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29日訊】 【導讀】目前在台灣對「二二八事件」的談論，幾乎是圍繞在「元凶是否是蔣介石」、與「涉案人員的責任歸屬」上。本文則是從一個幾乎被忽略、甚至被遺忘的角度，來探討「台灣共產黨」與「二二八事件」的關係，一段您可能未曾聽過的歷史。

一、前言

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在出席2006年2月25日在台北二二八和平公園所舉辦的「二二八事件」五十九週年追思儀典」時表示，「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原因是很複雜的，包括當時二次大戰結束後經濟困頓，國共內戰、軍糧不足，及當時陳儀主持的台灣省政府貪污腐敗，引發民怨等。

著名的歷史學家辛灝年，透過對共產黨歷史的真實客觀研究後，寫成《誰是新中國》這本震撼人心的鉅作。辛灝年表示，從1927年開始，共產第三國際、日本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就為當時的台灣共產黨擬定了一份台獨綱領。1928年中共在上海霞飛路45號一家照像館的樓上，為台灣共產黨擬定了一個新的台獨綱領叫「三大主張」：即台灣民主、台灣革命、和台灣獨立。而且，造成台灣社會族群撕裂的「二二八」悲劇，其策劃者就是中國共產黨人。

「二二八事件」發生在1947年，60多年後的今天，我們重新審視這段歷史，特別是2004年《九評共產黨》發表以後，徹底揭露了共產黨的真實面目，揭開共產黨極不光彩的流氓起家史。今天我們回過頭來該如何認識、理解這段歷史？

打從20世紀初，列寧在俄國建立全世界第一個共產黨政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1922-1991）之後，整個二十世紀的歷史主軸，就是自由民主世界與專制極權主義的鬥爭。前期是自由世界與納粹極權主義、日本軍國主義的鬥爭；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則是自由世界與共產極權主義的鬥爭。這場鬥爭尚未隨著1991年蘇聯與東歐共產國家的解體而結束，因為中國共產黨已取代了蘇聯的位置，繼續以飛彈對準台灣、美國等自由世界。

國際共產黨倡言「世界革命」，因此，祗要有機會有可能，任何地區都是它滲透發展的場所。台灣是中日衝突的焦點之一，當然，國際共產黨在建立「中共」與「日共」之時，它也要建立「台共」。同時，在對日抗戰勝利前，由於台灣或是中國的領土，或是日本強佔的殖民地，在「台共」建立的過程中，有時會受「中共」的領導與節制，有時則又受「日共」的指揮與卵翼，有時又同受「中共」與「日共」的雙線領導。

目前在台灣對「二二八事件」的談論，幾乎是圍繞在「元凶是否是蔣介石」、與「涉案人員的責任歸屬」上。本文則是從一個幾乎被忽略、甚至被遺忘的角度，來探討「台灣共產黨」與「二二八事件」的關係，一段您可能未曾聽過的歷史。

二、台灣光復前的台灣共產黨

1921年，台灣人連溫卿與日本左翼份子山川均在台灣推行「農民組合活動」，這是國際共產黨觸角伸進台灣的最早記載。

1928年4月15日，台灣留俄學生林木順、謝阿女（即謝雪紅）、翁澤生等人，在上海集會，決定成立「台灣共產黨」，並通過政治大網、組織大網等文件，決定以現有「台灣文化協會」及「台灣農民組合」為活動中心，推選林林順、林日高、莊春火、洪朝宗、蔡教乾等五人為「中央委員」，以翁澤生、謝阿女為「侯補委員」。

之後又推選林木順、林日高、蔡孝乾等三人為「中央常務委員」，林木順為「書記長」兼「組織部長」，洪朝宗為「農民部長」，莊春火為「青年部長」，蔡孝乾為「宣傳部長」，林日高為「婦女部長」，並以林日高、潘欽信與謝玉葉為入台工作人員。

同時，在日本居住的留俄台籍青年許乃昌、謝廉清等人，也組織「台灣青年會」與「台灣自治會」，從事組織活動。之後並於「台灣青年會」內組設「社會科學研究部」與「日共」領導的「帝大新人會」保持聯繫。其後，許乃昌將在日組織改稱「東京特別支部」，並與上海「台共」發生組織關係。「台共」則派陳來旺與謝阿女為聯絡員，以與「東京特別支部」相聯繫。

1931年4月，「台共」人數增加許多，「台共」工作已有擴展之勢，此時潘欽信自上海攜回「第三國際」指令，「台共」實行改組，以王萬得為「書記」，潘欽信為「組織部長」，蘇新為「宣傳煽動部長」，蕭來福為「勞動運動部長」，顏石吉為「農民運動部長」，劉守鴻為「南部地方負責人」，盧新發為「中部地方負責人」，北部則由「中央直轄」。

1929年，由於台灣中南部農村，在「台灣農民組合」的煽動下，發生小規模暴動，日本警方乃有第一次「台共大檢肅」案，計逮捕「台共」59人，38人被起訴，有12人被判刑。

1931年，日本警方發動第二次 「台共大檢肅」，計捕獲「台共」重要幹部王萬得、謝阿女、潘欽信等107人，均以違反治安罪，判處重刑。經過兩次檢肅後，「台共」重要份子，或則坐牢，或則逃返大陸（如蔡孝乾），或則潛伏，已無力展開活動。「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警方對台灣作全面性的嚴厲控制，「台共」遂一蹶不振。

綜上所述，在日據時期，「台共」組織的產生，完全受國際共產黨指使；以後，又與「中共」及「日共」發生組織關係。至於其主要活動，則是一方面藉「台灣文化協會」，與知識界發生聯繫；一方面藉「台灣農民組合」對農村進行滲透。其後雖遭日本警方連續加以檢肅，但其組織既已建立，且與「中共」、「日共」、「第三國際」等發生組織關係，當其一旦恢復活動，發展上就非常迅速，因為有國際共產黨作為依靠與獲得助力之故。由國際共產黨卵翼下的共產黨，其組織「再生力」之強，是出乎常人意料之外的，如同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九評共產黨》一書的第二評（評中國共產黨是怎樣起家的）中指出：「當時革命成功不久的蘇俄共產黨政權，已對中國抱有野心。1920年，蘇俄成立了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負責中國等國共產黨建立工作，主管為舒米亞茨基，維經斯基做副手，和陳獨秀等人開始籌建中國共產黨。1921年六月他們向共產國際提交遠東書記處中國支部計畫表明，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領導下的一個支部。1921年7月23日，在尼科爾斯基和馬林的組織下，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

從此，共產主義運動被實驗性的引進中國，黨的生命大於一切、征服一切，開始給中國帶來一場無休止的浩劫。」

（待續）

文章來源：《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