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19日訊】 【《誰是新中國》題解】 誰是新中國？誰才是真正的新中國？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後，又會出現長期的內亂和內憂？雖然能夠一再地戰勝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反撲，統一了中國，捍衛了共和國統，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卻又慘敗在1945—1949的內戰之中。嗣後，竟能夠在臺灣完成向民主的全面過渡，使孫中山先生民主建國的理想得以實現…… 如果是後者，為何又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全面復辟專制制度，雖然迄無外患，更無內憂，卻造成「冤獄遍中華」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悲慘局面，為漫長的中國專制制度，補上了中世歐洲「教政合一」式極權專制統治的血腥一課。待到風雨飄搖之時，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開放」，然而，其成就雖不能與清政府相提並論，其命運卻與清王朝一樣而不能免，其腐敗和腐爛，更為中國五千年歷史所未有……

(接上期)

第四 中國人民堅決反擊軍閥的復辟與混戰

誠然，袁、張之後的中國人民，蓋因「懂共和、解民主」，「厭絕專制，寶愛共和」（陳獨秀語），才始終堅持反對北洋軍閥的假共和與真復辟。同時，一是因軍閥混戰而不能在政治上造就專制一統的局面，從而為反對軍閥復辟混戰提供了政治上的自由條件。二是中華民國國統和法統的鉗制，又使得軍閥們不敢仿效袁、張以公然復辟，而只能假共和以行復辟之實。這就給反覆辟帶來了明確的立場，積聚了正義的力量。三是辛亥之後思想輿論的高度自由，乃予人民、尤予知識界以宣傳反對軍閥復辟混戰的廣大思想輿論陣地。四是兼以推廣白話文與文學革命、意在反覆辟的新文化運動，以及其後的五四愛國民主運動，又在相當程度上普及了文化，提高了民智，迅疾提升了整個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質。因此，自一九一七年段祺瑞由再造共和的大英雄一變而為再造復辟的大軍閥起，中國人民反對軍閥復辟、混戰和賣國的鬥爭，直如長江後浪推前浪，浪浪相推，波峰疊起。中國人民反對軍閥假共和、真復辟的鬥爭，可分為三大階段：

第一階段 從反段護法 反段賣國到五四愛國民主運動的爆發

　　

一、蓋因段祺瑞在成為「再造共和」的大英雄之後，轉身便要做拒絕恢復國會和「臨時約法」的大軍閥，孫中山立即在全國人民的反段聲中，於一九一七年七月高舉起「反段護法」的旗幟，公開揭穿了段祺瑞「假共和之面孔，行其專制之手段」的復辟本質。隨後，原國民黨議員中商榷系及政學系的一百五十名議員和海軍總長程璧光乃追隨孫中山南下，于廣州召開「非常國會」（因法定人數不夠），決議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選舉孫中山為大元帥，並即刻分兵湖南，以發動護法戰爭。

二、如果說一九一五年袁世凱因接受日本「二十一條」，就已引起過日本留學生和國內學生及民眾的堅決反對，那麼，一九一八年五月，當段祺瑞欲借參戰（指歐戰）向日本借款以圖擴充皖系，並不惜以國家資源作抵押，與日本簽訂軍事協定，同意日本在我國駐軍時，【注十七】中國留日學生中的絕大多數人，遂立即在東京舉行示威遊行，表示抗議。其時，因日本政府毆打逮捕中國留學生，留學生乃宣布罷課並組織救國團體，宣傳愛國反日，同時派遣兩千人急速回國，以聯繫國內各地高校發動反段愛國運動。由是，北京、天津、濟南、上海、福州等地相繼爆發反對段祺瑞賣國的學生運動，全國各地「抵制日貨」的運動亦得以迅速展開，為五四運動的爆發奠定了基礎。所以，一九一九年春天，當中國人民得知「巴黎和會」將把戰敗國德國在戰勝國中國山東的「特權」轉讓給日本時，一場以「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為中心內容的，反對軍閥復辟愛國的偉大群眾鬥爭 —— 五四愛國民主運動，便立即鋪天蓋地地席捲在中國的大地之上。

　　

為了制止賣國政府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在校長蔡元培的支持下，北大學生即於五月三日晚議決「通電巴黎專使不得在和約上簽字」，並於翌日 —— 五月四日，聯合北京十三所大專學校的學生，齊集天安門舉行盛大遊行示威。當日下午四時許，學生火燒曹汝霖宅，痛打章宗祥，【注十八】三十二名學生因此而被捕。於時，北大校長蔡元培固言「今日發生之事，乃屬愛國運動，此種愛國運動在各國是最平常的事，大家不必驚慌，我當負責營救」，國會亦有代表聲明，表示要贊助學生的行動。始未參預的清華大學代表隨即表示將與各校同時行動。警官學校代表更已出示「殺賣國賊」的血書。朝陽大學的代表則提出了發動抵制日貨的運動。五月六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聯合會」成立，並再一次致電巴黎拒絕簽字。學生的愛國行動和政府逮捕學生的行為，激勵和激怒了全國民眾。京師總商會召開緊急會議，決定聯合全國各商會一起援助學生。上海、天津各地，各團體或個人紛紛電請政府釋放學生。山東省議會正副議長等四人赴京與山東籍國會議員議決要求釋放學生，併為山東問題失敗彈劾內閣。於是國會提案，誓不承認「二十一條」和段祺瑞與日本簽訂的「順濟鐵路合同」（段託名修路以籌款擴兵），已未俱樂部甚至提出要彈劾總統袒護賣國賊的行為。由是，政府因蔡元培願以身家性命作保學生複課，而釋放學生。

　　

然而，五月四日學生火燒趙家樓，痛打曹汝霖，雖迫使曹、章、陸三人辭職，但蔡元培因保護學生而遭到曹、章、陸謾罵，也被迫辭職。前者雖無人為其「鳴冤」，後者則受到廣大教職員工以全體辭職相同情。北京政府遂同時慰留蔡元培與三國賊，並更換教育部長，撤換高等學校校長多人。由是，北京中等以上學校聯合會遂再度決定罷課，並堅持提出「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口號，掀起了更大的運動高潮。然而，北京政府所採取的監控新聞、禁錮輿論、取締學生活動和為曹、章、陸辯護等做法，特別是總統徐世昌於六月一日下達責斥學生的命令，北京政府於六月三日逮捕演講學生一百七十八名，六月四日拘捕學生八百餘人之等等倒行逆施，非但沒有將「真理所在，死生以之；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學生運動鎮壓下去，反而激起了全國學生和各界民眾的一致反抗。孫中山遂領銜以廣州軍政府七總裁名義聯名通電，表示支持學生運動；廣東非常國會亦宣言痛詆曹、章、陸賣國；天津、武昌、杭州、青島、煙台、蕪湖、保定、福州、南昌、常州、登州等各地學生紛紛成立組織以聲援首都學生；上海、天津、濟南、寧波、廈門、鎮江、漢口、蘇州、無錫、常州、揚州的工商界，亦公開聲明支持學生。自六月五日起，上海及各地工商界始共同宣言「不除國賊不開門」。上海商界還決定提倡國貨，不用日輪裝貨，不用日鈔，各著名大報亦聲明不登日商廣告。天津商界還將所訂日貨全部退還。長江流域商人亦同聲排斥日貨。自六月六日起，上海浦東工人率先罷工以聲援學生。「賣國賊存在一日，商學工界即輟業一日」的呼聲響遍國中。

　　

在全國各地各界的巨大壓力下，六月五日，政府釋放學生；十日，政府免曹、章、陸職務；十三日，國務總理錢能訓辭職，大總統明令禁止鎮壓學生運動；六月二十八日，巴黎和會代表在全國人民七千多份函電和法國三萬多名華僑及留學生的逼迫下，拒絕在「和約」上簽字。五四運動，不僅獲得了反對軍閥政府賣國的勝利，而且獲得了反對軍閥政府鎮壓人民民主運動的勝利。正是這一雙重的勝利，才決定了五四運動作為愛國民主運動的性質。中國人民反對北洋軍閥及其北京政權「假共和以復辟」的鬥爭，亦因此而走完了第一個大階段。

第二階段 中國人民為捍衛中華民國國統和法統的種種奮鬥

　　

這一階段，從時間上看，是在直皖戰爭與第一次直奉戰爭之後，直到第二次直奉戰爭的爆發。就事實上看，則從全國人民反對曹錕賄選，直到全國民眾提出種種「維護中華民國國統與法統」的要求。

　　

一、因直系在直皖戰爭和第一次直奉戰爭中的勝利而擴大了地盤，充實了武力，劫奪了北京政權，因而，它才在恢復中華民國法統的虛假幌子下，導演了一場「擁黎上台」、「迫黎下台」【注十九】和曹錕賄選總統的醜劇。這個醜劇，一方面將他們要恢復中華民國法統的假戲暴露無遺，一方面則將中華民國共和法統閹割得不成樣子，使得深受大軍閥混戰之苦的國民，又一次斷送了要求實現共和的希望。因此，自曹錕賄選一開張，不僅痛苦憤懣之情激蕩民心，而且頓足斥罵之聲震撼全國。上海有國民討曹遊行大會，杭州有討曹救國大會，各省學生再起學潮以討曹錕、誅議員。上海工商界還召開省區公民大會，決議將受賄議員由本省各法團抄沒其家產，削除其籍貫。浙、皖等地的學生，有的搗毀議員家庭，有的發起鋤奸會，擬將受賄議員鑄成鐵象，以留永世之罵形。雖然曹錕一系多方鎮壓 —— 如逮捕記者，封鎖輿論等，但全國人民的反賄選鬥爭仍然愈演愈烈。一百余名旅滬拒選議員紛紛發表聲明，聲討賄選之罪。其他懷恨直系的大小軍閥，諸如雲南唐繼堯、浙江盧永祥、奉天張作霖、淞滬何豐林、四川熊克武等也先後通電反曹賄選。可以說，正是曹錕賄選和其後吳佩孚所叫喊的武力統一，才從反面促成了全國反直運動的發展，誘發了第二次直奉戰爭的爆發，促成了馮玉祥倒戈與北京政變的發生。

　　

二、應該說，自直皖戰爭和第一次直奉戰爭起，全國民眾反對軍閥混戰的鬥爭，便從來沒有停止過。這個鬥爭，一方面因維護中華民國共和法統而帶有鮮明的反覆辟性質；另一方面又因反對軍閥爭奪中央政權而具有揭穿軍閥「假共和真復辟」的作用。加上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的影響，與五四運動勝利成功的激勵，在思想、文化、教育各界，直至在地方軍閥中間，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擁憲立憲」和「自治聯治」的運動。這些運動的共同出發點，是要以制定國家的根本大法，來肯定、維護和發展中華民國共和國統；這些運動的共同要求，則是要用中華民國的共和法統，來遏止軍閥混戰、謀求祖國的和平與統一。雖然就地方軍閥而言，此亦無非是又一層次的「假共和」而已。一九二二年十一月《東方雜誌》曾出版兩期「憲法研究專號」，稱「民國已十一年，然兵連禍接，擾攘至今，根本大計，迄未公布」，因而「吾國今後國民之責任，唯促成憲法之制定，裨政治入軌，絕亂源，定國基，然後徐圖興國之道而已」。一九二二年五月，胡適之、蔡元培、王寵惠等亦在「我們的政治主張中」，提出要組織一個好政府，即「一個憲政的政府，一個公開的政府，一個有計劃的政府」，更提出「組織一個好政府，是政改的唯一下手功夫」。【注二十】並且，繼清末就有人提出要在中國建立一個聯邦制國家的思想，一九二零年十一月，章太炎在北京《益世報》上發表「聯省自治虛政府議」一文，以「近世所以致亂者，皆由中央政府權籍過高」為由，提出「中央政府只宜虛置」。一九二二年九月，胡適之則提出了「建立在省自治上面的聯邦的統一國家」之建議，等等。【注二十一】正是上述鮮明反對軍閥混戰的思想和輿論，才一方面導致了「廢督裁兵」等推倒軍閥具體辦法的出現，【注二十二】又導致了地方軍閥割據勢力為在大軍閥混戰中擁兵自保，而高唱「制省憲、省自治直至聯省自治」的高調，甚至「付諸實踐」。【注二十三】雖然他們的行不通乃為勢所使然，但是在同聲相求以反對大軍閥復辟混戰和小軍閥擁兵割據上面，應該說還是起到了一定的宣傳作用和發動作用，為嗣後第二次直奉戰爭中的「北京政變」和其後全國人民反對軍閥復辟混戰直至消滅這一混戰，統一中華民國，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政治影響。

第三階段 從國民會議運動到三一八慘案

　

雖然在反曹錕賄選之後，一方面出現了群眾運動的低潮期，一方面知識界又提出了種種反對軍閥復辟混戰的思想和方略，然而，隨著第二次直奉大戰的爆發，尤其是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卻迎來了又一個更大的和更加持續的反對軍閥復辟混戰的群眾運動高潮。

　　

一、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五日，馮玉祥在北京召集政治軍事會議，在段祺瑞和張作霖的表態歡迎下，決定電請孫中山北上共商時局。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孫中山遂以中國國民黨總理的名義發表「北上宣言」，重申國民革命的目的，主張召開國民會議以決國是。由是，全國立即出現促成召開「國民會議運動」的高潮。穗、京、滬、津、漢、濟、寧、徐州、張家口等地的人民團體紛紛通電，擁護召開國民會議；滬、粵、鄂、湘、浙等省均成立了「國民會議促成會」，北京還成立了「婦女界國民會議促成會」，以推動國民會議的召開。然而，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段祺瑞執政府卻公布「善後會議」條例（參見注十四）。由於該條例凸顯了各派各地軍閥只想實行聯合執政，既未「新其貌」、更未「新其心」的特點，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國民黨遂通電首先反對召開善後會議。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廣東國民會議促成會組織十萬人遊行，以反對善後會議。一九二五年元月三十一日，孫中山指示國民黨員拒絕參加善後會議。一九二五年三月一日，于善後會議召開之際（二月一日至四月二十一日），社會各界聯合在北京召開了「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公開否認段政府的「善後會議」，重申打倒軍閥的主張，決議指出：「中國國民欲求恢復民族獨立與自由，即在以國民會議產生革命政府，宣布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雖然孫中山先生的逝世和段政府拒絕召開國民會議，造成了國民會議的流產，但由於召開國民會議以決國是的要求已經深入人心，由於一九二五年四月段政府與法國簽立中法協定承認「金法郎案」，【注二十四】由於一九二五年五月「五卅血案」發生，由於一九二五年十月段政府雖然召集關稅特別會議卻無從實行關稅自主，首都國民遂連續地推起了反對段祺瑞執政府的高潮，並立即得到了全國民眾的響應。於時「打倒媚外政府」的呼聲此起彼落，各種倒段反奉的要求響遍全國，種種罷工、罷課、遊行、示威的行動紛至沓來。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首都群眾在天安門舉行國民大會，通過了「立即解散段政府、由國民制裁和解散關稅會議、召開國民會議」等一系列決議案。要求「組織國民政府臨時委員會和召開國民會議」的呼聲，由是響徹國中，從而形成「五四」以後全國民眾又一次反對軍閥復辟賣國的持續性高潮。尤其當日本軍艦炮擊我大沽口炮台的消息傳來時，【注二十五】這一反對北京段祺瑞軍閥政府的群眾運動高潮，就更是形成了烈火烹油之勢。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國民黨北京市黨部與北京學生總會、北京市總工會等發起北京各學校、各團體代表緊急會議，議決「嚴正駁斥日通牒，不許日艦攜奉軍入口，驅逐八國公使出京，請國民軍為廢除不平等條約而戰」。並於三月十八日在天安門召開了三萬餘人的「反對八國通牒國民示威大會」，誓言要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熱血，反對帝國主義之聯合進攻，【注二十六】反對軍閥之賣國行為，同時決議廢除辛丑條約及一切不平等條約，要求在津的外國兵艦立即撤退並懲辦大沽口戰爭禍首。會後又組織兩千多人請願團赴鐵獅子衚衕向執政府和國務院請願。段祺瑞的執政府遂以「聚眾謀亂危害國家」為名，命令開槍射擊請願隊伍，製造了四十七人死亡和一百餘人受傷的三一八慘案。

　　

三一八慘案立即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滬、津、穗、桂林、長沙、南昌等地群眾，包括海外留學生及華僑，立即發起了反段愛國的運動。首都民眾於三月十九日再次聚集天安門前舉行國民大會，並通過「即日解除段祺瑞一切政權，交由國民裁判；解散關稅會議，宣布通過關稅自主；組織國民政府臨時委員會，召開國民會議」等決議案。從而將中國人民堅持了十一年的，反對北洋軍閥假共和以復辟、混戰、賣國的鬥爭，推向了最後的高潮期。正是在這一高潮期中，段祺瑞政府倒台，【注二十七】廣東革命政府乘勢吹響了北伐打倒軍閥的進軍號角，中華民國南京政府終於在北伐的勝利進軍中得以重建，中國人民亦終於迎來了十七年反覆辟的歷史性勝利，更迎來了中華民國和平與統一的初步實現。

注 釋

【注十七】 一九一八年五月段祺瑞政府與日本簽訂「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和「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日本由是而獲得了在我國東北和內蒙駐軍的特權。

【注十八】 曹汝霖為交通總長，訂立「二十一條時」為外交次長；陸宗輿為幣制局總裁，訂立「二十一條」時為駐日公使；章宗祥為駐日公使。

【注十九】 因黎元洪是被選上的總統，因此，恢復黎的總統，就是恢復中華民國的法統。俟法統恢復，再迫黎自己下台以選曹錕，便是「依法統」而行事了。

【注二十】 《努力周報》第二期。

【注二十一】 胡適：「聯省自治與軍閥割據」。《努力周報》第十九期，一九二二年九月。

【注二十二】 其時《改造雜誌》曾發表長篇「裁兵計劃書」。曾倡省憲的梁啟超又倡「裁兵或廢兵」。上海全國中華工商協會、中華國貨維持會等二十多個團體曾聯合發表過「廢督裁兵宣言」。全國商會聯合會曾發表「築路養兵意見書」。《孤軍》雜誌一卷四、五兩期合刊曾發表「推倒軍閥的具體辦法」。孫中山也曾是裁兵的積極倡議者，曾先後發表「工兵計劃宣言」，「和平統一宣言」，「化兵為工和平統一裁兵宣言」等。

【注二十三】 就在吳佩孚于洛陽召開軍事會議公開提出武力統一之後，各地方軍閥為抵制大軍閥以自保，乃大倡省自治和聯省自治。一九二零年七月湘軍總司令譚延闓曾號召「湘人治湘」。是年十一月譚又通電主張「聯省自治」。同月，譚去職，趙恆錫任湘軍總司令，乃正式宣告自治。一九二二年十二月，甚至公布省憲法，稱「湖南為中華民國自治省」。一九二一年內，四川曾宣告「四川完全自治」，並曾趕走在川滇軍。是年四月，貴州盧濤亦主張「由省自治進而為聯省自治」。同年六月，浙江盧永祥則通電主張「省制憲」，以行自治，再組織聯省自治政府。湖南趙恆錫、貴州盧濤、廣東陳炯明、四川劉湘、雲南顧品珍、廣西議會、湖北議會、山東議會皆通電響應。陝西更成立「籌制省憲自治處」。江西省議會遂召開省憲會議。河南省議會乃通過「制定省憲案」。湖南公布「省憲法」后，浙江、廣西、四川皆公布。張作霖打敗仗退回東北之後也宣布自治。於一九二零至一九二三年間，各地方及其軍閥的自治和立憲活動，實曾喧鬧一時。

【注二十四】 孫中山逝世和國民會議流產後，段政府曾與法國訂立「中法協定」，同意一九二二年法國政府提出的中國對法庚子賠款用金法郎計算，使中國多付關銀六二零零多萬兩，因而遭到全國反對。

【注二十五】 一九二六年三月八日，因奉艦由大沽口襲北塘，國民軍遂封鎖大沽口，日乃派驅逐艦護衛奉艦駛入大沽口，並炮擊大沽口炮台，被國民軍擊退。三月十六日，日遂糾合英等八國公使，以維護「辛丑條約」為由，向段政府發出最後通牒，提出北京至海口交通不得發生障礙，奉、國兩軍立即停止交戰及國民軍立即撤去水雷等要求，並限三月十八日前答覆。各列強軍艦二十余艘遂群集大沽口，以作威脅。是為「大沽口事件」。

【注二十六】 「帝國主義」一語，為蘇俄在一九二三年于莫斯科召開的「遠東勞苦人民代表大會」所提出。蘇俄提出這一概念的目的是為策動世界共產革命，以擺脫世界列強對它的干涉，以保護在蘇俄剛剛建立的共產專制制度。帝國主義一詞遂由中共引入我國，並給中國的國民革命製造了思想、理論和目標的極大混亂。

【注二十七】 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駐北京的國民軍鹿仲麟部驅逐了段祺瑞，推倒了段祺瑞政府，恢復了曹錕的自由，雖欲聯吳抗奉，卻為吳所拒絕。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