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政治控制日嚴 心理疏離日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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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2年4月6日訊】香港特別行政區與北京政府的關係,如果要用圖像描繪,會呈現出一幅與臺灣、西藏、新疆不太相同的圖像。臺灣是從原來不相交的兩道平行線變成繞在一起的兩股繩,目前臺灣還在為這種「緊密關係」感到欣然;西藏、新疆本是「中國身體」的一部分,但現在「中央大腦」對它們的指揮已發生末梢神經阻斷現象,必須採用強迫治療才能保證指揮暢通;香港則是政治經濟上與大陸其實已無可再分,但怨言四起,心理疏離日甚。

一、梁振英的身份疑雲與香港人的無奈

梁振英以「三低」(即低票、低民望、低凝聚力)當選,表面上看來,香港人是面臨「流選」與在兩個爛土豆當中二選一時所做出的被迫選擇,質疑集中在當選者人品上。大陸媒體也通過「‘豬狼肉搏’失君子之風,令港人厭惡」這類報導來表示對這次選舉的不滿,卻回避了香港人質疑的深層次問題,即梁振英是「中共地下黨員」這一身份。

梁振英到底是不是中共地下黨員?在競選特首期間,梁振英面對這一指控曾多次否認,人民網卻再布疑雲。該網於3月29日在「人事任免」欄目中介紹候任香港特首梁振英的簡歷,將梁冠以「同志」之稱,線民對比後指出,其他香港及澳門的主要政界人士,如歷任香港特首董建華、曾蔭權、澳門特首崔健安等,都沒有被稱為「同志」。人民網在線民「關注」後去掉梁振英的「同志」之稱。

細究起來,梁振英的「中共地下黨員」這一身份,香港人既不喜歡,其實也不願意深究。這種矛盾的態度反映了香港人對北京態度的糾結:既不願北京(通過駐港機構)干預過多,但又深知港督候選人必須得到北京支持才有可能登上港督寶座。這種態度從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就已經註定,此後幾任港督選舉就是在這個框架內進行。這次除了選舉中醜聞屢出異於以往,選出北京支持的港督這一目標與以往數次並無太大的不同。

那麼,為何只有這一次選舉變成「充滿敵意與醜聞的選舉」?在選前名聲並不壞的梁振英當選,卻使港人陷入空前悲觀,認為他的上臺,標誌著「香港政治經濟動盪剛剛開始」。

這還得從這次選舉的大環境說起。香港人對北京的不滿主要集中於幾點:一是大陸人移居香港及赴港產子的孕婦日多,本來就感生存空間逼窄的港人認為這是侵佔了其生存資源;二是北京對香港的控制日緊,言論自由漸失;三是香港政治與經濟受到北京的干預也越來越強,發生了許多港英政府時期不會發生的事情,比如因為參加遊行被捕之事。2008年超過70人因遊行示威被捕,2011年,參加七一示威的19名議員和港民被警方控以非法集會罪名拘捕。

二、北京對香港的控制:以經濟為軸心

1998 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後,大陸與香港的經濟關係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此前,大陸的外資以港資為主,貿易出口在很大程度上亦依賴香港這個自由港。2001年 12月中國加入WTO,其後形勢完全變化,港澳兩地對大陸的經濟依賴日漸加深。只要細觀商務部2003年與香港、澳門特區政府分別簽署的《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簡稱CEPA),以後2004年的《補充協議》、2005年的《補充協議二》、2006年的《補充協議三》,就可知道這種依賴程度有多深。該協定包括貨物貿易領域、服務貿易領域、貿易投資便利化領域,幾乎涵蓋了香港所有的經濟領域。2010年,香港對大陸的出口占其出口總額的 42.6%,從大陸進口物品占其總進口額的43.5%。香港所有的上層豪商,莫不在中國大陸有各種投資,尤其是通過涉足房地產業而獲得豐厚回報。

經濟上,香港與大陸早已是唇齒相依之關係。北京更是通過投資及利益輸送控制了香港的富商及企業主。

三、政商合作,實現紅色文化滲透

香港的自由傳媒制度是港英政府管治遺留下來的重大成果,也是香港社會對政界與商界督促監督的重要管道。但香港更是一個商業社會,鉅賈富賈通過辦報紙電視等媒體,可以改變香港媒體生態,並在香港政治中發揮重要作用。北京為此花了不少心思,一些鉅賈富賈對北京的意圖也心領神會,不少原來對傳媒業並無興趣的港商自 21世紀以來都大舉投資傳媒業。北京對他們給予豐厚回報,除通過經濟利益籠絡港商,還給予港商各種政治榮銜。比如《星島日報》、《頭條日報》、英文報章《TheStandard》所屬的泛華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主席何柱國,2003年被北京委任為全國政協常委;《經濟日報》集團主席馮紹波是全國政協委員;擁有《東方日報》及《太陽報》的東方報業集團主席馬澄坤,2003年獲北京委任為全國政協委員;與《文匯報》、《大公報》同列為「三大愛國報章」的《香港商報》母公司聯合出版集團主席李祖澤是全國政協委員。

即使沒有公職或勳銜,但在國內營商、有經濟利益的有以下媒體的港商:《南華早報》所屬的嘉裡集團主席郭鶴年於1989年「六四」事件後,大舉投資內地房地產及酒店生意,被稱為80年代中國最重要投資者之一。免費報紙《am730》創辦人施永青的地產生意,在大陸有過萬名職員。

王祿霞在《香港傳媒的十年春秋》中闡述了她對港媒的調查結果,認為由於在中國大陸有極大的利益牽制,這些媒體的立場當然會隨其老闆的態度而發生變化。港大教授李金銓對港商投資媒體的用意說得很直白:他們是「替北京收拾一些難纏的言論堡壘」。

可以說,自97回歸以來,香港的新聞自由逐漸受到破壞。據美國自由之家公佈的2009年度及2010年度《世界各國新聞自由度調查報告》,由於北京對港媒施加越來越大的影響力,香港新聞自由度被從「自由」降為「部分自由」。

四、香港人對香港大陸化日益不滿

北京在香港回歸前,曾許諾一國兩制,香港的政治制度將保持50年不變。港人為了維繫與北京的關係,也曾放低姿態,棄用對大陸人的蔑稱「表叔、表嫂」等。但隨著香港大陸化現象日益嚴重,言論自由漸失,集會自由亦受到警方嚴重干預,香港行政當局對北京彎腰的姿態越來越低,港督與其說是港人治港的象徵,還不如說其是北京在香港的代理人。這種不滿日漸積聚,去年終於導致香港人在身份認同一事上發洩出來。

2011年12月28日,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公佈一項調查,結果顯示香港人對自己作為中國人的身分認同感降到12年的最低水準。

這項研究以0至100分計算港人對自身身分的認同程度;指數越高,其身分正面認同感就越強。結果顯示,香港市民對自身身分的認同感從強到弱依次為「香港人」、「中華民族一分子」、「亞洲人」、「中國人」、「世界公民」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其中作為「香港人」的認同指數為79.1,而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的認同指數只有61.1。

調查結果甫一發佈,即遭到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的批評,認為該調查將香港人和中國人並列的議題設置方法不科學。香港《文匯報》在30日的政情與輿論版面刊載了一篇署名「黎子珍」的文章,直指這項民調「不是學術而是政治」。不久之後,因大陸旅遊者違規在地鐵上吃東西,並對港人的提醒予以惡意回應,終至引發一些港人大唱「蝗蟲歌」事件,將多年來香港人積鬱的不滿傾瀉出來。

觀諸歷史,臺灣、香港都是大陸釋放人口壓力而開墾出來的生存之地。自近代以來,這兩個地區能夠獲得迅速發展,完全得益於它們與大陸在政治上的隔離狀態。在大陸政治體制仍然停留在專制極權狀態時,大陸與港臺兩地靠得越近,這兩地的生存與發展空間就愈發會受到不良影響。臺灣因政治上自成一體,尚有一些迴旋空間,而香港則沒有多大的迴旋空間。因此,無論從為香港一地考慮,還是為大陸保持一個政治透氣孔考慮,北京政府都不應該對香港政治採取如此近距離進逼狀態。如果北京繼續加強對香港的管控,只會導致香港與大陸雙輸之局。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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