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6日訊】 【《誰是新中國》題解】 誰是新中國？誰才是真正的新中國？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後，又會出現長期的內亂和內憂？雖然能夠一再地戰勝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反撲，統一了中國，捍衛了共和國統，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卻又慘敗在1945—1949的內戰之中。嗣後，竟能夠在臺灣完成向民主的全面過渡，使孫中山先生民主建國的理想得以實現…… 如果是後者，為何又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全面復辟專制制度，雖然迄無外患，更無內憂，卻造成「冤獄遍中華」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悲慘局面，為漫長的中國專制制度，補上了中世歐洲「教政合一」式極權專制統治的血腥一課。待到風雨飄搖之時，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開放」，然而，其成就雖不能與清政府相提並論，其命運卻與清王朝一樣而不能免，其腐敗和腐爛，更為中國五千年歷史所未有……

(接上期)

二 改良派的失敗 革命派的勝利和清王朝的覆亡

歷史的事實是，政治改良派的失敗、民主革命派的勝利和清王朝的衰亡，均歷經了三個重要的歷史階段。

第一階段（一八八八 —— 一八九八）

第一 政治改良的轟然興起與專制改良的初級階段

如前所說，由於清王朝的改革開放運動非但沒有治愈它的腐敗，卻反而使它的腐敗歧生歧長，變本而加厲，因而，由經濟改革運動所給清王朝帶來的「表面繁榮和虛假繁榮」，也就不可能真正起到富國強兵的作用。特別是北洋海軍在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海戰中的全軍覆滅，以及一八九七年德國與俄國分彆強占膠州灣及大連灣所給予國人的強刺激，終於使中國人民，尤其是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們有了痛徹心脾的感覺。由痛定思痛而引起的，對於清政府前三十年改革開放運動的反思，終於使他們認識到僅僅是實行經濟改革，而不實行政治改革，就不可能實現「圖強禦侮」的歷史願望。由是而將三十年來主要是向西方學習科學技術的風氣，逐漸地，並且是猛烈地發展成為對於西方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政治的新追求。而作為近代中國政治改良運動之發動者和代表者的康有為，猶鑒於「觀萬國之變，能變則存，不變乃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和「及今而不思變，恐數年之後，大局更不堪設想」，乃懷著對「祖宗之法莫敢言變」的深刻不滿，把東漢以來為歷代帝王奉為經典的「古文尚書、今文尚書、逸禮和左氏春秋」統統說成是湮滅了孔子「托古改制」原意的「偽經」，企圖突破清政府把「西學為用」只用在經濟改革上的限制，要借孔子之名在政治上實行「中學為體和西學為用」，即要求清政府實行政治改革。康有為繼一八八八年上書光緒帝不得之後，先於一八九一年在廣州開辦萬木草堂，授徒講學，以倡政治變法；後於一八九五年在京聯合千名舉人第二次上皇帝書，即「公車上書」，以求政治改良。

　　

要求政治改良的呼聲，不僅迅速地獲得了天下共擁，激勵了一大批有志於推動清王朝進行政治改良的知識分子，並且觸動了「深恐將來求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的光緒皇帝。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諸要求變法維新人物，亦因光緒皇帝的寵幸而從清王朝專制統治「體制外」，一躍而成為清王朝專制統治「體制內」的改良派官員。於是，在他們的建議和要求下，光緒遂頒布「定國是詔」，決心變法；上諭十條新政，決意維新。主要是在政治上取消滿族貴族的特權；在言論上准許辦報辦刊和上書言事；在法制和官制上改革律例，取消重疊的行政機構；在經濟上改革財政、編製國家預算和決算；在實業發展上設立農工商局以保護和獎勵農工商業及發明創造，發展鐵路與採礦業，舉辦郵政，裁撤驛站；在軍事上，統一制度，裁撤綠營，力行保甲，改練洋操，使用洋槍，訓練海陸軍；在文教上，改革科舉制度，廢八股，改試策論，廣設學堂，提倡西學，創辦京師大學堂並選派留學生出國留學。

　　

戊戌變法的主要內容雖然多為君主政體之下政治行為的改良，故亦稱為「新政」，但其所以被稱為「維新」，就是新在要搞政治上的改革，它相對於前三十年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的改革開放，無疑具有相當的進步性。尤其是它允許民間辦報辦刊以倡西方的精神文明，和提出要廢除滿族特權等變法內容，相對於百年之後，中共在改革開放期間仍然要反對「西方資產階級文化」，不僅堅持不予人民以辦報辦刊自由，甚至反而乘改革之機以一再擴大其層層統治集團特權等倒行逆施而言，其歷史的進步性，更是顯而易見。但是，這個政治變法，因仍舊要保留君主制度，並要在保留君主制度、即在維護大清朝統治的前提下，推行專制政治行為的局部改革即維新，因而，這個變法，才非變制，才僅僅是專制政治行為的改良，屬於專制改良的初級階段。

第二 戊戌變法的失敗原因和西太后的四個不能變

歷史的無情事實是，戊戌變法僅僅只推行了「百日」，便被腰斬在西太后的皇權之下。光緒帝從此在幽禁中度完了他短暫凄慘的一生，力倡力行變法的六君子則命亡京師，康有為、梁啟超等二十二名被通輯的變法人士卻亡命海外。一場轟轟烈烈的變法維新運動，雖就此而魂斷中國，但它失敗的原因，還是足以為後人鑒。

　　

就變法失敗的原因而論：一是以慈禧為首的頑固派們，絕不甘心讓出絲毫的權利。他們不僅決意維護大清朝的君主統治本身，而且更要借維護這個統治來維護自身的特殊權益。所以，以湖南為先的百日維新運動，固使朝野震動，天下共擁，但因它觸動了、更觸痛了頑固派和一切守舊勢力的利害和神經，而招致朝野上下物議洶洶。特別是西太后一再地要在明裡堅持三個不能變，即「堅持三綱五常不能變，堅持大清朝的統治不能變，堅持祖宗之法不能變」，暗裡卻要堅持四個不能變，即要再加上一個「西太后垂廉聽政的最高權力不能變」，所以，西太后仍以其無上的權力，將為光緒皇帝所支持的第一度政治改良運動，腰斬在滿清專制王朝的龍陛之下。

　　

二是變法排斥了真正皇權在手的西太后。實事求是地論之，大清朝是西太后的大清朝，皇權也是西太后的皇權。在帝黨絕非后黨所堪比的情形之下，不能爭取到西太后的支持，甚至只能遭到西太后的反對，直至變法竟被看成是對她最高權力的挑釁，變法失敗的命運已不能免。西太后那一句「康有為要變法，為什麼不來找我」的話，實已道出了她的「心白」。

　　

三是作為變法的制度局。制度局為康有為所設計，為變法改良志士所組成，更為轟轟烈烈變法的策源地。雖然，無制度局，變法便失去了它睿智的思想庫和強幹的班底，但是，唯因制度局被認為將樞密院之權、六部之權和督撫將軍之權「奪盡」，使「百官皆廢」，幾已代替了整個朝廷，因此，變法就必然要遭遇朝廷上下幾乎所有舊官僚的反對。這就為保守官僚與后黨同氣相求，與康梁為敵，直至群起而反對變法，製造了借口。而這個反對力量，非但是康梁所戰勝不了的，也是光緒皇帝所無力戰勝的。

　　

四是戊戌變法的理論根據，僅是「祖宗之法可以變」。作為變法主要提倡者的康有為，非但要借孔子之名以倡變法，甚至要從「西洋有教、而我無教」的巨大遺憾出發，要「撫聖教以塞異端」，直至將「亟立道學」當作變法的重要思想內容和強國的根本辦法。康有為不僅不懂得西方在近代之所以能夠走向進步的前提，恰恰是思想解放，即反對天主教思想統治和宗教改革的結果，卻反而將張揚和獨尊孔子之學，當成了這一場變法的思想基礎和根本追求。這就不僅還了康有為作為一個傳統儒家知識分子的本相，使他拿不出真正的新思想來指導自己所提倡的變法，從而只能導致變法的失敗，直至為他在辛亥之後，一意獨尊孔教以倡君主制度的復辟，作成了他在思想和人格上的鋪墊。

　　

五是變法未能欣遇一個可以造就其成功的時代條件。這個時代條件就是「只有民主革命才能帶來王朝的妥協，和只有民主革命才能為在根本上改變專制制度帶來可能」。雖然民主革命有著各種各樣的形式，並非只有暴力形式而已。英國等歐洲君主立憲的國家，在民主革命逼迫下走上君主立憲直至虛君共和的歷史，便是明證。誠如孫中山先生所言，「君主憲政乃為革命之所賜」。然而，戊戌變法的時代，孫中山的革命正遭遇天下共棄，八國聯軍尚未兵臨城下，變法又是由一批走進了清王朝體制內的知識分子和一個年輕無權皇帝的「自覺變法」。因此，僅僅依靠他們來「自我更新」，其之不可能，也就可想而知。這也是一九零零年之後，當王朝命運飄搖之時，西太后雖仍拒絕康梁變法，卻又要推行康梁新政的主要原因（參見下文）。

　　

六是變法的失敗乃為時為勢所決。如本章開篇所述，清王朝在歷經鴉片戰爭和天國之亂以後，國勢早已由盛而衰，不僅已經走上了一個君主王朝的末世，而且正「運交」整個君主制度的末路。因此，一場意在變法而非變制的政治改良運動，即仍然要在君主制度之下，以推行專制政治行為改良的變法，也就失去了它獲得成功的歷史依靠和時代條件。這既是清王朝力行改革開放運動已不能救其命的根本緣由，又是一場只想在舊專制體制內改革政治弊端、倡行新政的變法無以成功的基本原因。由是，一場要求專制政體自己實行政治改良的運動，只能「折戟而沉沙」。

第三 革命的悄然發生與天下共棄

一 革命的悄然發生

　　

一八九五年，幾與康有為率領千名舉人「公車上書」、以求政治改良的同時，孫中山不僅將一八九四年在檀香山成立的「興中會」與「香港輔仁文社」合併，確立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民族民主革命目標，而且密謀廣州起義未遂。

　　

孫中山，這個廣東香山農民的兒子，一方面因自小就聽夠了洪秀全反清的農民革命故事；另一方面因少年時曾隨兄赴美國夏威夷讀書，而在西方受到了民主和自由的教育及熏陶。後來，這個既未與傳統的中國文化斷了源頭和聯繫、又飽受過西方文化影響的年輕人，也就在漢族受滿清專制之苦和中國受列強欺凌之甚的時代，既深藏排滿知心，又初萌民主之志。再加上清政府的前三十年改革開放運動，在他的眼裡，又無非是「單單是引進鐵路、火車、電報、電話等歐洲現代物質文明的任何這類措施，由於它們打開了新的敲詐勒索和貪污盜竊的門路，反而只會使事情更壞」，【注七】所以，他「自乙酉中法戰敗后」，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並且「以學堂為鼓吹之地，借醫術為入世之媒，……數年之間，每於學課餘暇，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大放闕詞，無所忌諱……所談者莫不為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為革命之問題」。其「生平所志，以革命為唯一天職」。【注八】

　　

由是，「自甲午中日戰起」，孫因「時機可乘，乃赴檀島」，聯合華僑二十餘人成立「興中會」，確立了推翻滿清王朝的民族民主革命目標。中國的民主革命，這個幾乎與名噪一時的康有為所發動的政治改良運動同時而起，卻又在一開始就成了政治改良派對立面的革命，就是這樣地因為一位傑出青年知識分子的覺醒與立志，而悄然地發生了。

二 革命為天下共棄

　　

第一次廣州起義的失敗，卻使孫中山發動的革命遭遇了天下共棄。用孫中山自己的話說，就是：「當初次之失敗也，舉國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為洪水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遊也。」【注九】

　　

革命初起，不單遭遇國人的唾罵，而且遭到海外華僑，特別是美、日華僑的冷遇。孫中山雖于中日戰起，即赴檀島創立興中會，「欲糾合海外華僑一收臂助，不圖風氣未開，人心錮塞，應者寥寥」。而美洲華僑之風氣蔽塞，較檀島尤甚。他說：「予由太平洋東岸之三藩市登陸，橫過美洲大陸至太平洋西岸紐約市，沿途所過多處，或留數日，或十數日，所至皆說以祖國危亡，清政腐敗，非從民族根本改革無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責。然而勸者諄諄，聽者終歸邈邈，其歡迎革命主義者，每埠不過數人或十餘人而已。」【注十】至於萬余日本華僑，「聞革命而生畏者，則與它處華僑無異也。吾黨同人有往返于橫濱、神戶之間鼓吹革命主義者，數年之中而慕義來歸者，不過百數十人而已。以日本華僑之數較之，不及百分之一也。向海外華僑傳播革命主義也，其難固已如此……」。【注十一】

　　

斯時，革命一難於國人未醒，二難於華僑風氣未開，三難於「由乙未初敗至於庚子，此五年間……適於其時有保皇黨發生，為虎作倀，其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之清庭為尤甚」。【注十二】雖然，「當此之時，革命前途，黑暗無似，希望全絕，而同志尚不盡灰心者，蓋正朝氣初發之時代也！」【注十三】

注 釋

【注七】 英文版《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雙周評論》〔一一六〕第四三八頁。

【注八】 《孫文學說》，卷一，《行易知難》第八章。

【注九】 《孫文學說》，卷一，《行易知難》第八章。

【注十】 《孫文學說》，卷一，《行易知難》第八章。

【注十一】 《孫文學說》，卷一，《行易知難》第八章。

【注十二】 《孫文學說》，卷一，《行易知難》第八章。

【注十三】 《孫文學說》，卷一，《行易知難》第八章。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