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29日訊】 老紅衛兵為什麼要懺悔？因為他們跟著父輩推行極權主義，殘害人的自由和基本生存的權利，因為他們以階級鬥爭為綱，蔑視人的基本存在、基本尊嚴，搞族群迫害和滅絕。

但是難道跟著極權主義統治者的只有他們？難道共產黨的統治是建立在一小撮幹部子弟的基礎上的？難道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文化革命只是這一小撮幹部子弟就能夠使其聲勢浩大、排山倒海地發生？這未免太高估他們了吧！

到六六年，毛澤東能夠成功發動文化大革命，而且居然可以以青年人為主體，把整個社會掀翻，是因為經過了十七年的變化，尤其是五六年的反右，中共已經培養好了整整一代半人。一代人指的是六六年以前的大學生和六六年時的中學生，而前邊的李澤厚和劉再復們則是半代人如此。這一代半人血液中流著共產黨的血，頭腦中裝置的是共產黨設置好的思維方式。也就是說，中國的環境早在反右以後就已經徹底變了，土壤變了，空氣變了，全部傳統破壞殆盡，整個社會文化荊棘叢生。文化大革命能夠那麼瘋狂地大規模地發生就因為有這一代半人構成的社會基礎。

我曾經認為，平民子弟和幹部子弟不同，六六年時的中學生與此前的大學生不同，可幾十年探索下來，我終於發現他們誰也不比誰強，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不過是有人有條件獲利、放肆，有人卻不得不接受先天的歧視，且不敢放肆。就是那一代人中的最傑出者遇羅克，不也是信誓旦旦地說，他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要以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書寫歷史，要以真正的「革命者」的身份對抗「出身論」，不也是使用那套語言思維方式嗎？更何況我們這些當時根本無法和遇羅克比肩的人。

本來毋須論證，這一代人接受的教育，讀的那幾本書，嚼的那些語言，頭腦中的那些概念、思想，只要稍微反思都能夠清楚地看到，不僅極為可憐和貧瘠，而且全都是教條化、意識形態化的東西。

這個意識形態化說簡單點就是我們常說的「假大空」。這個「假大空」不只是一個創作特點、語言問題，而是一個思想方法問題。也就是人的思維，行文，說話方式，都是只知道政治第一，觀念第一，都已經不再會具體地面對問題及表述問題了。這樣的方法就是李希凡評紅樓夢的方法，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方法，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的方法，戚本禹的評為革命而研究歷史的方法，到七六年後，同樣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方法，也同樣是金觀濤們控制論研究歷史的方法，甘陽評述啟蒙和文化問題的方法……以及今天那些吹捧俄羅斯文學、捕風捉影地歌唱西方的方法。過去是「革命」、「歷史」、「人類」，現在是依然是微言大義、捕風捉影，見了洋人就吹喇叭。其實過去也是見了洋人吹喇叭，那些詞語、行文方式，那些路線，不過都是馬克思主義和西方左派的牙慧。這個幾十年如一日的「吹喇叭」的方法，說到底就是黨文化，黨給我們血管注入的血液。

我在這裡之所以稱「七六年後」而不稱「文化大革命」後，是因為那個文化大革命只是在政治意義上在七六年告了一個段落，而文化上的革命一直沒有終止。看看那些到今天為止仍然是幾近喪心病狂地謾罵傳統，謾罵祖宗的做法，你就明白了。共產黨注入的意識形態化、假大空，抽空一切歷史和傳統價值及內容的血液，在六九、七零後在我們這一代人中沒有得到深刻的反省和清除，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鬆動後，甚至就是在我們一些人已經對此大聲疾呼中，都居然仍舊毫無感覺。

這是完全被異化了的一代半人！這一代半人絕對不止是幹部子弟、老紅衛兵！

這方面最典型地反映的一個例子是北島編輯的那本《七十年代》的回憶文集。它簡直就是為我的觀點提供了一本佐證的教科書，一本讓人去看看這代人到現代依然如故地混淆黑白，不知香臭，缺乏思維能力，毫無反省的材料文集。

七十年代，對於這代正處於青少年時期的青年人來說，除了黑暗還是黑暗，除了痛苦、艱難還是痛苦、艱難，因為誰都知道那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這不僅因為你身處一個貧瘠的文化沙漠的知識環境中，更因為險惡的社會空氣，以及孤獨的個人的單薄、徬徨。

因為你不只沒有師友，而且也還沒有足夠的、健康的、能夠支持自己找尋正確方向的自我。所以，對於有感覺、有智力的人來說，除了反叛，對社會、對自己徹底的否定，重開新路外，沒有第二條出路。而這種否定一切的反叛之路又像是走在一隻飄忽在空中的獨木橋上，是否能夠經受著各種混亂思想的困擾，走過來，完全要靠自己的感覺和運氣。就憑這些，就可以說《七十年代》一書中的那些沾沾自喜的記敘，就是那個時代的愚昧在四十年後的今天的反映。

如果說四十年多年前，我們看不到我們的愚昧可笑，以為讀《資本論》多麼高級，以為到農村去革命如何不俗，甚至還為自己無謂付出的生命代價沾沾自喜、引以為豪，那無可指責，不是我們個人的過錯，但是如果時過四十年，在自由世界中生活了二十幾年，甚至在海外的學院中走過，到現在還看不到自己當初的愚昧可笑，那就完全是我們個人的過錯了。這種把癰疽說成是豔若桃花，實在只是讓人感到遺憾，非常、非常的遺憾。

很多人對於宋彬彬，對於老紅衛兵沒有反省感到憤怒，可是《七十年代》文集中展示的是比宋彬彬的無反省更為惡劣的自詡。而人們卻對這種「自詡」麻木，甚至讚賞。事實上這些麻木和讚賞難道不正是宋彬彬們不反省的土壤和基礎嗎？

誰都沒有進行過反省，受共產黨最殘酷迫害壓迫的人對共產黨的文化精神和意識形態、思想方法，以及自己以往的愚昧沒有進行過絲毫反省，又怎麼可能要那些得到了利益的人，甚至有些人也真的有了權力和特權並沒有「非常」放肆、野蠻地運用它的人（如陳小魯，卜大華們）進行反省呢？

所以老紅衛兵們沒有對那個社會，對自己進行反省，我是充分理解的——人家得了那個社會的利！可是受害者、劣勢者們沒有反省，而且從來是沾沾自喜，想來真的令人痛心！

我們自己沒有做好，沒有創造出更好的氣氛和壓力，何來總體的進步和推進，更何來對那「一小撮」人的觸動，何來使他們產生鬆動和思索的壓力？

只有有了另外一種空氣、土壤，也就是建立在另外一種價值基礎，另外一套規範上的環境確立，那些老紅衛兵，首先是那些心存善念的人才能夠慢慢地啟動他們的反省，否則是不可能的。這就是庫恩的「科學的革命」中所說的規範的轉變。而平行於這種規範的轉變，對於這種社會思想的變化還存在一個科學史問題上的「普朗克定理」，那就是，「一個新的科學真理取得勝利並不是通過讓它的反對者們信服並看到真理的光明，而是通過這些反對者們最終死去，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長起來。」

或許最近四十年的所有的歷史都在亦步亦趨地驗證著普朗克定理。那就是，要使社會精神空氣，知識空氣的徹底變化，對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文化的徹底反省和拋棄，只有等這一代人死去。這當然不僅僅指老紅衛兵這批人，而且包括所有的造反派在內的其他派別的人。

因為所有這些人都還在使用這種六十年代給他們的思想方法拒絕否定自己，因為如果你使用了另外一種思想方法徹底否定六、七十年代，並且進行反省，不僅老紅衛兵，就是那些曾經受過迫害的人都不能夠明白，都跳起來反對你。

所以，我深切感到普朗克定理的普遍性。我唯一希望的是在我們這代人死去前，「個別」的、願意自覺否定自己的人能夠越來越多，這樣正在進行的以及以後的變化就會迅速一些，順利一些。

普朗克講的這個徹底變化的確在中國社會已經開始。很多人對於我非常積極地評價法輪功感到不解，我可以告訴您，就是這個科學發展的普朗克定理讓我明白，法輪功學員們的變化就是朝著「徹底變化」的方向。因為他們信仰變了，前提變了，根本的變化就或早或遲隨之而來。這也是為什麼在社會的各個群體中，法輪功學員們對黨文化最敏感，抵制最有力的原因。這也是那本所謂文化人、知識人回憶反思文集《七十年代》一書，對此毫無感覺的原因。

為此，到了您和我一樣理解到這一點的時候，我想您也就更深刻地理解到，老紅衛兵為什麼沒有懺悔的更廣泛，更深層的原因了。

老紅衛兵們為什麼不懺悔？當被歧視者們得意洋洋地進行回憶的時候，老紅衛兵們憑什麼要懺悔？！

2012-2-25德國•埃森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