國年造大炮0門 日本年造大炮744門

中國年造飛機0架 日本年造飛機1580架

中華民國有陸軍220萬，海軍艦艇6萬噸位，空軍有飛機300架（中國方面這300架還包括教練機和不堪作戰的飛機在內，據當時陳納德的估計可以擔任作戰任務的軍機不及100架，這些飛機還是向好幾個國家東拼西湊分批買來的雜牌軍，也就是說砸了一架就少一架。）。日本呢？它擁有陸軍448.1萬，並且他的一個師的裝備相當於我們一個師的三倍。中國士兵三個人伙用一桿槍的情況比比皆是。日本的海軍艦艇噸位已達190萬頓，1933年世界海軍會議時，美、英、日海軍噸位之比，就已經是5：5：5了。日本還擁有2700架飛機。

1941年1月10日成都上空，中華民國空軍第五大隊的34架飛機，被日本的12架零式戰機擊落13架、擊傷11架，第五大隊從此被撤銷番號，改稱是無名大隊，所有隊員在他們胸前佩戴了一個字「恥」。

從晚清開始太平天國、英法聯軍、八國聯軍入侵，民國初建，袁氏篡國、張勳復辟、軍閥割據，北伐、閩變、中原大戰、九一八，寧粵分裂，蘇俄侵略、日本入侵、偽南京國民政府（汪兆銘）、偽廣州國民政府（汪兆銘、李宗仁）、偽滿洲國、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從晚清開始中國每天都在打仗，而日本明治維新后國家迅速現代化，國力的懸殊非一般人可以想象。

（一）是抵抗，不是不抵抗

九一八不抵抗事件，可以看看國內公開出版的《張學良世紀傳奇（口述實錄）》和國務院文化部直屬的歷史雜誌《炎黃春秋》2004年1月號。裏面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張學良明確說是他自己判斷斷失誤不是任何人給他下的命令，並徹底否認了教科書中的「蔣中正不抵抗主義」。

《張學良世紀傳奇（口述實錄）》節選：

「我要鄭重地聲明，就是關於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變不抵抗，不但書里這樣說，現在很多人都在說，這是中央的命令，來替我洗刷。不是這樣的。那個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絕對不是的。」張學良說：「那個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謂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衝突，他來挑悖，你離開他，躲開他。」他解釋當時他為什麼下令不抵抗：因為過去對日本的挑悖，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當時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東北那麼大的事情，我沒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沒有想到日本敢那麼樣來（指用武力侵佔整個東北——引者注）我對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報也不夠，我作為一個封疆大吏，我要負這個責任。」張學良說明：「這就是我給你的解釋。不抵抗，不能把這個諉過於中央。」

唐曾笑著對張感慨道：「我們聽了五十多年了都說是蔣公打電報給你，說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民族國家于不顧。又說你拿著個皮包，把電報稿隨時放在身上。」張學良回答說：「瞎說，瞎說，沒有這事情。我這個人說話，咱得正經說話。這種事情我不能諉過於他人。這是事實，我要聲明的。最要緊的就是這一點。這個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個兒的事情，是我的責任。」

早在兩蔣早已過世的1990年6月8日，張學良在接受日本NHK電視台採訪時，就已經明確地說過：「九一八事變時，我認為日本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這個事件能和平解決，我對九一八事變判斷錯了。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中央政府。」

當日軍進攻錦州時，蔣委員長連發封電報命令張學良「堅決抵抗」，張卻一槍未發地席捲著他的數十萬東北軍逃之夭夭。

東北淪陷后，蔣中正立刻向德國購買了一億金馬克的武器裝備，並聘請德國軍事顧問訓練軍隊，打算裝備八十個精裝師。但因西安事變導致日寇提前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而沒有來得及完成，只裝備了四十個師。其次，在蘆溝橋事變發生之前，南京政府就已經在山東、江蘇、安徽、浙江等省的五個戰區先後修建防禦工事約4900座，被稱為中國的馬奇諾防線。

（二）是安內攘外，不是只安內不攘外

在中國共產黨對蔣中正的深仇大恨之中，大概除掉1927年的「清黨」，就要算是三十年代南京國民政府所決定的「安內攘外」政策了。但是，只要把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在外患內憂交相進攻之下所決定的安內攘外國策，和當今中共在改革開放的一片大好形勢之下所堅守不移的「穩定壓倒一切」的國策，進行一番對比，我們就自然能夠發現，蔣中正的「攘外安內政策」或曰「先安內后攘外」的政策的完全正確性。

因為，正是「軍閥殘餘之殘餘」（陳獨秀語）的武裝叛亂，才破壞了北伐成功、中華民國南京政府重建之後，整個國家的初步和平統一局面，也才給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實際上是蘇聯命令中共在中國發動武裝暴動、土地革命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大好時機，甚至給了日本敢於侵略、佔領我國東北的機遇和膽量。

1931年九一八事變這一國難的發生，正在南昌指揮剿匪的蔣中正，立刻停止對中共的第三次征剿，轉身回京處理日本侵略之事。其結果就是中共「歡呼第三次反圍剿的勝利」，並在九一八事變僅僅發生兩個月之後，聽從蘇聯的命令，為徹底推翻我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以分裂中國為手段，在江西瑞金篡立了「偽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並宣布一切少數民族地區都可脫離中國。

1933年春，日軍為侵佔我華北、企圖西進長城沿線攻城略地之時，正在對江西紅軍實行第四次征剿的蔣中正，又立刻罷兵北上，親自指揮了熱河、榆關、和長城三大戰役，艱難地保住了華北。可是，江西紅軍卻乘機在蘇聯的命令和指揮之下，發展到了三十萬人，佔領了四十五個縣城，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終於將贛東到閩西的「白點」——即國民政府的統治區域，全部拔除，把他的蘇區——也就是蘇聯在中國的武裝統治區域，從江西到福建連成了一線……。就不說其間由他們策劃的「閩變」和由其它分裂勢力所發動的「粵變」，又給國難當頭的中華民國帶來了怎樣的痛苦了！

正是鑒於種種腹背受敵、交相壓迫的情形，1932年六月，本著「為不使國家于憂患苦痛之中增分崩離析之懼」，為「不完成國家統一、乃不能攘外」這樣一個至理，也就是「家不和外人欺，家亂外人更欺」這樣一個人人皆能夠明了的道理，蔣中正才在廬山會議上頒布了安內攘外的國策，「冀消除我民族根本之大患」。就是必須消除「中共在前蘇聯直接命令和指揮下對中華民國的武裝叛亂和瘋狂顛覆這一背後威脅」。因為，不論是日本侵佔了中國，還是蘇聯侵佔了中國，對我們所有的中華兒女，都是同樣的痛苦，除掉甘當馬列子孫的中國人以外！

比較一下國民黨的「安內攘外」國策和共產黨的「穩定壓倒一切」國策吧！前者是為了「衛國攘外」而不得不求「內安」；後者，則是為了「維護專制」而絕不容許五十余年來毫無民權的人民對現存的極端反動統治表現絲毫的不滿。而我「民族的大患」——赤禍，就是俄禍，倘若當真被當年國民政府「安內攘外」的政策所掃蕩乾淨了，又何來1949年之後中國大陸人民無邊的血腥和苦難！

所以說，蔣中正的攘外安內政策，不論是從當時看，還是從今日來看，都是正確的。因為，歷史的事實告訴了我們，他，「不是只安內不攘外，而是既安內又攘外，安內更是為了攘外」！

（三）是積極抗戰，不是消極抗戰

蔣中正不但不是消極抗戰，而且從來就是積極地在準備抗戰。1932年蔣中正就已經告訴記者說：「萬一與日本發生全面戰爭，我們就把首都遷往四川，以應長期抗戰。」1935年蔣中正在另一次接受記者採訪時又說：「即使是我們中國關內的十五個省份都被日寇佔領了，只要四川、雲南、貴州還在我們的手裡，我們就一定能夠戰勝日本侵略者。」正是為了在未來長期和全面的抗戰之中，使西南諸省能夠服從中央的全面和長期抗戰決策。

1935年，蔣中正才「單騎走西南」，終於使西南三省與中央政府保持了統一，並保證中央的政令和軍令能夠順利的在西南三省被執行。他的預見和做法，確實對後來蔣中正、國民政府領導全民族的的長期抗戰直至最後勝利起到了巨大的保證作用。

1935年底，中國當時的最高領袖蔣中正還在北京蘆溝橋我方河坡之下，親自帶領一名工兵營長爬行一千米，並根據這一實地偵察而在我河坡高地上設計了「反斜面陣地」，對後來我軍在蘆溝橋對日軍作戰，起到了相當的作用。此其一。

其二，自九一八事變發生到1937年「七七」全面抗戰爆發，蔣中正、國民黨執政的南京國民政府，首先向德國購買了一億金馬克的武器裝備，並聘請德國軍事顧問訓練軍隊，打算裝備八十個精裝師。但因西安事變導致日寇提前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而沒有來得及完成，只裝備了四十個師。其次，在蘆溝橋事變發生之前，南京政府就已經在山東、江蘇、安徽、浙江等省的五個戰區先後修建防禦工事約4900座，被稱為中國的馬奇諾防線。

同時為迎接未來的全面和長期抗戰，蔣中正特別號召推動了「新生活運動」，以求煥發我們的民族精神和改進我們的人文素質，以為未來的全面和長期抗戰做好精神、心理和人格的準備。日本官員阿部信行就曾一再地警告他的政府說：「決不能小看中國政府現在正在做的三件大事：整頓財政，整頓軍備和新生活運動。特別是新生活運動，就是排日運動的結晶。」

其三，自1927年中華民國南京政府重建,1928年東北易幟,中華民國獲得初步的統一。其後，直至1937年「七七」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正是因為蔣中正和國民政府始終懷有對未來長期和全面抗戰的思想準備，才能在這個外患內憂的歲月力，蕩平了殘餘軍閥多達十數次的大小軍事叛亂，發動了五次對「蘇俄在中國的國中之國——中共武裝叛國勢力的征剿」。

（四）不是不打，是該打的必打

1932年的「一.二八」淞滬抗戰。以往的宣傳是，「一.二八」抗戰不是蔣中正要打的，是蔣中正不給打，但十九路軍的官兵們要打，是他們不服從蔣中正不抵抗的命令，而堅決要打的……」但是，這卻是大錯特錯了！

「一 二八」淞滬抗戰，固然十九路軍是參戰的地方部隊，但因蔣中正認為這一戰是該打的，非打不能向國際揚我中國人之正氣，中華民國之國格，所以，他將黃埔精銳八十七、八十八兩個師合併而成立第五軍，任命張治中擔任軍長，積極地、壯烈地戰鬥在上海「一二八」抗日的戰場上。雖然，當時的國際和國內均不知八十七、八十八兩個精銳師才是淞滬戰場上更重要的主力；雖然，國際國內的一切鼓勵、嘉獎和慰勞物資均只送給了十九路軍，甚至連所有的抗戰榮譽都集於十九路軍一身，蔣中正和他的中央軍還要背負不抵抗和不抗戰的罵名。

對此，大陸歷史學者早已在1991年出版的蔣中正傳一書中，就已經深懷著傾佩之心，把蔣中正兩次給八十七、八十八師的親筆信件公布了：2月28日，蔣中正在信中勉勵第五軍說：「抗日為整個民族存亡所關，決非個人或某一部隊榮譽問題，決無彼此榮辱之分。此次第五軍加入戰線，固為敵人所畏忌，亦必為反動派所誣衊。苟能始終以十九路軍名義作戰，更是足以表現我革命軍戰鬥力之強。生死且與共之，況于榮辱乎何為？」

（五）是血寫的事實，不是墨寫的謊言

誠如大陸學者楊樹標所言，「由於蔣中正堅持領導抗戰，國民黨軍隊自始至終地堅持抗戰」，在其十四年抗戰中，發動投入十萬兵力以上的大型會戰就有22次，大型戰役如平型關（此處為平型關戰役，不是那個偷襲了日軍幾百人輜重部隊的「平型關大捷」）、台爾庄者就有1117次，小型戰鬥28931次。面對面地戰死在抗日疆場的國民黨將軍就有206人。陸軍犧牲、失蹤者共3211419人，；空軍犧牲4321人，毀機2468架；海軍艦艇全部打光。在1929至1933年自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畢業的兩萬五千名青年軍官中，就有一萬名青年軍官壯烈犧牲在全面抗戰爆發的前四個月。從山海關到上海會戰，從武漢會戰到歷次大會戰和大戰役，國民革命軍成連、成營、成團甚至成師壯烈犧牲者，不可勝數。

正是由於國民革命軍在偉大衛國戰爭中的傑出表現，當中華民國的偉大衛國戰爭，如蔣中正早就預料和準備的那樣，終於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接軌」之後，西方列強終於在蔣中正和他領導的大中華民國抗日政府的要求之下，廢除了所有不平等條約，去除了我們的百年國恥，實現了孫文的一個最大願望，那就是：「廢除不平等條約，是中國國民革命勝利的第一個標幟！」從此，中華民國不僅成了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成了「聯合國宣言」的三大起草國之一，而且成了世界反法西斯「四強」之一。不僅掃盡了百年以來中華民族所遭受的一切欺凌和污辱，而且開始自立自強於世界。從而使得這一場偉大的衛國戰爭傲然矗立在中華民族五千年衛國衛族的戰爭史上。

而蔣中正作為一個身先士卒，不顧安危，始終堅定地領導著和堅持著對日抗戰，並終於奪取了最後勝利的偉大民族英雄，則不論政治上的醜惡敵人和賣國者們要如何地誣衊他和醜化他，他都將永遠地屹立在我們民族歷史的峰巔地位之上，而永難動搖。

美國總統羅斯福曾說：「假若沒有中國，假若中國被打敗了，……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而調往其它方面來作戰？他們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把這些地方打下來。他們並且可以一直衝向中東，和德國配合起來，舉行一個規模進攻，在近東會師，把俄國完全隔離起來，合併埃及，斬斷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線……」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途就不堪設想了！」

美國學者易勞逸教授終於能夠公平地說道：「為國民黨軍隊說一句公平話，它與一個在組織、訓練、裝備上占絕對優勢的敵軍的戰爭中，堅持了整整八年，與法國相比，法國對德國的抵抗僅僅六個星期便崩潰了；和英國相比，英國則從美國獲得了大量的物資支援。所以，國民黨軍隊的抵抗，乃是一個決心和自立的奇迹。它積極地戰鬥在上海、南京、華北和華中平原，徹底地挫敗了日本人對速決勝利的期望，自己也遭受了可怕的損失。然後，他們從沿海地區撤退，遠離於交通網路所能達到的地區。他們轉向消耗戰的戰略，從而使日軍陷於中國遼闊的國土而不能自拔。」

「這一頑強抵抗，對於反軸心國的整個盟軍的戰爭努力，做出了重大貢獻。它在亞洲大陸上拖住了大約一百萬日軍 (否則這些部隊便會用於太平洋地區對於西方盟國越島部隊的戰鬥。如果歷史在一九四五年後對國民黨人更為仁慈些，如果沒有內戰，如果戰後年代國民黨能成功地在大陸創建一個穩定的國家，現在的歷史學家將會把國民黨人對日本侵略的抵抗作為一篇大無畏的英雄史詩來敘述。然而，由於戰後的垮台，國民黨軍隊在戰爭中的積極貢獻，便不可避免地被它的失敗而掩去了光彩……。」（易勞逸：《毀滅的種子》一書）

把國民黨的注意力從日本人那裡引開的主要政治問題，是與中國共產黨人不斷增長的磨擦。1941 年1 月新四軍事變③（見第12 章）后，統一戰線實際上已不復存在。有影響的國民黨領袖們——最著名的有軍政部長何應欽和黨務工作者陳立夫——多次刺耳地鼓吹髮動一場根絕赤禍的運動。蔣介石頂住了這些壓力，主要是因為他害怕盟國將停止對國民黨軍隊的援助，如果它公開捲入內戰的話。然而，自1939 年年中起，他就調動他的許多最精銳的部隊——不同的時候在15 萬至50 萬人之間——去封鎖共產黨人在西北的根據地。④

在所謂相持的這幾年內遭受的傷亡——特別是早期——是重大的。中國人承認死亡人數1940 年為34 萬，1941 年為14.5 萬，1942年為8.8 萬，1943 年為4.3 萬。②但是從1939 年到1944 年初，戰線並無重大變動。敵對雙方之間的戰略平衡，在將近六年中變化甚微。在戰爭後半期，國民黨軍隊人數在350 萬以上。③但是，它不是一支統一的國家軍隊，而是對中央政府忠誠程度不同，訓練、裝備和作戰能力各異的軍隊聯合體。這個參差不齊的集合體的中心是「中央軍」。1941 年，在全部國民黨軍隊三百多個師的總數之中，中央軍約有30 個師近50 萬人。在戰爭進行過程中，蔣擴充了這支武裝，以至到戰爭結束時，中央軍約有650萬人。

在1937 年，中央軍的軍官是中央軍官學校的畢業生，這是有代表性的。他們學習過現代軍事技術——30 年代時常由德國教官傳授。政治灌輸在他們的訓練中顯得很重要；軍官們高度效忠於蔣介石。① 然而，大多數國民黨武裝是軍閥部隊的直接衍生物，由不受中央政府節制的名聲顯赫的人物指揮。因此，他們的忠誠是有條件的，淡薄的。他們妒忌和害怕蔣介石的日益增長的權力。例如，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抵制中央政府對他的省內權力的侵犯，併為批評重慶政府的知識分子提供一個避難所。

華北第二戰區司令長官、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山西省政府主席閻錫山，像一位擁有自主權的總督那樣統治著他的故鄉山西。他阻止中央軍進入他的戰區，並保有自己的政黨（民主革命同志會②）以對抗國民黨。確實，從1941年起，閻甚至與日本人保持密切而和好的關係。其他具有省籍淵源的將軍們，如李宗仁（廣西）、薛岳（廣東）、于學忠（滿洲）和傅作義（綏遠），均已失去他們特殊的地方性根據地，但仍對那些寧願效忠他們，而不願效忠蔣介石的軍隊保持著指揮權。③

歸根到底，最重要的歷史事實是在戰爭後期，大約從1942 年起，大部分國民黨軍隊已喪失了戰鬥意志，它實際上再也不能採取有效的軍事行動了。這一概括也有例外。史迪威和魏德邁制訂的建立一些高素質的中國師——由美國人訓練、指導和裝備——的規劃，於1945 年最終開始結果。例如，1945 年4—6月，其中的一些師勇敢而有效地擊退了日本人在湖南西部的進攻。戰爭結束時，這些師中有8 個已經完成了13 周的預定訓練計劃，另有22 個師已經開始。但是餘下的300 多個中國師仍然原封未動。

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軍隊的普遍衰退具有嚴重的後果。因為這支軍隊是國民黨政治權力的基礎。它開始潰敗預示著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的傾覆。蔣似乎沒有能力扭轉這一崩壞的過程。改革軍隊的所有嘗試——如史迪威將軍沮喪地認識到的那樣——都很快在國內政治的淺灘上擱淺。例如，相對於可利用的資源，這支軍隊太龐大了，不會有戰鬥力；但裁軍的建議也是不可行的，因為地方指揮官們反對，他們如果失去他們的軍隊，他們也將失去他們的權 力。蔣對政府的行政控制也過於無力，以致不容許作必要的改革。舉例來說，他曾反覆下令，徵兵制度應更人道一些。然而，由於這個制度為地方士紳和腐敗官員所支配，政府對這些人控制不了，或無法對他們執行紀律，徵兵制度造成的恐怖依然存在。

【註解】

① 沃倫·I.科恩：《誰在湖南與日軍作戰？關於中國作戰成就的若干看法》，《亞洲研究雜誌》第27 卷第

1 期（1967 年11 月），第111—115 頁；多恩：《中日戰爭，1937—1941 年》，第321—322 頁；愛潑斯

坦：《中國未完成的革命》，第312 頁；李一葉：《中國人民怎樣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第66 頁。

② 《史迪威文件》，第157、177、316—319 頁。

③ 伊斯雷爾·愛潑斯坦：《中國未完成的革命》，第311 頁；高思致國務院：《一 個中國新聞記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戰役后鄂西湖區見聞》，第1頁。

（原題目：被扭曲的伟人：民族英雄蒋介石功绩不容抹杀）

文章來源：鐵血社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