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27日訊】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席捲神州大地的「四清運動」，持續時間達四年之久。這場運動在農村被稱為「四清」，在城市被稱為「五反」，統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後來又改稱四清運動。數百萬幹部下鄉下廠。廣大工人和農民參与其中，積極響應；「四不清」幹部紛紛檢討，從而上演了一場前所未有的自殺運動。

官方公布的數據「三反五反」運動中，全國共有184270人被捕，133760人非正常死亡或傷殘。所謂非正常死亡，指被迫自殺，在鬥爭會上、刑訊逼供中被打死，或在監獄、勞改中折磨致死。實際數字是多少無人知曉。

「五反」運動的謎面和謎底

山東省退休教師李昌玉其作品《「五反」運動的謎面和謎底所謂謎面》表示，所謂謎面就是向違法的資本家開展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和反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所謂謎底就是把資產階級搞臭，邊緣化，反動化，從而在政治和經濟兩方面一舉達到「控制」資產階級的預期目的。

由「三反」運動 毛澤東發動「五反」運動

1952年1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立即抓緊「三反」鬥爭的指示》。「三反」和「五反」是分別在內部（各機關、學校、部隊和公營企業）和外部（私人工商界）基本上是同時進行而略有先後的兩場政治運動。

在「三反」運動中，根據北京市委的報告，揭發出工商界賄買和勾通工作人員，偷稅漏稅，偷工減料和對公家高賣低買，用「回扣」、「送禮」等方式來勾引工作人員貪污的問題。

毛澤東抓到了發射糖衣炮彈的資產階級，因此，第二天，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三反」鬥爭中懲辦犯法的私人工商業者和堅決擊退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指示》雲：「一定要使一切與公家發生關係而有貪污、行賄、偷稅、盜竊等犯法行為的私人工商業者，坦白或檢舉其一切犯法行為，特別注意在天津、青島、上海、南京、廣州、武漢、重慶、瀋陽及各省省城用大力發動這一鬥爭，藉此給資產階級三年以來在此問題上對於我黨的猖狂進攻(這種進攻比戰爭還要危險和嚴重)以一個堅決的反攻，給以重大的打擊，爭取在兩個月至三個月內基本上完成此項任務。請各級黨委對於此事進行嚴密的部署，將此項鬥爭當作一場大規模的階級鬥爭看待。」

其實，我們憑情理可以想到，全國解放才兩三年，無論是公家還是私家，當時買賣雙方涉及到的都是極少數的工廠商店和人員，這極少數的人中，真正有問題的更是極其少數的人。再者，問題剛剛才揭露，就認定資產階級是「猖狂進攻」，這種誇大其辭，添油渲染，危言聳聽的手法成了毛澤東動員開展每一次政治運動的訣竅與法寶。

兵法曰：師出有名。又曰：哀兵必勝。毛澤東發動每一次政治運動的時候，都是採用這種手法，使自己站在道德與法理的制高點上，動員全黨全國，向他的假想敵開火。

開始，這場針對資產階級的「大規模地階級鬥爭」還是放在「三反」的框架內進行。21天後，就明確提出了「五反運動」的稱謂。1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共中央關於首先在大中城市開展「五反」鬥爭的指示》，要求在全國大中城市，向違法的資本家開展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和反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2月上旬，「五反」運動首先在各大城市開始，到1952年夏，這場鬧得神州天震地動影響遠遠超過城市「解放」的「五反」運動宣布結束。6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勝利地結束「五反」運動》算是結束的標誌。

「五反」運動的協奏曲：自殺、自殺、還是自殺

中共在幾十年的每一場政治運動中，每次都有大量的人自殺，從而形成了一套哲學理念叫做「畏罪自殺」。新華社《內參》的題目謂《盧作孚畏罪自殺》就是中共幾十年錘鍊出來的哲學理念。這個哲學是由這樣一個邏輯推演出來的：凡自殺，就是自我證明是「畏罪」。你要是無罪，不「畏罪」，還用得著自殺了？

凡政治運動搞的總是逼供信，打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口號，從精神到人格到身體到活動，實行有罪推定，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百般羞辱，使你尊嚴喪盡，精神崩潰，最後以自殺求解脫，但是誰自殺誰就留下了「畏罪」的惡名，死了以後立即宣布你是「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使你死也死得卑污，跳進黃河洗不清，而且上自父母，旁及妻子兄弟姐妹，下及兒孫，都要受到株連。因此，在「自殺」的最後剎那間，不是貪圖生的留戀，而是害怕死的卑污。

這就是許多自殺者臨別之際還要寫下「毛主席萬歲」五個大字的根本原因。他們害怕死了以後被羞辱，想以此證明自己是忠於黨、忠於毛主席的。這是足以寫出一部「政治運動自殺心理學」的題材。這就是中共奉行了幾十年的一套構思巧妙的整人哲學，連周恩來躺在手術床上，被推進手術室前也要大聲吆喝「我是忠於黨，忠於毛主席的」，可見這個哲學真是誅心入髓。

謝泳的文章《1949——1976年間中國知識分子及其它階層的自殺問題》說：「自殺者的遺書有一個普遍的特點，為了死後不要再給家屬以任何的麻煩，總是痛罵自己一頓，然後再歌頌一番人民政府的德政。」正是這種自殺哲學的現象：連自殺也要叫你恐懼！」

「五反」運動的自殺還有一個特殊的背景，就是逼迫交代「五毒」的錢數。每個資本家當然心知肚明，交代之後是要如數「退賠」的。你並沒有偷稅，沒有偷那麼多稅，為了「過關」，你交代了多少多少，以後怎麼辦？那只有一死了之。

據謝泳引述《內參》的材料，盧作孚的自殺並沒有使中共心慈手軟，「五反」運動在重慶依然如故地如火如荼地進行，所以在盧作孚之後，自殺者仍然是前仆後繼，不絕於途。反之，既然連中國這位重量級的民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盧作孚都自殺了，別的等而下之的人物，也就不抱任何幻想和希望了。

《內參》1952年82號133頁，《重慶「五反」轉入處理階段以來自殺案件增多》記載：重慶市「五反」運動轉入處理中小戶，複查四、五類違法戶以來，自殺案增多。截至九日止，自殺總數達一百二十多起，死者七十多人，未死者四十六人。其中除一部分為情節嚴重的大盜竊犯外，有一部分系中小工商業者，本身違法不大，有的才幾十萬元，有的還是職員。一般多是問題嚴重或與政治問題有聯繫的畏罪自殺；個別的是由於檢查人員逼供；造成中小戶自殺者多是由於檢查人員工作方式簡單，政策交代不夠，未安定其情緒；有的摸不清罪情大小；有的被壞分子恐嚇，造成自殺。二、三區均發現有中小戶為「大虎」逼死的嚴重事件，群眾影響極不好，對死者多表同情，壞分子並乘機造謠，情節惡劣的奸商甚至藉此反攻。

「五反」運動自殺的規模在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上海當然要更上一層樓。據謝泳寫道：

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惡噩頻傳，僅上海一處，自殺、中風、與發神經者，即不下萬人。自殺方式，以跳樓、躍江、觸電、弔頸者為最多，毒烈藥品，尤其是安眠藥片，早已禁止發售，故欲求安卧而死，亦不可得。法國公園與兆豐花園樓叢中，經常懸死三五人不等，馬路之上，常見有人自高樓跳下，跳黃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掃而空，中共為節約木料，以」反浪費」為名，禁止添制棺木，遂大開火葬場，而亦時常客滿。

其它天津、北京、武漢、重慶、瀋陽、廣州各處商阜，以及凡有工商業之全國大小市鎮，無不有同樣事，四月間有人自廣州逃出，謂趕早車于晨五時經西關多寶路，見馬路上橫屍二具，血肉狼籍，迨坐上三輪車，乃不禁向車夫嘆息而道：車夫遂四面瞻顧，見左右無人，乃低聲凄然道：「兩個算什麼！我經過惠愛路時，怕不躺著有十幾個？

上海工商界自殺的，以三月底四月初為最多，因為那時除「五反」之外，還要催逼一九五一年度所得稅。自殺也有一種風氣，「五反」的自殺方式，以跳樓為最風行，服毒次之。像華成煙草公司姓沈的副總經理投井而死，究竟少數。跳樓所以風行。自殺一定要達到自殺的目的，萬一不遂或遇救，那才受罪，因為你又加了一重罪名；就是「膽敢拿死來威脅政府和人民」！

當時廣州的「五反」高潮，較上海稍遲一點，四五月間最厲害，自殺的也最多。

關於自殺規模的主要材料是避難者的敘述，據周鯨文《風暴十年：中國紅色政權的真面貌》一書估計，在鎮壓反革命時期有五十萬以上的人自殺，三反五反運動又有二十萬人自殺。雖然這些數字可能是誇大的，但是根據官方材料，自殺顯然是一個重要的現象。

當時上海市長陳毅每天晚上聽完彙報悠閑的問：「今天又有多少降落傘部隊？」即是指跳樓商人。

青海「四清」人人自危

從1963年秋天青海省第一期「四清」運動試點單位湟中縣平安公社開始，到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撤銷「四清」結束。1958至1961年，青海省強制推行「大躍進」。1958年底統計青海人口260萬，到1962年降到205萬，減少55萬。減去從勞改單位釋放回內地的5萬多，還有50萬。除小部分逃到新疆等地外，至少餓死40萬左右，佔全省人口六分之一！

由於「大躍進」的毀滅性破壞，短時間內難以恢復。農村、牧區農、牧民的生活狀況非常艱難。雖然人口大量死亡的現象得到遏制，但是，農民人均口糧只有200 斤（原糧），普遍吃不飽飯，穿不上衣；牧民除了勉強能活著，不被餓死外，經過「大躍進」共產風一刮再刮，家家戶戶一貧如洗；不少人家牆倒屋塌，難避風雨，連鐵鍋和切菜的刀都沒有，用土瓦罐煮食物。人人衣衫襤褸，蓬頭垢面，十幾歲男孩夏天光腚，女孩沒有遮羞的衣服，不能出門。

這些基層幹部是「大躍進」運動的積極分子，沒有他們，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躍進」在農村是搞不起來的。中共不承擔責任，使幹部和群眾的對立情緒更加嚴重，以至於在「四清」運動中斗幹部時，老百姓像土改時斗地主一樣，有人形容這是第二次土改。由於長期推行左傾路線，從農業合作化開始，在農村逐步形成了一股惡勢力，少數基層幹部逐漸蛻變為農村新的惡霸，在上級政權和政法部門的支持下，為非作歹，欺壓百姓。

在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在社員中開展憶苦思甜活動。社員不憶舊社會的苦，而是憶「大躍進」以來受到的種種苦難。

在這時，如果原來的幹部在場，只要有一個社員喊一聲他的名字，馬上就有人把他揪到台上，拳打腳踢，誰也制止之不了。憶苦思甜會變成武鬥會。他們恐慌、絕望，只好自殺。

據湟中縣統計，全縣「四清」運動中有489名基層幹部自殺。到1966年，青海33個縣「四清」運動中，有 3000多名幹部自殺，99%以上都是生產大隊、生產隊裡的幹部，公社、縣裡的幹部有40多人自殺。

這一切都中共造成的惡果，而中共又不承擔責任，群眾放不過他們，「四清」工作組放不過他們，迫使他們不得不走這條路。現在把「大躍進」運動中出現的種種壞事、餓死人的賬，都算到他們身上。要負責的，首先是「大躍進」左傾路線的制定者毛澤東，其次是地方各級黨委和負責人，最後才是基層幹部。毛澤東丟不掉他的烏托邦的幻想，是糾正不了的。誰要是反對「大躍進」，誰就沒有好下場。所以，儘管他在「大躍進」時期也說過一些不要一味採取高壓政策、不要違法亂紀的話，但是，在根本不改變左傾路線的前提下，這些話只能是表面文章，不會起作用。

中共奪取政權，打的旗號是推翻三座大山。所謂三座大山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隨著抗日戰爭的勝利，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勢力宣告結束。消滅封建主義，中共的處方就是在經濟上剝奪地主富農的土地，在政治上對地主實施清算與專政的土地改革。然後就是沒收官僚資本即國民黨政府的國有資本，轉化為中共的國有資本，其本質仍然是官僚資本，僅僅是姓「國」，還是姓「共」的不同。

現在我們有幸從《毛澤東文集》和《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讀到毛澤東發動和領導五反運動的一系列指示，因而對於他開展這個政治運動的謎面和謎底有了準確的了解。所謂謎面，就是向違法的資本家開展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和反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所謂謎底就是把資產階級搞臭，邊緣化，反動化，從而在政治和經濟兩方面一舉達到「控制」資產階級的預期目的。

在「四清」運動之前，毛、劉就存在分歧，毛就通過「四清」運動作為預演，為發動文化大革命作準備，徹底打倒劉少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