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連載】辛灝年《誰是新中國》（34）

北京時間：2012-03-23 08:08

【新唐人2012年3月23日訊】 【《誰是新中國》題解】 誰是新中國？誰才是真正的新中國？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後，又會出現長期的內亂和內憂？雖然能夠一再地戰勝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反撲，統一了中國，捍衛了共和國統，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卻又慘敗在1945—1949的內戰之中。嗣後，竟能夠在臺灣完成向民主的全面過渡，使孫中山先生民主建國的理想得以實現…… 如果是後者，為何又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全面復辟專制制度，雖然迄無外患，更無內憂，卻造成「冤獄遍中華」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悲慘局面，為漫長的中國專制制度，補上了中世歐洲「教政合一」式極權專制統治的血腥一課。待到風雨飄搖之時，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開放」，然而，其成就雖不能與清政府相提並論，其命運卻與清王朝一樣而不能免，其腐敗和腐爛，更為中國五千年歷史所未有……

(接上期)

兼論　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與中國共產革命誘發沒有因果關係

第一、新文化運動作為一場「寶愛共和，厭棄專制」的思想革命，標舉的是「民主與科學」，追求的是人權和民權，推崇的是科學和崇尚科學的精神，批判的是傳統思想文化中專制的思想文化成份及其體系，反對的是專制政治和專制制度的復辟。因而，新文化運動才既不是依據馬克思主義所發動的一場思想運動，更不是要標舉馬克思主義的一場共產革命。更何況早已在晚清民初就開始流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學說，非但只是當時正在中國傳播的資本主義、功利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直至杜威實證主義等形形色色「西學」中的一種，而且是這些並存西學中唯可顧影自憐者，即最無市場者。因而，它非但沒有條件，而且也根本沒有資格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旗幟和理論武器。

　　

其次，新文化運動作為在思想革命前提下所發動的一場文化革命，亦有兩個組成部分。一為白話文運動，二為文學革命。前者固然與馬克思主義思潮沒有任何關係，後者，尤其是在它的發動期和發展期，則從理論到實踐都不曾有過馬克思主義的任何侵入。由魯迅小說「狂人日記」所代表的那一聲「吶喊」，要揭穿的無非是「中國數千年專制的歷史乃是吃人的歷史」這樣一個主題。以魯迅為首的作家所創作的其它文學作品，目的雖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卻根本沒有開出過任何一張「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革命」的藥方，來作為救中國的靈丹妙藥。他們身為作家，直面社會，表現生活，批判專制，渴望療救，固在本質上毫無錯處。即便是因為他們看不出辛亥之後革命與復辟的艱難反覆較量，才是造成社會病苦的根本病因，我們亦不能因此而去苛求與責斥他們。至於一九二一年中共在蘇俄的直接扶植下成立之後，立即秉承列寧「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的專制政治要求，要把文學變成「共產革命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甚至於一九二二年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代表大會上，提出了要建設「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口號，無非是中共要師法蘇俄，將中國的新文學變為「遵命文學」，即遵蘇俄命，要在中國為發動共產革命而發起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而已。它，無非導致了「從文學要革命而向『革命』要文學」的過渡，以及共產文學的興起和文學自身的消亡。在本質上，則是要將「文以載道」改變成「文以載共產革命之道」，因而才是對文學革命的變相反撲，和對中國新文學發展的一個根本反動。

　　

第二、五四愛國民主運動以反對軍閥賣國為旗幟，以「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為目標，固無任何「主義」作為其後盾，才能激起社會各界和最廣大群眾共同起來以支持之，參加之。如果說工人罷工乃標明「中國的工人階級已經走上了政治舞台」，那麼，早已在反袁、反張復辟中就已經罷過市，更於五四運動中先於工人罷工罷市的全國商人，即中國的「資產階級」，豈不是更有資格走上政治舞台嗎？顯然，只有託名這一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並給它強加上共產革命的色彩和性質，更標榜「中國的工人階級已經登上政治舞台」，才能給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既帶來它的「光榮性和進步性」，又製造了它的「歷史必然性」。

　　

第三、五四愛國民主運動和中國共產革命的誘發，之所以沒有因果關係，還因為，馬克思主義向中國的傳播乃始於晚清民初西學東漸之時，而非「五四」之後。一九零三年日人福井准造的「近代社會主義」一書，已由趙必振譯成中文出版，是向中國介紹馬克思主義的首批讀物之一。一九零六年的《民報》第二號和一九零八年的《天義報》第十五號及第十六號至十九號，亦已經擇譯發表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尤其是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因辛亥革命的成功與中華民國的建立，而在中國大地上造就了空前自由與解放的思想局面，一時間不僅各種學術觀點、學問思潮均相興相存，而且形形色色的政黨政團，均呈現風起雲湧之勢。然而在以各種思潮作為背景所組建的各種政治團體中，唯獨沒有一家自稱「共產黨」者。其間，徐企文的「中華民國工黨」和江亢虎的「中國社會黨」雖有傾向勞工的意向，卻也不曾明確聲稱他們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更何況他們既沒有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又沒有宣誓要為不要祖國、甚至要出賣祖國的「世界共產革命」而奮鬥，尤其沒有接受「國際」、實際是蘇俄的親手扶植、嚴密控制和直接指揮。毛澤東聲稱「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非但是一句歷史的謊言 —— 因為馬克思主義早就送來過了，而且，指五四運動為中國共產革命之發端，若不是有意地篡改歷史，起碼也是對歷史的曲解。

　　

再者，一九一七年在中國首先報導俄國發動共產革命的新聞標題，竟是「突如其來的俄國大政變」【注三十五】尤其是由英、法留學生主辦的《太平洋雜誌》，其所用標題「革命后之俄國大政變」，就更是對「民主革命后的俄國政變」，表達了相當的疑問心理。一九一八年，在蘇俄一再假言宣稱對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以後〔參見下章），除李大釗等少數知識分子乃突然寫出了「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克的勝利」這樣一些文章，以歌頌俄國共產革命以外，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仍然對俄國的政變抱著觀望和研究的態度。一九一九年冬，胡漢民、戴季陶等就以研究者、介紹者而非信仰者的身份，纂文介紹唯物主義思潮。一九一二年十二月成立的「社會主義研究會」，則以被正宗馬克思主義所深惡痛絕的基爾特社會主義為研究對象。彼時，梁啟超和他的「共學社」亦開始出版《馬克思主義研究叢書》，如《資本論解說》，《唯物史觀解說》，《馬克思派的社會主義》及《何謂馬克思社會理論體系》等等，但都是客觀介紹而已。同時，即便是於一九一九年五月出版的《新青年》雜誌《馬克思主義》專號，其不僅是《易朴生專號》等等專號中的一家專號而已，而且它的出版之日，雖為五四運動爆發之時，但它的編定之日，則無疑是在五四運動爆發之前。上述事實，足以說明五四運動既與「一聲炮響」沒有關係，更不是馬克思主義才將五四運動引向了共產革命的邪路之上。

　　

第四、一方面，由於新文化運動為五四運動的一波驚起即巨瀾國中，作了思想文化上的準備；另一方面，也正因為五四運動的更加廣闊、更加猛烈、更加深入和更加具有群眾性，才能對新文化運動推波助瀾，直至將它推向了更加廣闊、持久與升華的境界。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這一互動的關係，不僅使它們相映生輝，而它們的直接成果，便是在辛亥之後革命與復辟迭呈較量的中國，推動了一場更大的和更廣泛的群眾性思想啟蒙運動。在這一場思想啟蒙運動中，雖然也使得從晚清民初即已東漸的西學，包括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形成了一派百家爭鳴的態勢，卻在根本上為在中國傳播民主和科學的思想，特別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而非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造就了重大的社會效應。應該說，正是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交替影響和巨大影響，才帶來了對於科學與民主這一人類進步思潮的廣泛認知，和對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的普遍了解及有心追求，從而使得由孫中山所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和中國人民已經堅持了十數年的反覆辟鬥爭，從此進入了它的第一個勝利時期。否則，我們就不能理解，雖然中共侈言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乃使中國工人階級走上了政治舞台，並由此而建立了中國共產黨，但是，一九二一年七月，即在新文化運動已經獲得巨大成功，五四運動早已奪取了愛國民主勝利之後，中共在蘇俄直接扶植下召開「一大」時，不僅只有代表十三人，其黨員總數只有五十七人。即便是到了一九二三年底，當中共在蘇俄命令下向國民黨謀求「容共」時，它的總人數也僅僅只有四百三十二人。其創黨元年所得民間捐款的總數竟只有一千圓（參見下卷）。這才是共產國際代表既要對中共明言「共產党參加國民黨就是要挖走那些崇拜國民黨的知識分子、學生、包括工人」的緣由（參見下卷），更是一九二四年後直至一九二七年，中國共產黨仍然只能借「幫助」國民黨，才能于暗中建立和發展中共組織的根本情由。這些無非證明，經過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中國，實在是信三民主義的多，而信共產主義的少。至於李大釗在國民黨「一大」上代表中共所發表的那些歌頌三民主義和中國國民黨的話，及其代表中共向中國國民黨所作的種種保證（參見下章和下卷第一章），也就更加證明，只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才是當時中國大多數人真正信仰的主義。因而，正確地說，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乃是對中國國民革命、即中國民主革命的巨大推動，而非誘發中國共產革命的原因。

　　

第五、之所以會產生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愛國民主運動「誘發」了中國共產革命的曲解，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新文化運動的發動者和它的傑出領袖陳獨秀，後來竟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和中國共產革命的最早發動者。因為它明顯地造就了新文化運動的發動者，即是中國共產革命的發動者這樣一個「歷史事實」。然而，陳獨秀個人在政治追求上的轉變，不僅有其時代的條件，而且有其個人的原因；而他批判傳統的思想與文化，亦不等於他已經真的決裂了傳統的思想和文化。他作為一個在新舊交替時代曾奮力追求新思想和新知識、尤其是追求西方民主與科學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亦同樣不能說明他已然是一個完全新型的現代知識分子。陳獨秀作為一個傳統型中國知識分子和一個先進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其對於民主與科學的理性追求，和他對於儒家大同思想的本能追求，無非是在一定的誘因下，即在他眼裡乃是更高的和更科學的「共產主義理想」名義下，歸還了他作為一個傳統型中國知識分子的「本相」。如果說這是他一己的悲劇，毋寧說是新舊交替時代某些中國知識分子完全可能發生的若大悲劇罷了。其根由，無非是「俄國農民身上的共產主義本能」，不但俄國傳統型知識分子身上有之，而且中國傳統型知識分子身上更有之。更何況，中國傳統知識分子身上的那一整套儒家大同思想，又是俄國乃至其他國家的傳統型知識分子所不能稍比的呢。所以，陳獨秀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雖然能夠變成俄式共產革命的「中國發起人」，卻又在一九二七年之後，當他已經認識到俄國共產制度的專制本質和中國共產革命對於中國民主革命的破壞時，他又成了中國共產革命的取消派領袖，直至走向了共產革命的反面，成為中共黨內對俄國共產革命最早和最堅決的否定者，【注三十六】從而又未盡失一個民主與科學追求者的本色。應該說，正是從陳獨秀的身上，我們才看到了新舊交替時代，一個真正知識分子的痛苦和複雜追求，和他們為了這個追求所曾付出的代價。一言以蔽之，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愛國民主運動與中國共產革命的誘髮根本沒有因果關係。至於中國共產革命的誘發究為何因，這就是本書下一章所要詳細論述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