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18日訊】 （續上）三
一九六六年春末的一天上午，我匆匆忙忙趕到上海十六鋪碼頭出口處。心頭沉甸甸的：前幾天突然接到輝哥從舟山嵊泗廠寄來的一封信，信上簡單幾句話：「我已戴上現行反革命帽子，遣送回上海老家監督管制，定於某日某班船抵十六鋪碼頭，望來接我。」
這猶如晴天霹靂，頓使我們全家惶恐不安，猜想怎麼好好地已摘了右派帽子，又戴上了反革命帽子，而且要遣返老家管制？上面的幾位哥哥都已出外工作，離開上海，幾位姐姐都已出嫁，父母年老，惟獨由我按時到碼頭迎接。中午時分，我翹首瞻望，左等右等，約莫在全船乘客全部出來後，看見輝哥手提一隻大包和行李箱，由一個解放軍陪著，身邊還有二個工人似的，向出口處走來。我趕忙迎上前去，在出口處拎過輝哥手裡的包裹，正要招呼講話，那個解放軍問道：「你是劉文輝的什麼人？」我答「弟弟」。「你們父母為什麼不來？」「年紀老了，走不動了。」「那麼好，現把劉文輝交給你。他是現行反革命分子，遣送回老家監督管制。有關他的政審材料，我們已給上海公安局、街道里弄寄去了。」這時，默立在一旁的輝哥才介紹說，他是廠裡的軍代表，二位是廠裡的支部書記與保衛科長。他們「交接」完畢，一起離去。我跟著輝哥，提著他的行李包裹，急忙乘公共汽車回村。地區街道派出所已派民警在我家等候。輝哥與我踏進家門，民警馬上嚴肅地對我父親與輝哥宣佈，「從今開始，劉宗漢與三兒子劉文輝，一起被監督勞動，掃垃圾、掏陰溝……，定期向里弄專政隊彙報思想，接受管制改造。」
輝哥回到家中，我們才知道他又出事的經過。由於嵊泗位於舟山群島之中，特殊的沿海地理位置，使他能長年收聽到海外一些電台的廣播、特別是美國之音。當時大陸全部封閉，最高當局推行愚民、壓制、混淆視聽的階級鬥爭政策，中國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外面情況。而輝哥瞭解和看清世界與中國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他長時期博覽群書，崇尚「民主、自由、平等」，反對「專制、獨裁、暴虐」；厭惡對人民推行愚民封鎖政策。他勇於奮鬥，要改變他的右派困境，所以想出國去尋找新的生活和世界。為此，他攻讀英語，學習研究西方政治、經濟、歷史、文學等書籍，在嵊泗常獨自一人出海游泳，增強體魄。船廠許多人佩服他的才學和人品。他結識了少數幾位志同道合的船廠工人、船員、船老大和來實習的大學生。他們曾商議偷偷潛上漁船或客輪駛出公海尋求政治避難。後來在64年「四清」運動中被膽怯者出賣。出事後輝哥一人把主要責任承擔下來。當時搞的「四清」運動政策規定，坦白者「一個不殺，大部不抓」。三哥坦白後，因為只屬企圖，沒有行動，原望「從寬」處理。但1965年底「四清」工作組卻報當地法院立案。嵊泗縣人民法院經審理宣判：「劉文輝系一世仇分子，思想本質極端反動」，「組織叛國投敵集團，妄圖投靠美帝，背叛祖國」，「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判處管制三年，交群眾監督改造。」輝哥沒能實現自己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理想，卻帶來災難的厄運。
我村本來是一個「歷史反革命」劉宗漢掃垃圾、掏陰溝，現今開始，增加了一個剛交三十歲的新生反革命，父子倆人每天一早同去監督勞動，同去接受派出所與里弄幹部的訓話，同時遭受鄰居與過路群眾的嘲笑、白眼、奚落。派出所民警與里弄專政人員，隨時隨地將父子倆拉到里委會，叫來幾個年輕力壯的里弄小夥子對他倆批鬥，動輒撳摁年已七旬的老父的頭，對新管制分子劉文輝敲頭踢腳，任意淩辱人格。
我自中學畢業後，因家庭出身是「反屬」，無法繼續升學，只得在家按輝哥給我制定的計畫勤奮自學。由於輝哥的長期影響和教誨，我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想逐漸形成。1965年我進了一家200多人的小廠——徐匯五金廠。我被分配到新產品車間學自動車床，不久由於我「好學、聰明、人品忠厚」，受廠領導培養，抽調進廠辦公室，擔負全廠宣傳與統計工作。
「四清運動」開始，上面派人來廠蹲點搞「四清」。我被告知像我這樣出身的人，在廠部辦公室負責宣傳與統計工作是不合適的。我聽從輝哥囑咐，辭去廠部辦公室宣傳職務，要求仍下車間去當工人。
自從輝哥回家後，儘管白天接受監督勞動，夜晚卻指導我讀書，密切關注廣播與報上刊登的新聞報導，擔心國家時局日益惡化。階級鬥爭緊鑼密鼓，華夏神州一天比一天「黑雲壓城城欲摧」、「山雨欲來風滿樓」。
輝哥從拎回上海的幾大包裹的中外名著、報刊雜誌中，抽出一份1965年11月10日的「文匯報」，上面刊登著姚文元的大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他指著這篇文章說：「這是毛澤東階級鬥爭的又一顆重磅炮彈。姚文元批判的《海瑞罷官》作者吳晗，當年是胡適在北大的學子，現今是北京市副市長，是個著名的明史專家。這樣名聞國內外的大學者可以公開點名批判，說明毛又要刮起階級鬥爭的暴風雨了。」
當時全國報刊上不斷展開對《海瑞罷官》、《海瑞罵皇帝》的批判圍剿，輝哥把收集到的有關報刊材料攤在我面前，借著昏黃的電燈光，一一指點給我看，他說：「看來問題並不只是批判吳晗，而是直指整個北京市委。」又說：「毛是借『罷官』一事做文章，廬山會議罷了彭德懷的官，現在彭老總又要吃苦頭了……」說著搖頭歎息，憂心忡忡。報上還刊登林彪委託江青召開的「軍隊文藝座談會紀要」，竟然斷言「十七年來文藝黑線專了政」。輝哥憤憤地說：「怎可全盤否定建國十七年來文藝工作者的集體成績呢？不但否定，而且個個戴上了『黑線專政』的帽子，一棍子打死，看來要把中國知識份子一鍋端了！荒唐！荒唐！」
5月10日，《解放日報》刊登了姚文元又一篇大文章《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劄記〉的反動本質》。據說，這是毛澤東指明要批判的。《北京日報》為此公佈了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人的材料，對「三家村」進行批判，但很快被中央指責為「假批判，真包庇」。姚文元在大文章中直接上綱上線：「在《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中，貫穿著一條同《海瑞罵皇帝》、《海瑞罷官》一脈相承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污蔑和攻擊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攻擊黨的總路線，全力支持被『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翻案攻擊，支持封建勢力和資本主義勢力倡狂攻擊。」文章中還公開宣稱：凡是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不管是『大師』，是『權威』，是三家村或四家店，不管多麼有名，多麼有地位，是受到什麼人指使，受到什麼人支持，受到什麼人吹捧，全都揭露出來，批判他們，踏倒他們。」緊接著，全國報紙與廣播，就開始了對鄧拓、吳晗、廖沫沙他們的瘋狂圍剿。
輝哥告訴我姚文元是早被魯迅先生諷刺、批評的姚蓬子的兒子，自己出身一塌糊塗，現今竟高舉棍子，硬是把人家往死裡打。又說，鄧拓原是人民日報總編輯，是從延安時代開始緊跟毛澤東的有才華的革命知識份子，現任北京市委文教書記，他寫的《燕山夜話》不僅文采好，而且含義深邃，是本好書，毛卻把他拋出來打倒，看來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市長彭真他們也要遭殃了。果然，緊接著中共中央發佈了《五·一六通知》，在全國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被中央宣佈為「獨立王國」，全體領導統統打倒。中共中央又宣佈以宣傳部長陸定一為首的中央宣傳部為「閻王殿」，「砸爛閻王殿，小鬼鬧革命」。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這場歷史浩劫，狂瀾橫流，浸淫中華大地。輝哥一再喃喃自語：「國家與民族的大災難來臨了。」
由批判《海瑞罷官》揭開序幕，批判《三家村》戰鼓轟鳴，《五·一六通知》號令天下，毛澤東親自指揮的文化大革命狂瀾席捲長城內外，猛襲大江南北，震破天涯海角。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報刊登、中央電台廣播了北大聶元梓等人向學校黨委書記陸平與北京市委彭真等人開炮的第一張大字報，並配發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中國一夜之間，全國億萬民眾奮起回應，廣大造反派、紅衛兵小將結隊殺向社會，紛紛闖進民宅，揪鬥地、富、反、壞、右分子，打倒反動學術權威，大批大批的社會名流、聲望卓著的人士被紅衛兵押著戴著高帽子上街遊鬥，成千上萬人家被突然抄家，打、砸、搶、抓、抄，焚書烈火徹夜熊熊，坑儒手辣空前絕後。儘管老父親與輝哥天天低頭在里弄賣力地掃垃圾、掏陰溝，從早到晚不講一句話，三日兩頭去派出所、里弄專政隊彙報思想，違心責駡自己，但仍然逃不脫抄家批鬥的厄運。
66年恐怖的紅八月，我家連續遭受幾個中學紅衛兵組織的抄家。他們是根據派出所提供的「反革命人家」地址名單，不分白天黑夜，隨時隨地高唱《造反有理》革命歌曲，跑步衝鋒般地打上門來。一闖進二樓16室我家門，他們七手八腳翻箱倒櫃，搜尋金銀財寶，認為凡是「反革命」家中，必然是過去的地主資本家，沒有哪個不私藏著金銀財寶的。不料我家長年累月吃飯都成問題，原先母親的陪嫁首飾己變賣得所剩無幾。他們搜尋不到就抽出皮帶，兜頭攬腦地抽打我父親，老人急忙踉蹌後退，輝哥挺身上去阻擋。這時，在底樓4室內抄家的紅衛兵小將們大聲歡呼「抄到了！抄到了！」樓上這批小將蜂擁下去觀看。那是我母親三十多年前陪嫁品中僅留的幾隻手鐲、翡翠、玉片。他們獲得至寶，紛紛你搶我奪，一塊較大的純碧好玉被打碎在地，有些小將還從地上搶奪碎片。另幾個紅衛兵從我母親箱櫥裡抄到珍藏半個多世紀的幾幅國畫，那是我外太公，清末江南著名大畫家胡公壽的親筆丹青。中學生們不知它為何物，幾個人有趣的傳觀，有一個大喊：「封資修四舊，還看什麼！」搶上前一把奪過，雙手把它扯撕得粉粉碎，還把團團碎紙擲出窗外，邊跳邊高叫「大破四舊，徹底砸爛舊世界！」旁邊紅衛兵們一起跟著呼喊：「砸爛舊世界，建設紅彤彤的新世界！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先前闖進我16室的紅衛兵小將們，見在底樓4室撈不到油水，沒有戰績，趕緊又奔上二樓，到我室內殺回馬槍。他們根據在派出所獲得的情報，我父親曾在解放前當過國民黨專員，是個反動大官，硬逼著我父親交代罪證。老人被嚇得抖抖索索，連說「我……我是個臨時專員，沒……沒有做過什麼壞事……」他們絕不相信，訓斥他「狡賴」、「頑固不化，死路一條」，沖上前去又抽皮帶打他。這時，一個細心搜查的小將，從一本舊書中抖出幾張發黃的照片，欣喜地大喊「抄到了，抄到了！」他們一起哄著觀看，原來是我父親當年戴著大禮帽，穿著筆挺的西裝，在同聯合國救濟總署派來的外國軍官握手，背後是巨大的萬噸輪船。有幾張照片上還有國民黨軍官與美軍人員，在秦皇島碼頭督運貨物。其中有一張是父親和陳納德將軍在機場交貨後的合影。紅衛兵小將一見戰果輝煌，指著照片，又點戳我父親的臉面，大聲喝問：「你這個老反革命，還不老實交代，你自己看看，當年你這個國民黨大官僚耀武揚威的反革命樣子！你老實說，這在哪里？幹了什麼反革命勾當？」
面對小將們吼叫亂罵，老父親定了定神，認真地回答：「這是我代表當時政府與人民，去接受蘇聯和美國在抗戰勝利以後，通過聯合國發給中國的戰後慈善救濟物資……」
「老反革命還在騙人，當時政府是蔣介石反動政府，怎代表人民？你還在放毒」，未待老人說完，一個年紀大些的中學生搶上打斷說，「蘇聯是蘇修，美國是美帝，它們怎會發善心向中國撥救濟物資呢？……」這群不懂歷史背景的孩子們，自以為是，反復批鬥我老父親。
「喏，這張照片，」老人大概因對往事的驕傲使他頓時勇氣倍增，伸手過去揀出張照片說道﹕「這是在秦皇島碼頭，我指揮工人把國際救援物資搬運去解放區，旁邊站立的有伍修權領導同志」又說:「那張照片上的美國人是抗戰英雄、飛虎將軍陳納德……」有個年紀大些，估計是高中生，從父親手上奪過照片，端詳起來，正要駁斥老人「狡辯」，突然旁邊那個細心搜抄者，又從另一本書中抖出一張大照片，頓時大叫：「不得了，這個老反革命還拿槍！」他們聚過去一看，原來是老人當年做京劇票友時，化裝演出國民革命軍與北洋軍閥作戰的劇照。這下子，紅衛兵小將「掃四舊」革命行動戰果累累，戰鬥士氣大振，幾個紅衛兵一起揪著老人，勒令他低頭認罪。父親膽小怕事，唯唯諾諾，任憑他們摁頭，將七十歲的老人硬撳他彎腰90度雙肩背翻。父親大呼「痛啊！痛啊！」血氣方剛的輝哥一個箭步上去扶持父親，大喊「你們講點人道主義，我父親是古稀老人了，你們怎可……」話未說完，一個紅衛兵揮舞皮帶朝輝哥身上猛抽一下。輝哥急忙轉身去奪他皮帶，混亂一片，父親老淚縱橫，嘶啞地叫喊「作孽啊，作孽！」
大概是老人慘烈的嘶叫震顫了青年人的幼稚良心，大家頓時罷手不語，室內寂靜下來。那幾個細心搜查的紅衛兵，把輝哥堆放在床底下紙箱裡的中外名著，一本本抄翻出來，翻一本撕一本，揀他們認為好看的，一本本扔進一隻大紙箱內準備帶走。輝哥一生節儉，卻愛書如命，十多年來收集購買了不少心愛的書刊，並勤奮閱讀，在許多書中留下他的批註心得。紅衛兵們抄搶他的書，等於搶劫他的寶貝；輝哥急忙上前向他們解釋：你們撕的這些都是中外名著、進步書籍，有費爾巴哈、黑格爾、聖西門、傅立葉、歐文、考茨基、柯卡普、普列漢諾夫……都是馬列主義，毛澤東的啟蒙老師。紅衛兵哪聽他的解釋，依然照搶、照撕不誤。輝哥真想從他們手中把書奪下來，阻止他們濫撕惡行。這下又得罪了這批小霸王，他們根本不懂這些書正是馬恩列斯毛的老祖宗，顯然懵懂無知，四五個沖上來對輝哥拳打腳踢，皮帶亂舞，並要用繩子將輝哥捆綁起來。邊罵「媽的，這傢伙多反動，家裡藏了這麼多『封資修』書籍，不是外國、就是孔孟的書，沒有一本是革命書籍，全部把它燒掉，看他還怎麼看。」
我從工廠下班，回家遲了，進門看到，馬上過去拉開怒火抗爭的輝哥。這時，一個小傢伙至多16歲模樣，竟揮舞帶銅頭的軍用皮帶敲我父親頭，我沖上去大喝道：「不准打人！你們不要欺人太甚！七十多歲老人經不住這般打，你的爺爺奶奶可以這般打嗎？」這夥人見我理直氣壯，雖然腿腳殘疾，但腰粗背闊，渾身有力，知道來者不善，頓時被嚇住收回皮帶。其中有個中學生是里弄附近的，認識我，兇狠地指著我鼻子訓斥：「狗崽子，你家一個老反革命、一個中反革命，你是小反革命子弟，你識相點，否則連你一起揍！」
輝哥怕我牽連吃虧，急忙叫我出去。我剛走出門，帶隊的造反派攔著我，喝令「不許出去，想轉移窩藏材料嗎？」並上來把我的口袋一一翻遍。他又叫紅衛兵「繼續搜查，注意死角」。於是我家裡又是一陣乒乒乓乓打砸聲，所有抽屜都翻過了，所有箱櫃都打開了。家裡凡是值點錢的東西都被抄拿去了，一個紅衛兵頭頭走出門，不甘心又返回我家，強行搶走了家中唯一值錢的一台收音機。我上前攔著他說：「收音機不是四舊，為什麼要拿走？」。這小強盜蠻橫地瞪著眼說：「有人反映劉文輝深夜收聽『美國之音』，我們要沒收，拿回去檢查，如有問題，回來總算帳，當心你們狗命。」說完抱起收音機揚長而去。可以說，從物質到精神，都被一夥又一夥強盜搶劫一空。抄家是一波一波的，聽說各學校的紅衛兵組織都去派出所要四類份子的名單，而各單位的造反派也有單位的組織部提供名單，先是公開的黑六類份子，後是暗藏的階級敵人。因為有偉大領袖的政策指示，他們憑著手臂上的「紅衛兵」、「造反派」袖章，並以「人民」和「革命」的名義抄搶民舍，法律和秩序蕩然無存，人民的基本權利被肆意殘踏。當時，上海經常能聽到某某單位同事隔離審查了，某某領導靠邊進了牛棚，某個同學爸爸被批鬥，某某熟人自殺了，某某親戚家被抄了，人們生活在恐懼之中。一些所謂出身不好的黑六類分子，每天上班出門都提心吊膽，要跟家人沉重告別，唯恐今晚回不了家，突然失去了自由，被抓、被關、被隔離。那年代誰都沒有了保障，平時的積怨、妒忌，同事鄰居之間的不和，背後暗箭和誣告，都可以造成任何一個人的被鬥爭、被抄家，這大概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個時期。
社會上的抄家、批鬥陰風，像傳染病那樣迅速蔓延、猛烈發展。我家這樣的重點被反復抄、多次搶。
難以忘懷的紅八月！這一月全國有多少人家被抄、被鬥？十萬戶？一百萬戶？一千萬戶？也許更多。是最偉大的領袖授權紅衛兵和造反派，來抄家來批鬥的，這是世界歷史上從未發生過的事，是最偉大的領袖做出來的最偉大的事？
文革像火山爆發噴起沖天的烈焰，它吞噬著大地、吞噬著生靈、吞噬著一切。有一天我拿回家一迭宣傳材料中，有一份北京來的紅衛兵戰報，上面報導了北京近郊大光縣三百多名四類分子被殺害，最大的八十歲，最小的出生才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戶人家被殺絕。這份戰報上還印了當時文革紅人公安部長謝富治在北京公安局一次會議上的講話：「過去規定的東西，不管國家還是公安機關，不要受約束，群眾打死人，我不贊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這些講話促使全國範圍內掀起了殘害四類分子的種種暴行，波及面之廣，是歷史上罕見的。輝哥讀了這份簡報，憤恨地指著家裡牆上掛貼的毛澤東像說：「文革是通過群眾專政即暴民專政來達到群體絕滅的目的，使中國無數死難者註定要做無主的冤魂。將來總有一天，歷史和人民會向這個禍國殃民的暴君清算這一筆筆血淚賬的。否則天理不容。」
中國大亂了，上海更大亂了，世界聞名的大都市上海，頃刻變成了一個腥風血雨的大海洋。原來整潔的南京路十里長街，成了大批大批紅衛兵、造反派作惡橫行的恐怖之路。許多紅衛兵手裡拿著剪刀，隨時隨地搶上去剪過路小姑娘的長辮子，剪過路人的所謂「小褲腳管」，燙髮婦女更被殘暴地剪得幾乎成了光頭尼姑……十里長街頓時成了處處慌亂、處處痛哭的難民路，不少不法之徒、流氓阿飛趁亂調戲淩辱婦女，甚至在光天化日下剝光婦女的上衣……。這裡已沒有了真理，沒有了正義，沒有了憐憫與同情。有的是獸性大發作，人性遭毀滅性的殘暴虐殺。就在這個混亂世界上，不斷傳來北京紅司令、紅太陽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紅衛兵小將們不要文質彬彬，要武嘛！」他的親密戰友，紅副司令林副主席煽動道：「紅衛兵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你們的革命行動震動了整個社會，震動了舊世界遺留下的殘渣餘孽——你們大破四舊、大立四新的戰鬥取得的光輝的成果，那些資產階級的反動權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蟲都被你們搞得狼狽不堪，你們做得對，做得好！」全國所有的學生都不讀書了，領袖要他們起來革命，利用他們「造資產階級的反」。歷史上哪個國家會如此荒唐？可是這樣的事在中國，在和平時代竟然發生了。全國的學生都在遊蕩，批鬥自己的老師，為了這個「文化大革命」，整整一代的中國青年都被剝奪了學習的機會。為一個目標，緊跟領袖打倒所謂「中國的資產階級司令部，防止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
天天報上刊登、廣播宣佈、一批又一批黨內走資派，不管他資格多老、地位多高，紛紛被打倒，廣大的知識精英被殘酷批鬥、淩辱人格，上海文化廣場上，三天兩頭召開萬人大會，批鬥一批又一批反動學術權威，在會場上把批鬥對象――年老的白髮教授學者們打倒在地，再踏上幾隻腳……世界東方的大上海，到處打砸搶，到處大字報，到處批鬥會，到處是下跪和做「噴氣式」，到處出現虐待狂。人們開始變得只有愚昧自私和野心勃勃，在毛澤東教導下紅衛兵造反派的「革命性」代替了人性，他們決心不把這些知識份子老師、黨內走資派、四類分子折磨死，絕不甘休。憲法猶如一張「草紙」，國家什麼工作都可以放下、癱瘓。惟獨「革人命」的專政機器卻在無情地瘋狂運轉。批鬥、戴帽、關押、勞改、打死、槍殺……。從中央到地方各省市，一批又一批所謂「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紛紛落馬，罷官，挨批鬥；一批又一批所謂「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被揪出示眾，關進牛棚，投入監牢。人們只有在高壓的暴政下苟延殘生。
在這昏天黑地的日子裡，輝哥幾乎每天夜都在家徒四壁的昏黃燈光下，默默奮筆疾書，時不時會對我憂心忡忡低聲說：「這樣下去，我們的國家將給毛澤東徹底搞砸了！」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其間，8月5日，毛澤東親自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欽定北大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是寫得何等地好啊」！嚴厲指斥「中央到地方的某些大領導人」（指劉少奇、鄧小平及各省市領導）「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實行白色恐怖」、「何其毒也！」8月8日，全會通過了毛澤東親自制定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全會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原來的7人擴大為11人，林彪位列第二，成了毛澤東接班人。劉少奇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會議並沒有重設中央副主席，但會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的原副主席職務和鄧小平總書記職務都不再提起。林彪成了唯一的副主席。而實際上，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劉少奇、鄧小平都被排擠出中央領導崗位，成了所謂「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首號、二號人物，遭受批鬥。會議公報天下，廣大造反派、紅衛兵小將們鑼鼓喧天，萬眾歡騰，熱烈盛大地慶祝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歷史性勝利。而輝哥卻一連幾夜輾轉反側，睡不著覺。我看見他，神情變化異常。有幾個深夜，我已睡了一大覺醒來，見他竟還呆呆地端坐在書桌邊，不知在沉思玄想些什麼。
當北大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公佈後，輝哥就聯繫《海瑞罷官》《三家村》一起，對我分析說：北京大學向來是中國政治運動的是非之地。吳晗是胡適門下弟子，胡適的思想在北大師生中影響根深蒂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在北大，中國現代一批最傑出的思想家誕生在北大。可以說，那裡是培養中國知識份子獨立思考的搖籃。毛澤東批吳晗他們、支持聶元梓等人大字報，就是首先向北大開刀，向全國知識份子的核心堡壘開刀。輝哥還憤慨萬分地對我說，毛澤東從對知識份子下毒手開始，向黨內棟樑骨幹開刀，現今要向一起打江山的老戰友、大功臣、身邊的同事開刀了。剛剛開過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是毛澤東在黨中央「清理隊伍」，是對劉少奇、鄧小平――一個國家主席、一個共產黨總書記――的一場大規模的圍剿迫害運動。果然不久，北京許多高校聯合成立了「批劉火線指揮部」，國家主席劉少奇失去了人身自由，失去了公民權利，被十多萬紅衛兵團團圍困酷烈批鬥，遭受殘無人道的迫害，又對總書記鄧小平逼令「深刻檢討」。輝哥一再憤憤地感歎說：「這還像個什麼樣的國家？這還像個什麼樣的黨？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在默默地思索，他在深層次地考慮﹕在這文革禍水滾滾，狂瀾滔天，國家、民族與共產黨的生死危急關頭，他該如何抗爭。
八年多的「右派」災難與「現反」帽子，不僅沒有壓垮輝哥，反而使他磨練得一副錚錚鐵骨，在人間煉獄中煉出來一雙火眼金睛。他刻苦自學大學英語，與一些在交大、外語學院當老師的中學老同學交流、探索、辯論，朋友們都敬佩他超人的敏銳洞察力，那種擺脫禁錮的犀利智慧。自從戴上「現反」帽子被遣返上海老家後，除了白天受監督勞動，幾乎天天夜晚讀書思考不斷。「文革」全面開始後，儘管屢遭非人的批鬥、抄家、殘酷虐待，他思想的車輪卻依然在奔馳不息。他個人的行為被日夜監視，但敢於抗爭的輝哥不甘寂寞，常叫我從廠裡與社會上儘可能收集各種傳單、資料，帶回家給他閱讀、研究。我白天在單位裡跟著大家一起高呼文化大革命的口號，參加大批判，抄寫大字報。下班即跑到各大學和文藝部門，幫輝哥到處收集各種運動資訊與材料。每當我帶回一大卷紅紅綠綠的紅衛兵小報、街頭散發的傳單，交到輝哥手上時，他總是如獲至寶。一個完全被管制監視的人，誰能料想到，他卻比任何人都要全身心認真地在投入這場轟轟烈烈的政治大運動。三哥認為毛澤東推行的「階級鬥爭」造成了一個崇尚仇恨、鬥爭的政黨和國家，它不能給人民帶來和平、幸福、和諧、平安。他認為中國人不應該在愚昧無知的社會中生活下去，要改變，要覺醒。如果一個民族發展到沒有人敢出來抗爭、揭露，那麼這個民族就沒有希望了。他認為總要有人出來，總要有人犧牲，他劉文輝就是應該帶頭出來抗爭的人。
說句真心話，輝哥當時的異常大膽、毫不自顧的冒險行動，常使我提心吊膽。他提出自己要出外去看街頭大字報。我自小對他言聽計從，但這件事卻使我頗感為難。他這樣的身份怎可抛頭露面出去呢？他設計，深夜十點鐘後，悄悄躲過鄰居的監視，叫我把自行車推到附近市民新村處，找個暗角落等他。第一次我試著這樣做，他輕手輕腳摸到市民新村約定的牆角邊，騎上我的自行車，轉眼消失在朦朧夜幕中。我忐忑不安地回到家中，一夜無法安眠。天濛濛亮，他溜回家中。輝哥親身去看到了大字報的海洋，從中看出毛澤東身邊一群寵、奸、親信們如何手段卑鄙、伎倆橫惡，踐踏真理，大放謬論。有一次，在復旦大學，有不少大字報在受北京譚力夫鼓吹的「血統論」影響下，大肆宣揚「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輝哥在半夜看到無人，就在大字報空白處，用粗體鋼筆字寫上：「這對聯不是真理，絕對錯誤。人所受的影響主要來自社會而不是家庭出身。一個人所受影響好壞，從實踐中產生。不懂得人的思想是從實踐中產生這道理，實際上違反馬列主義原則。舉一例子，中央文革成員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他們均出身不好，也會有反動血統，借這位譚兄的謬論，他們有什麼資格領導文革？他們也應屬被打倒之列。」輝哥回家得意地告訴了我。我既擔心又好奇，第二天也去觀看。聽大學生都在傳說，不知是誰，竟敢指桑駡槐，既批評了譚力夫的謬論，又點了中央文革各位領導的名，戳穿了他們的老底，厲害，厲害……」輝哥一直在深思，並躍躍欲試，當時社會上，特別是大學的大字報完全處在無政府失控狀況。他打算借大學校園各派組織混亂局面，尋找機會揭露文革這場陰謀。
白天，輝哥照樣在里弄與老父親一起掃垃圾、掏陰溝，晚上，他照樣一連幾個通宵地去大學院校串聯，沒有合過眼。雙眼熬得通紅。誰都不知道，他恰恰在對著文革的腥風血雨衝鋒陷陣，他早已把個人的安危、自身的勞累、命運的生死置之度外了。有一天夜裡他在一所大學校裡，看到傳抄的一個右派分子的恐嚇信，內容揭露五七年反右鬥爭是對知識份子的迫害，而這次文革是場更大的迫害。作為反面教材，這封信被全文張貼出來，在大學生中引起了軒然大波，這從另一角度啟發了他。他說，也想寫一篇巨型的大文章，全面揭露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禍國殃民的大陰謀，借各派混亂之手，以反面教材寫成大字報貼出來，使它震撼中國大地。他還說，現今真的需要有人像普魯米修斯那樣，在這文革黑暗年代裡，點燃一把熊熊烈火，照亮中華大地，使人民覺醒，擦亮眼睛，辨別真偽，讓億萬民眾團結起來，阻止狂瀾，遏制倒行逆施的毛澤東及其禍國殃民的路線。輝哥告訴我，他已經寫成了兩本小冊子，一本名為《冒牌的階級鬥爭與實踐破產論》，另一本是《通觀五七年來的各項運動》。他心中還在策劃，想著手創辦一份《人人報》，開闢「層層駁」專欄，通過大字報的形式抄寫貼到大學校園中去……不料過了幾天，又一批紅衛兵闖進我家，將已抄多次的家中，再一次作地毯式抄查，竟將輝哥寫好的、分散暗藏在殘書堆中的那兩本小冊子手稿全抄去了！幸好那些初中生幾乎似文盲，看不懂什麼，據說他們把輝哥所有寫的東西，亂七八糟揉成紙包包，不知扔進哪個垃圾箱去了。雖然不見專政機關來追查政治問題，但輝哥心裡默默傷痛了許多天，因為他歷時兩個月的戰鬥成果被一場無妄之災銷毀了！
敢作敢為、不屈不撓、誓死抗爭的性格，使輝哥心裡燃起了更猛烈的鬥爭怒火。到了9月28日深夜，也許他已深思熟慮了，猶如黃繼光孤身撲上敵人碉堡的機槍洞口那般，斷然地攤開了中共中央「十六條」公報，叫我去門外放哨、望風，以防有人突然撞進家來壞了大事。他伏案奮筆疾書了4個小時，寫成了《駁文化大革命十六條》萬言書。第二天夜裡，輝哥要我與他一起復寫成十四封長信，每封信有十張信紙厚。我一邊抄寫，一邊心裡陣陣顫抖，那不是信，而是一排排密集的巨型炮彈，向著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向著禍國殃民的階級鬥爭謬論，猛烈開火……輝哥說，這是要殺頭的，但他早已不怕殺頭了。輝哥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寧願做當代的顧炎武、譚嗣同、中國的普魯米修斯！輝哥決定，要我趁國慶日休假，趕去杭州向全國北大、清華、復旦等14所最著名的大學投寄這14封匿名信。我有點猶豫為難，對輝哥說：「中國是大家的，不是你一個人的，你一個人改變不了什麼，何必撞到當局者的槍口上呢！」「人人都像爸爸這樣逆來忍受」，輝哥回瞥一眼早已熟睡的老父親，輕聲而擔憂地說，「全讓毛澤東一人專制獨裁，為所欲為，中國遲早會退到封建舊社會去！」接著他果斷地激勵我：「我們年輕人再不能繼承爸爸的軟弱可欺了，而要發揚母親的傲骨抗爭，學習歷代志士仁人『挽狂瀾於既倒』的大無畏精神。古今中外，反專制反獨裁，必然有人以身許國，拋頭顱、灑熱血，喚起苦難而軟弱的民眾奮起反抗，那末，今天就從我劉文輝開始吧！讓我來當「反文革第一人」，讓我來拋頭髗灑鮮血吧！」說畢，他猛然站立起來，面對窗外漆黑色的夜空。在他銅像錚錚、視死如歸的身影邊，我也熱血沸騰，打消猶豫，臨危授命，欣然答應去杭州投寄。這也就是不久之後我也被投入牢獄的原因。
我還記得輝哥在《駁文化大革命十六條》中那觸目驚心的話語：「反對毛的階級鬥爭理論」、「毛的社會主義革命新階段是窮兵黷武主義的新階段」、「文化大革命強姦民意，瘋狂迫害民眾，是全民大迫害」，「民主主義者在抗暴鬥爭的旗幟下聯合起來！」他直言指出：「當權者人人正裝，登天安門城樓掀起瘋狂的紅衛兵運動，高唱世界革命，控制報刊廣播，操縱全國輿論，對內暴行專政，鎮壓知識份子，焚書坑儒，推行愚民政策，比秦始皇更猶過之。處人人唯唯諾諾不敢言，陷社會暗無天日，使神州大地百業俱廢，遍地饑餓，窮山辟鄉，白丁文盲。工人不幹活，農民不種田，學生不讀書，教書者牛棚勞役，形形色色流氓高喊革命口號。武鬥傷民，抄家捕人，殘無人道……」
這絕不是一封意氣用事的匿名信，而是輝哥用鮮血眼淚凝鑄成的驚世檄文、醒世憤言，如黑夜中一顆飛馳的流星，光芒頓時照亮了世界；如黑暗中一道強烈的閃電，猛地撕破了漆黑的混沌……。
我的輝哥就是這樣地拼死都要獨挽「文革」狂瀾，毫不顧顧惜自身命運地走向了他人生的不歸之路。
劉文忠著《風雨人生路》摘編
（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第十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