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連載】辛灝年《誰是新中國》（17）

北京時間：2012-02-28 08:08

【新唐人2012年2月28日訊】 【《誰是新中國》題解】 誰是新中國？誰才是真正的新中國？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後，又會出現長期的內亂和內憂？雖然能夠一再地戰勝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反撲，統一了中國，捍衛了共和國統，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卻又慘敗在1945—1949的內戰之中。嗣後，竟能夠在臺灣完成向民主的全面過渡，使孫中山先生民主建國的理想得以實現…… 如果是後者，為何又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全面復辟專制制度，雖然迄無外患，更無內憂，卻造成「冤獄遍中華」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悲慘局面，為漫長的中國專制制度，補上了中世歐洲「教政合一」式極權專制統治的血腥一課。待到風雨飄搖之時，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開放」，然而，其成就雖不能與清政府相提並論，其命運卻與清王朝一樣而不能免，其腐敗和腐爛，更為中國五千年歷史所未有……

(接上期)

二世界共產革命是在革命名義下重建專制制度的復辟

—— 論馬克思主義是鼓吹專制復辟的哲學

提要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發展的由來、本質和方向 —— 馬克思主義產生的國家基礎、社會條件和個人環境 —— 馬克思的理論來源、理論歧途和理論要害 —— 馬克思鼓吹和發動共產主義革命的理論錯誤、社會根基和歷史本質 —— 當代共產主義制度是專制制度的最高階段

自從一八四八年馬克思、恩格斯聯合發表《共產黨宣言》以來，世界不僅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與變遷，更產生了巨大的發展和進步。由馬克思所預言的「資本主義必將滅亡、共產主義必將勝利」的「歷史規律」，非但沒有如其所願地，在他進步的歐洲故鄉得以實現，即便是在世界的東方，主要是在東歐和東亞的一些落後農業國家或地區，在按照他們的「革命」理論進行過一番殘酷的倒行逆施之後，亦終於走向了自我崩潰和全面崩潰的失敗境地。一百五十年來，世界從專制走向民主的歷史大趨勢，不僅證明民主已經一再地戰勝了專制，而且證明馬克思主義作為對民主進步的一種歷史反動，它不單單在世界從專制走向民主的歷史發展中，製造了巨大的混亂，尤其製造了以共產革命名義瘋狂推動專制復辟的歷史慘禍，更將奪權和奪權的手段，專制和專制的範圍，暴力革命和暴力專政的方式，推向了人類歷史從未有過的「水平」之上。以製造了十五億人災難和死難的「革命實績」，建造了一座座滴血的「紅色記念碑」。

第一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發展的由來本質和方向

歷史的事實是，十五世紀的歐洲既出現了文藝復興，又出現了科學的巨大發展。前者使得人性和人道的尊嚴要求衝破中世紀宗教專制思想的桎梏，重新返回人間；後者則因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而給予歐洲天主教會以致命一擊。由是，十六世紀便成了宗教改革和科學發展的時代：作為中世紀絕對至尊的天主教教義，因自身分裂而形成了路德、加爾文和安立甘三大教派；科學因日漸地擺脫了宗教思想的枷鎖，而日新月異地獲得了進步和發展。從而不僅使中世紀教皇要統一人類宗教教義的努力歸於失敗，並且就此而走向了宗教思想統治和宗教專制統治的下坡路。十七世紀不單是科學興盛的時代，也是笛卡爾懷疑哲學產生的時代。因為笛卡爾要用理性 —— 神，來判定科學的真偽，表面上是要為難科學，實際上卻要為科學的發展打開一條通途。因為只有神才能以其天上的權威，來排斥地上的宗教對於科學發展的束縛。其後的斯賓諾莎，就更是用「泛神」的思想，把科學也推到了「神」的地位。由是而出現了教會的威權逐步衰落，科學的權威卻日漸上升的新時代。

　　

正是在這樣一個嶄新的時代條件下，自由經濟才要求突破封建行會的限制和封建權力的壓迫，人文科學則要求走向思想和文化的解放，社會政治更要求政體和制度上的革新。這一切無疑都在預示著，傳統農業社會正在走向解體和衰亡，現代工業社會正在走向形成和發展。於是，十七世紀爆發了英國民主革命，十八世紀爆發了法國民主革命。前者產生了世界上第一個民主的新政體，後者產生了世界上第一個民主的新國家。新政體是英國人民歷經革命與復辟的反覆較量之後，才逼迫君主政體讓步，並與君主政體實行調和的產物。其後更在不流血的民主革命中，和在科學發展的推動下，走上了「虛君共和」的道路，激發了工業革命，從而獲得了人類歷史發展上的空前成就。誠為「革命之所賜」（孫中山語）。新國家則因革命與復辟的反覆較量，幾乎貫穿了整個十九世紀，從而以其「直接了當之共和」（孫中山語），而成為歐洲以致整個世界呼喚民主、反對專制的旗幟。

　　

如果說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等歐洲國家的民主革命，乃與英、法民主革命類似，均先後歷經了「革命與復辟」反覆較量的艱難歷程，那麼，以十九世紀法國革命為標誌的民主革命風暴，不僅激發了義大利志在推翻專制、建立共和的民主革命，而且推動了匈牙利要求擺脫奧匈帝國奴役和要求解放農奴的民族、民主革命。由是，封建落後的德國才迫於歐洲的民主進步和經濟發展，而急於建立一個統一、並且是強大的專制帝國；俄國則為了維護沙皇君主專制制度，才一邊要繼續強化專制統治，一邊又要用專制改良的手段，以預防革命的爆發。

　　

一言以蔽之，在歐洲，自十五世紀始，在科學與宗教，民主與專制，自由經濟與封建經濟歷經了長期和反覆較量之後，終於在十九世紀逐步地迎來了民主主義戰勝專制主義和自由經濟戰勝封建經濟的決勝期。這才是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發展的由來、本質和方向，正是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發展的希望所在。

第二馬克思主義產生的國家基礎社會條件和個人環境

一國家基礎和社會條件

　　

雖然十九世紀是歐洲民主主義之對專制主義、自由經濟之對封建經濟的決勝期，但這並不等於說，十九世紀已經成為民主制度和自由經濟在全歐洲戰勝專制制度和封建經濟的全勝期。西歐的一些主要國家，有的尚處在民主與專制的艱難反覆較量之中；有的則處在「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複雜多變過程裏面；東歐的一些落後國家，特別是馬克思成長中的德國就仍然處在鄉陋和愚昧之中，封建制度和封建經濟還在苟延殘喘 —— 當代英國學者戴維·麥克萊倫就在她對一八四八年前後德國的研究中指出：

　　

「德國在那時，還只是一個地理概念，通常是指那些講著一個共同語言，以前同是神聖羅馬帝國成員的小邦國。德國基本上仍是一個農業國，它的二千三百萬人口中，有四分之三靠種地過活。

　　

「那些按照法則經營著自己種植園的大地主所有者，仍然擁有某些封建特權：他們被免除了財產稅，有自己的警察和小法庭，享有教會的聖職授予權，而且控制了省議會。他們通常都將投機所取得的財產和靠傳統所積累的特權集於一身，甚至佔有最高公職並且控制著軍隊。

　　

「普魯士有六十七道關稅卡，西部各省流通著七十一種不同的貨幣。「從拿破崙失敗到一八四八年革命這三十年左右的時間里，德國經濟的特點是迅速向工業強國的地位發展。但是，這種發展是通過自上而下地把市場經濟強加于農業社會來實現的……但是，自治機關和容克地主對社會仍握有相當大的控制權，德國的工業還沒有真正發展。雖然農業的三度改革，人口的迅速增長，被暴發戶和手工匠人所打亂的城市社會，人口急劇流動，階級對立不斷增長，這些都為各種政治思想的傳播，提供了廣闊的天地……手工業者大量遷移，有的去了國外，有的進了工廠，那些留下來的人，則敵視資本主義發展造成的後果。工匠師傅和他們站在同一個立場，往往更為保守……工廠工人的生活每況愈下，得不償失……

　　

「德國的中產階級不同於一七八九年革命前的法國資產階級。他們是非常虔誠的教徒，一個典型的地區就是恩格斯長大的烏培河谷。在那裡，加爾文教派的信仰具有一種嚴格的僧侶統治觀，並認為有義務為了上帝更偉大的光榮而不斷增加上帝賜予的財富。」【注九】

　　

這便是一八四八年前後德國的國家基礎。它幾乎是直言不隱地指出了當代德國的封建性，和封建統治下的德國人，特別是工人、農民對所謂資本主義的敵視。而馬克思、恩格斯便在這個環境中長大。

二個人環境

　　

戴維·麥克萊倫還在她對「馬克思主義誕生前的馬克思」、即青年時代馬克思的家庭和個人的研究中說道：

　　

「象卡爾·馬克思這樣純粹的猶太血統是非常少有的……卡爾·馬克思的祖父說他的祖先中有很多拉比（猶太教的教職），而他的妻子查蓋的祖先更有名氣，她是特利爾的拉比莫澤斯·里沃夫的女兒，莫澤斯·里沃夫的父親和祖父也都是特利爾的拉比。而在卡而·馬克思母親的祖先中，曾作過拉比的先人一點也不比她丈夫家的少。

　　

「在卡爾·馬克思的同學中，有五分之四是天主教徒，大多數出身於中下層家庭 —— 是農民和工匠的兒子。

　　

「中學時代的馬克思就已經決心選擇一種能夠給我們提供廣闊場所來為人類進行活動的職業。他說，那些主要不是干預生活本身，而是從事抽象真理研究的職業，對於還沒有堅定的原則和牢固、不可動搖的信念的青年是危險的。同時，如果這些職業在我們的心中深深地紮下了根，如果我們能夠為它們支配思想、犧牲生命、竭盡全力，這些職業看起來似乎還是高尚的……。這些職業能夠使才能適當的人幸福，但也必定使那些不經考慮、憑一時衝動就傖促從事的人毀滅。

　　

「他還說，歷史承認那些為共同目標勞動因而自己變得高尚的人是偉大人物；經驗讚美那些為大多數人帶來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誨我們，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為人類犧牲了自己 ——有誰敢否定這樣的教誨呢？

　　

「走進了大學的馬克思已經能夠寫出這樣的詩歌：

面對著整個的奸詐世界，

我會毫不留情地把戰挑；

讓世界這龐然大物塌倒，

它自身撲滅不了這火苗。

　　

那時，我就會象上帝一樣，

在這宇宙的廢墟上漫步，

我的每一句話都是行動，

我是塵世生活的造物主……」【注十】

更多的研究還指出，大學階段的馬克思開始轉向了黑格爾哲學，他認為，正是黑格爾的哲學已經在現存的事物和應有的事物之間的鴻溝上，架起了一座橋樑。這時的馬克思無疑已經受到柏林大學法學教授愛德華·甘斯的強烈影響。而甘斯已經在他一八三六年出版的著作中寫道：「聖西門主義正確地觀察到，奴隸制還沒有消失，它只是在形式上已不復存在，而實際上它卻實實在在地存在下來。正如一度是奴隸和奴隸主的相互對立，接著是貴族階級和平民、國王與臣僕的對立一樣，今天則是遊手好閒的人同勞動者的對立。人們只需到工廠去一趟，就會看到那數以百計的形容憔悴、痛苦不堪的男人們和女人們，他們犧牲了健康去為一個人提供服務和利潤，為了一點點微薄的收入放棄了生活的全部樂趣。當被剝削的人象動物一樣只有餓死的自由時，這難道不是真正純粹的奴隸制剝削嗎？難道沒有必要在這些無產者身上喚醒公民意識，引導他們積極地參加他們現在自發地乾著的這些工作嗎？國家應向為數最多的最貧窮階級提供必須品，這一觀點乃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有深遠意義的觀點……未來的歷史將不只一次地要求無產階級起來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在中世紀的各個行會中，有一種社會勞動組織形式，如今這些行會已被摧毀了，也不能重建了。然而，現在那些被解放了的勞動者，難道不是從行會專制制度下和師傅的絕對統治下逃脫出來，又受到工廠主同樣的統治嗎？難道就沒有一種能改善這種狀況的方式嗎？當然有的，這就是自由的行會，即社會化。」【注十一】

　　

沒有疑問的是，我們在這裏聽到了一個空想社會主義者悲天憫人的呼喚。但是，這類「呼喚」，無非是傳統農業社會的「大同」理想，在社會轉型期對於正在消亡的舊社會的痛苦呼救，和對於正要誕生的新社會的憤怒指責。是新生命在誕生前所必然要引起的陣痛，才逼迫其母體所發出的痛苦嘶叫。

　　

然而，正是這一類的「憤怒指責和痛苦嘶叫」，才又對年輕時代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們起到了震聾發饋的作用。更何況，這類指責和嘶叫，又是顫響在一八四八年前的德意志呢。彼時，英國的新政體，法國的新國家，啟蒙運動之「自由、平等、博愛」的呼聲，民主革命在歐洲日漸勝利的消息，和革命與復辟的艱難、複雜及反覆較量，對德意志來說，不啻是「天方夜譚」。並且，即便是生活在萊因河谷的德國人，雖因拿破崙曾經佔領過，他們也只是對法國的思想和風氣僅僅抱有同情而已。更何況，縱然是那些受到了法國自由風尚影響的封建王公大臣們，當他們談論起法國的新思想和新風氣時，大不了如同俄國的宮廷貴族們一樣，也只將它當作一種時髦和裝飾，甚至只將它當作腐爛生活的一塊入時的遮羞布罷了。相反，青年時代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卻正是從這個等級森嚴的封建國家裡，領會到了階級和階級對抗的意識，看到了專制和專制末路的現實，特別是從宗教的天堂精神和中世紀教政合一的殘餘政治形式中，汲取了奪取權力以拯救人類和重新建立人間天堂的宗教狂熱，更在已經瀰漫了整個德意志的黑格爾理性哲學的氛圍里，接過並篡改了黑格爾理性哲學的武器。然後，他們才帶著對德國封建主和德國小市民、即所謂德國資產階級的種種嘲弄，帶著德國宗法制加小生產式的「真正社會主義草圖」，被迫離開故鄉，前往巴黎和英國。

　　

然而，正處在革命與復辟艱難較量歷程中的法國，不僅使他猛然目睹了專制制度所留下的「廢墟」，目擊了革命與復辟較量的「混亂」，看見了新社會和新制度所承繼的破產、失業、貧窮、勞累等歷史「遺產」，以及種種足以令人「傷感」的社會現象，而且看到了民主制度和自由經濟在其艱難創業發展中，所完全可能出現的種種新問題。因此，當他聽到法、德工人三次罷工以反抗資本家的剝削時，他從宗教里得來的要拯救全人類的強烈願望，便與他在青年時代早已受到影響、此刻正在歐洲流行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一拍即合。這就不僅使他自然而然地站到了歐洲現實發展的反面 —— 既要批判落後的封建德國，藉以肯定「資產階級」對於封建統治和封建制度的革命；又要站在新興無產者即無產階級的立場上，批判新生的「資本主義」制度 —— 實際上則是批判新興的民主制度和自由經濟，以對「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左右開弓。換言之，就是他不但要建立一個批判的理論體系，即共產主義的理論體系，以從思想、政治、經濟、文化等一切方面，開始一場對於人類歷史、特別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大清算和大批判，而且更因他所建立的一整套理論體系乃是「行動的哲學」，他才會與「正義者同盟」—— 正流浪在巴黎的德國手工業工人幫會 —— 這些被「資本主義」逼迫破了產的德國傳統農民結合起來，成立了歐洲第一個「共產主義者同盟」，雖然改變了對背叛者必須「處死」的幫規，卻將它「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幫語，改變成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響亮口號。

　　

誠然，正是這樣的國家基礎、社會條件以及馬克思本人的成長環境，才終於構成了馬克思主義之所以產生的歷史來源，併為造就一位專制主義的新宗教領袖 —— 馬克思，奠定了各方面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