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20日訊】 【《誰是新中國》題解】 誰是新中國？誰才是真正的新中國？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後，又會出現長期的內亂和內憂？雖然能夠一再地戰勝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反撲，統一了中國，捍衛了共和國統，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卻又慘敗在1945—1949的內戰之中。嗣後，竟能夠在臺灣完成向民主的全面過渡，使孫中山先生民主建國的理想得以實現…… 如果是後者，為何又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全面復辟專制制度，雖然迄無外患，更無內憂，卻造成「冤獄遍中華」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悲慘局面，為漫長的中國專制制度，補上了中世歐洲「教政合一」式極權專制統治的血腥一課。待到風雨飄搖之時，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開放」，然而，其成就雖不能與清政府相提並論，其命運卻與清王朝一樣而不能免，其腐敗和腐爛，更為中國五千年歷史所未有……

(接上期)

四 中國人民反覆辟的思想文化革命 —— 新文化運動

第一 新文化運動是在思想文化上反覆辟的革命

如果說袁世凱、張勳的公然復辟，因全中國人民的「共擊之」而先後歸於敗亡，那麼，當之「再造共和」的大英雄，竟於馬場誓師到執掌國柄的轉瞬之間，就又成為再造假共和真復辟的大軍閥時，應該說，它給予國人的強刺激，實不亞於袁、張的公然復辟。尤其是北洋軍閥製造一系列混戰和混亂的行徑，不單使國人痛心疾首，特別使得中國的優秀知識分子們「寶愛共和之心，因以勃發；厭棄專制之心，因以明確」（陳獨秀語）。

　　

再者，如前所說，辛亥之後清王室的宗親貴要就曾到處成立孔教會、孔道會、經學會等等，以宣傳「非復辟不能救中國」。而袁氏復辟帝制的先聲便是「通令學校祀孔，親率百官祭孔，下令所有衍聖公暨配禮賢哲後裔，膺受前代榮典，均仍其舊」，所謂「欲遏橫流，在尋正軌」，試圖以獨尊「孔教」，來改變所謂「波邪充塞、法守蕩然」的「共和現實」。康有為既在一九一六年九月上書北洋政府，要求「定孔教為國教」；又於一九一七年七月張勳復辟時，因身封「弼德院副院長」（院長徐世昌），而親擬宣布復辟的上諭。並稱：「自今以往，以綱常名教為精神之憲法，以禮儀廉恥收潰決之人心」，實際是要在思想文化上首先實現復辟。至於滿清的遺老遺少們，不僅為推動復辟而大肆鼓吹尊孔讀經，意在「倡明周公孔子之學」，而且還「亂鬨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地從辛亥前一直鬧到辛亥后，甚至從袁氏復辟一直鬧到北伐推倒軍閥乃止。由是，國中賢者便不難發現，凡復辟，必與獨尊孔教有關。孔教不僅是為專制復辟鳴鑼開道的精神法寶，而且是專制賴以復辟的政治法寶，更是專制已經實現復辟的一劑「思想保和湯」。因此，國中賢者們也就不論他們是提倡科學與民主的新型思想家，還是要反對文言文和舊文學的新型文學家，便都將孔教當作他們志在批判和打倒的對象。這，便是新文化運動狂飆伊始，就會喊出「打倒孔家店」的真正原由所在。它無疑是革命與復辟艱苦較量時代的思想產物，也是革命思想和復辟思潮的一場必有較量，更是辛亥前那兩場批判封建綱常名教和專制改良的共和主義思想運動，在辛亥后的繼續和深入。再加上共和國統之下的數度專制復辟，又給社會生活帶來了極大的混亂和痛苦，【注二十八】這就使得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文學的提倡者們，不僅能夠認識到批判專制思想文化的必要性，而且能夠理解到提高人民思想文化素質，進一步普及共和主義思想的重要性。特別是他們又在一個特殊的痛苦時代 —— 革命與復辟艱苦較量的歷史時期，獲得了思想靈感和文學創造的深厚生活基礎及豐富情感泉源，因此，在思想有了，生活有了，痛苦也有了，追求亦更明確和更堅決的反覆辟時代條件下，思想革命和文學革命的先後兩聲吶喊，既開啟了對「孔家店」的大胆批判，又開始了對革命與復辟較量時代社會生活的文學表現。前者繼承辛亥前共和主義思想運動對封建綱常名教的批判，志在思想戰線上為反對專制復辟、推進民主革命而盡其功；後者則以晚清的文學革新為前瞻，繼承和發揚了它敢於批判現實的精神，勇敢地直面社會生活，以「引起療救的注意」。如是，一場在後來被託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文化革命，便在思想和文化兩個方面，並在革命與復辟正在艱難較量的中國大地上，被轟轟烈烈地推動開來了。

第二 新文化運動是以民主批判專制 科學批判愚昧的思想文化革命

作為新文化運動主體部分的思想革命，它萌動于袁氏復辟的歲月，呼喊于張勳復辟的前後，如潮如涌在軍閥復辟混戰的年頭，結果於北伐成功的輝煌年代。

　　

一九一五年九月，陳獨秀已在《青年雜誌）創刊號上以「敬告青年」為題，為這一場反對復辟的思想革命，豎起了「科學和民主」兩面大旗。他說，「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一九一六年二月，他又在「吾人之最後覺悟」一文中，公開指出「中國欲求生存，必須拋棄官僚的專制的個人政治，實行自治的國民政治」。一九一九年一月，面對著復辟派非難《新青年》「破壞禮教、禮法、貞節、倫理」之等等罪名，他又發表了綱領性的「自辯書」，宣稱「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能不反對禮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塞先生，便不能不反對那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塞先生，便不能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並誓言「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才可以救治中國……若因為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能辭」。【注二十九】

　　

由是，面對著在辛亥之後已經墮落為復辟派的康有為，和他一再力倡「尊孔、復古、讀經」所推起的一波波逆流，陳獨秀則在「孔子之道德與現代生活」等文章中，嚴正標明了「封建禮教與民主政治不可兩立，孔子之道與共和制度直接對立」的思想立場，豎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

　　

由是，李大釗乃大聲疾呼「君與民不兩立，自由與專制不並存。是故君主生而國民死，專制活而自由亡」。【注三十】吳虞則繼承了辛亥之前民主革命派對於綱常名教的批判，以在思想上和理論上進一步清算「維繫了二千年專制政治和家族制度之根本的孔子孝悌思想」，指出了禮教的吃人本質。

　　

魯迅亦尖銳地抨擊了要借保存國粹而維護專制政治的「國粹派」們，指出「我們要保存國粹，須得國粹也能保存我們」。同時還鞭笞了仍然在叫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偽革新派們，批判了他們「既說是應該革新、卻又主張復古」的兩重思想。

　　

可以說，既高舉起民主的大旗，以反對專制政治和整個專制制度；又高舉起科學的大旗，以反對數千年來專制思想、專制觀念和專制文化所造成的種種愚昧 —— 這在革命與復辟、即民主與專制激烈較量的時代，不僅已經是名副其實的新文化運動，而且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反覆辟思想文化革命了。

注 釋

【注二十八】 一九一四年，全國陸軍只有四五·七萬人，至一九一九年已達一三八萬人。一九一零年清政府開支只有一億零二百萬兩，至一九一六年袁世凱稱帝之時，政府開支已達一億五千三百萬兩，一九一八年更猛增至二億零三百萬兩。在中央政府，軍費已佔國庫開支的百分之七十；在地方政府，軍費竟佔百分之九十。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九年鹽稅、煙酒稅增加了三倍，印花稅增加了六倍。農民，以江蘇崑山為例，一九零五年自耕者佔百分之二十六，佃耕者佔百分之五十七點四；一九一四年，自耕農已減少為百分之十一點五，佃農則增至百分之七十一點六。

【注二十九】 陳獨秀：「本志罪案之答辯書」。《新青年》六卷一號。

【注三十】 李大釗：「民彝與政治」。一九一六年五月號《新青年》。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