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20日訊】整整一週，我懷著非常複雜的心情細閱「紅軍第一叛將」《龔楚將軍回憶錄》，內中有關早期紅軍的真實記述不時令我心瀾陣陣――「啊！原來如此！原來如此！」但我沒有想到真正的高潮在臨結束的最後幾頁，精華之精濃縮於尾，真正一出「伏高潮於結束」的經典悲劇。心驚肉跳地合卷閉燈，竟一夜難眠 ― 聳然恐怖、慨然唏噓、邈然深思、怒然氣急……
紅軍代總參謀長
龔楚（1901～1995），粵北樂昌長來村人，15歲入廣州巿立一中。16歲參加粵軍，入滇軍講武堂韶關分校。1921年任粵軍連長。1924年入團，1925年轉黨，回鄉從事農運。寧漢分裂，1927年5月初在韶關任「北江工農討逆軍」總指揮，率部參加南昌暴動。1928年1月，與朱德、陳毅、王爾琢等發起湘南暴動。1928年5月，指定與朱毛組成前敵委員會，頭顱也與朱毛同一價位――捉到兩萬大洋、擊斃一萬、報信五千。 1929年12月參與百色起義，任紅七軍參謀長。此後歷任紅七軍長、中央模範團長、粵贛軍區司令、紅軍代總參謀長。1934年10月中旬，紅軍主力西撤後，任留守江西蘇區的中央軍區參謀長。最後一個職務為方面大員：湘粵桂邊區中央分局書記兼該區紅軍總指揮。1935年5月2日，隻身離隊，留下一份「脫離聲明」。
紅軍創建者之一的龔楚，為中共事業歷盡艱辛，幾入生死，左腿致殘，加之身居高位，通緝匪首，按說只能死心塌地跟著走了，怎麼會離開革命隊伍呢？都熬挺11年了，怎麼會自我否定呢？自然，龔楚之叛說來話長，有著主客觀複雜因素，須稍展述。
被冤殺的林野夫婦
林野（1902～1934），福建龍巖人，中共黨員，黃埔軍校畢業生，參加北伐，寧漢合流後脫離汪部回閩西。1928年初參加朱德領導的湘南暴動，即任紅四軍軍部少校參謀。但其家庭成分是地主，1929年朱德率部攻占龍巖，林野父母被當地農會在暴動中殺死，擔心林野報復，當地共幹要求朱德將林野交送地方處置，朱德不允，痛斥來要人的農會共幹。紅12軍在福建成立後，林野出任軍參謀長，工作中得罪軍政委譚震林，調任紅軍軍政學校四連連長，後任紅軍公略學校教育長、紅軍第二步兵學校校長。1934年秋，中央紅軍主力突圍，林野任野戰軍（突圍部隊）總司令部參謀，隨軍行動，走了兩天，因腳受過重傷，行走不便，朱德調他回中央軍區（留守部隊）工作。當林野回到瑞金，恰逢其妻（上海大夏大學畢業生）從福建跑到江西蘇區來找他，最高浪漫的「革命+戀愛」，真是說不出的喜悅。
林野向西江（會昌縣屬）中央軍區司令部報到的第二天，譚震林到龔楚辦公室，細聲對龔說：「報告參謀長！我們準備請林野回家去！」龔楚以為要林野回龍巖老家工作：「司令部正需要林野這種參謀人才，我看還是另外調人到龍巖去吧。」譚震林獰笑一聲：「不是要他到龍巖去，是要他回老家！」龔楚一個寒噤，忙問：「林野同志是老黨員，他並沒有錯誤啊！」譚震林嚴厲而堅定地說：「我應該報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來不正確，立場也不堅定，而且又是一個反革命的地主階級（按，指其家庭出身），中央早已對他懷疑。現在他回來了，在此艱苦鬥爭中，我們再也不能讓他混在革命隊伍中。我已報告了項英同志，並已得到他的同意。」
龔楚認為像林野這樣年輕有為的同志，並無明顯錯誤，僅僅懷疑就要殺掉，實在難以接受。譚震林雖然地位比龔低，卻是「國家政治保衛分局長」，直屬中央領導，操握留守紅軍全體人員的生殺大權。除了對高幹動手須報告政治局，處決中下級幹部與士兵平民，毋須任何機關核准，只要自己批准自己就行。龔楚深知譚震林為人刻薄冷酷無情，無法阻止，但寄望說服項英。龔找到項英：「林野究竟怎樣處置？你有考慮嗎？」項英很莊重地回答：「譚震林的意見很對，在這嚴重鬥爭的環境，為了革命的利益，我們顧不到私人的感情了！」龔見項處無望，去找住在附近的瞿秋白、阮嘯仙，兩人雖已失勢，卻是著名中共高幹，且與龔私交頗深，尤其阮嘯仙是廣東農會時期的老同志（後任贛南軍區政委），也許能救下林野。兩人聽後，互望一眼，瞿秋白說：「這件事，我同意龔同志的說法，不過我們現在不便說話了！」阮嘯仙也說：「龔同志，我看這件事你也不要管了！我和瞿同志就快離開這裏，你和譚同志共同工作的時間長著呢，何必因此而引起以後的不愉快？」
當天下午三點，項英通知林野，說是派他重赴紅軍學校任職並請他們夫婦吃飯。林野夫婦興衝衝地赴約。下午四點開飯，特地為林野夫婦加了一碟炒蛋。陪餐的龔楚知道這是「最後的晚餐」，眼看這對恩愛夫妻笑意寫在臉上，渾然不知，自己既無法援救更不能洩露天機，心如刀絞。他忽然想到至少應該救下無辜的林妻，便說：「林野同志，今晚去紅軍學校有15里路，天快黑了，此間有空房，讓你太太暫住一晚，明天再派人送她去，好嗎？」一旁項英、陳毅頓時領悟，附和道：「龔同志的意見很好，林嫂子明天去好！」可這對恩愛夫婦婉謝好意，他倆哪裏會知道龔楚的真正用意呢？這對好不容易會面的青年夫婦，當然希望能有更多時間在一起。
事後，那兩個在途中奉命動手的特務員，向龔楚報告經過：走了十里路，已入夜了，林野先行在前，林妻在後，一位黃同志拔出大刀去殺林，其妻大叫，雙手拖住黃不放，林野發足狂奔，另一特務員立即趕上，舉刀便砍，林一閃避，已中左肩。林野立即回身拼命，但因左肩負傷，又被劈中右肩，此時再想逃，被追上照頭一刀，腦破兩半。林妻也已被黃同志結果。那位特務員說完嘿嘿一笑：「這次若不是我們兩人，恐怕給他跑掉了呢。」龔楚事後對譚震林說：「以後遇到這樣的事，最好是痛痛快快的幹掉，不必要再演這樣的活劇了。」譚諷笑道：「參謀長還有一點溫情主義的意識呢！哈哈！」 1945年中共七大，追認林野為烈士。
令人膽寒的政治保衛局
1934年6月中旬，五次反圍剿無法打破，白軍包圍日益縮小，紅軍最高領導層決定突圍。為保證突圍時沒有逃跑及投降之類事件，政治保衛局進行嚴密整肅。政治保衛局權力無邊，常常一句「保衛局請你去問話」，就將人帶走。被傳去者，多數就此「失蹤」，毋須宣布任何理由與後續消息。這一時期，被撤職審查的幹部士兵達數千人，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設立十多個收容所。為處置這一大批「動搖幹部」與「反對階級」，在瑞金北面與雲都交界的大山深密處，設立特別軍事法庭，離開法庭150碼，有一條二丈多寬的山澗，澗上有一小木橋，橋下便是「萬人坑」。所謂審訊只是一句話：「你犯了嚴重的反革命錯誤，革命隊伍裏不能容許你，現在送你回去。」然後押著犯人到坑邊，一刀一腳，完工齊活。更「藝術性」一點的，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後再動刀踢入或乾脆活埋，省下挖坑的麻煩。「這種殘酷的歷史性大屠殺，直到紅軍主力突圍西竄一個月後，才告結束。」
據《龔楚回憶錄》，紅軍撤退或在白區長途行軍時，必派出由政治保衛局人員組成的收容隊與後衛警戒部隊同行，落伍官兵如無法抬運，「便毫不留情地擊斃」，以免被俘洩密。紅軍中除了政委與政治部主任，各級長官不僅不知道政治保衛局的臥底，而且不知道身邊警衛多數都是經過「政治保衛局」培訓的特務，時刻監視，隨時可對自己「動手」。百色起義主要領導人、紅七軍軍長李明瑞（北伐虎將、廣西國軍最高長官），就是被跟隨多年的心腹衛士林某擊斃，林某就是奉命監視李明瑞的特務。政治保衛局內部也互監互督，沒有人受到絕對信任。「不但中下級幹部終日憂懼，不知死所，高級幹部也人人自危。在這種恐怖的氣氛籠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這時，我便暗萌去志。」更何況，龔楚已有「歷史汙點」。1933年5月下旬，周恩來主持高幹會議宣布：「對龔楚在工作中所犯對革命前途灰心喪氣，甚至發生動搖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進行了嚴肅認真的批評教育，並給予開除黨籍一年的處分，調紅軍大學上級訓練隊高級研究班受訓。」隨即在紅軍總部召開思想鬥爭大會，對龔楚圍攻批判，提前經歷「文革」。政治保衛局要收拾龔楚，也不是沒有「歷史依據」。
這一時期被「肅」的紅軍高幹還有紅五軍團總指揮季振同。季乃1932年1月1日寧都暴動的主要領導人，帶著26路軍兩萬餘人及眾多彈械投紅，出任紅五軍團總指揮。僅僅因為與參謀長趙博生（中共黨員）在人事安排上有所齟齬，同年6月即以「讀書」為名予以軟禁，10月與部下另一將領黃宗嶽同時被殺。1927～1934年間，毛澤東也被清算過「富農路線」，三次開除中委八次嚴重警告與留黨察看。 1932年初，蕭勁光因「小資產階級意識」差點不得出任五軍團政委，5月又遭撤職與開除黨籍處分。革命遠未成功，革命者已在支付「必要的冤枉」（始於文革的中共高幹流行語），交出去的是血淋淋的肉體與生命，抓住的則是乾巴巴的抽象概念與教條。
大陸中共黨史赫赫有名的「紅隊」，即刺殺顧順章、白鑫等等叛徒的中央特科紅隊，不知情者還以為以顏色為隊名，其全稱實為「中共紅色恐怖隊」。
早年的深刻反思
1928年10月，龔楚赴長沙就任中共湖南省委領導，在汝城遭攔截，白軍縱火燒山搜索，差點燒死。他潛回樂昌老家，靜養21天，病榻之上有一段反思：
我參加革命的志願是希望能創造一個幸福美好的社會，在當時社會存在的各種不合理的現象，更支持了我的思想繼續發展。可是，在這幾年的鬥爭過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時期，農民向地主豪紳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紳伺機向農民的慘酷報復，在循環不已的鬥爭中，既違背了人道主義的精神，也沒有增進社會人類的幸福，反而使生產萎縮，農村經濟破產，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壞了，新的生活根本沒有建立起來，人與人之間彼此猜疑，彼此防範，除了聽從中共的命令之外，簡直變成了一個奴隸社會。人性毀滅了，人道毀滅了，人格也毀滅了，自由平等，更談不到，這樣的革命手段，難道是我所應追求的理想嗎？
同時，我更想到我們的紅軍是共產革命的武裝，它的任務是要以戰爭來消滅敵人的軍事力量，以推翻舊的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但是在不斷的戰爭中，戰死沙場的並不是高級統治者的本身，而是破了產的工農貧苦大眾的士兵和中下級的軍官。戰爭的結果，還不是貧苦工農的自相殘殺嗎？誰無父母，誰無兄弟，螻蟻尚且貪生，何況人類？我睡在床上，反覆地想著，越想越想不通，使我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開始發生了懷疑。不過，這時候國民黨方面已出了二萬元賞金通緝我，勢成騎虎，不得不繼續跟著共產黨走。
有了這樣的思想，龔楚在紅軍中自然會格格難入，漸生異志。
龔楚因與周恩來發生工作意見上的分歧，被新賬老賬一起算，不僅高層檢討，也被大會批鬥，提前經歷文革。1933年5月，龔楚挨批，34師政委（龔曾任該師師長）黃甦揭發龔生活腐化，在廣西紅七軍時期花千元代價娶妻，實屬無中生有。散會後龔楚質之，黃答曰：「這個消息我也是聽人家說的，人人都知道我和你是老同志，在這次鬥爭會上我若不批評你，便是我缺乏無產階級的意識。所以我不得不將這件事說出來，反正事情已經過去了，我們老同志還是老同志，何必介意？哈哈……」
留書脫逃
1935年1月初，留守江西蘇區的「中央軍區」雖然還有近3．7萬人馬，但蘇區已無可動員人力，存糧僅可維持二月，存款亦只有十萬，四周又是合圍日緊的中央軍。項英、龔楚、陳毅商量後，電請遠在貴州的中央，要求突圍，追隨「野戰軍」西進，爭取與其會合。中央即復：根據突圍西進經驗，中央軍區應放棄突圍，就地分散打游擊，另命龔楚率一步兵團轉進湘粵桂邊區，收容西進野戰軍散落人員，建立新根據地並成立中央分局，該區黨政軍事宜均由龔楚負責。
龔楚即率1200人進至湖南彬縣黃茅，迅速打開局面，發展湘粵桂邊區赤色武裝。由於國民黨軍隊一時無力進剿，「我雖然過著流動性的游擊生活，但環境安定，工作清閒，荒嶺的夜月，山野的清晨，頗使我得到最好的思辨時間和空間。」
「紅軍中的指戰員們，誰不知道中央蘇區撤退以前的大屠殺？那種殘民以逞的暴虐行為，那種滅絕人性的對付同志的手段，豈是有良心的人所能忍受？在政治保衛局嚴密的控制下，人民的行動和言論早已喪失了自由，參加革命鬥爭的人，連自己的生命也掌握在別人的手裏，這樣的革命，不是自欺欺人嗎？……饒了我吧！中國再也不需要流血的革命呀！」
1935年5月2日，這個負載中共湘粵桂三省軍政重任的「最高長官」，出於對遙控中共的「第三國際」的憤恨與黨內殘酷鬥爭的恐懼，竟撂了挑子。龔楚避開身邊特務員，隻身巧妙逃脫，留下一份聲明給政治部何主任，大意如下：
何同志！你回來的時候，我已到廣東去了，以我一個負了方面重任的同志，脫離你們而逃，你們該會覺得驚奇？更將會責罵我由動搖而走向不革命、反革命的道路的。誠然，站在中國共產黨的立場來責罵我，這是我錯的。但我要告訴你們，中國共產黨已不是一個為廣大人民謀福利的真正革命黨了，它已經變成了一個在蘇俄役使下的賣國黨。它走向毀滅國家、毀滅人民以及毀滅世界人類文化的道路。近三年來，中央蘇區的措施，你們是知道的；人民得到了革命的利益嗎？紅軍主力西竄時對黨內幹部的大屠殺，你們難道不寒心嗎？這些事一向是我所堅決反對的；往年對黨的政策曾經勇敢地提出建議與糾正，希望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能夠走上正確的道路，可是所得的結果是個人被處分，而黨的政策依然沒有轉變過來。今後呢，我還能盲從他們去幹殺人放火的勾當嗎？我如何對得起國家和人民？更如何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呢？我的出走就是這麼簡單的理由。此後，請你領導這一支同過患難的隊伍，並希望你將我這封信召集全體黨員大會來檢討一下，倘若是你們對我的出走還表示同情的話，你們可派人到樂昌長來村我的家裏來找我，我當盡我的力量來幫助全體同志走出這個罪惡的深淵。倘若你們認為我的出走是錯誤的話，那麼，人各有志，請從此一別。
1971年初，龔楚在自序中陳述何以脫紅：「我在這一革命鬥爭期間，逐漸體驗到中共的革命政策與我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馳。我並預感到：如果中共統治了中國，將未必是中國人民的幸福。」
曲折尾聲
回鄉不久，龔楚先後出任余漢謀粵軍第1軍剿共游擊司令、粵湘邊區剿匪指揮官、粵北五縣聯防主任。1935年10月 13日，龔楚誘伏中共北山游擊隊，除幾人逃脫，30多名游擊隊員全被打死，此為「北山事件」。後來，龔楚與另一中共叛徒何長林誘捕項英、陳毅，被前來帶路的中共偵察員識破，鳴槍報警。項英、陳毅、楊尚奎、陳丕顯等迅速逃走，躲過一劫。抗戰爆發後，龔楚先後任國軍上校參謀處長、少將參謀。抗戰勝利後，龔楚出任徐州市長，口碑不錯，不久去職返粵。1946年任廣東省參議會議員，1947年任廣州行轅少將高參，1949年3月任仁化縣長，5月任廣東第四區（北江地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可謂「助紂為虐」、「雙手沾滿人民鮮血」。
1949年10月，共軍打到北江，龔楚率保安團逃到樂昌瑤山。中共北江行署主任寫信勸降，11月上旬龔楚率部下山投誠。12月，共軍準備進攻海南島，海南守將為龔楚樂昌同鄉薛岳。廣東省長葉劍英請示中央軍委，派龔楚經香港前往海南策反薛岳。龔滿口答應。到了香港，龔楚知道勸降薛岳不僅沒有成算，且有「通匪」殺身之險，但若無功而返，又深知中共政策，決定滯港定居。此後，龔楚應邀赴臺遏蔣，蔣要他在港祕密收編殘部組織「反共救國軍」，伺機配合反攻大陸。但他明白國民黨大勢已去，婉拒委派，從此脫離政治旋渦，改名龔松庵，返港辦實業。龔在香港呆了40年，期間赴美，拿到「綠卡」，最終歸返香港，以寫作書畫自娛，一張墨跡可賣三五千元。1960年代後期撰寫回憶錄。
1980年代後期，中共發布公告：「不再追訴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建國前罪行」，年近九十的龔楚萌發回鄉之念。樂昌當地政府為討好龔楚，撥款七萬原式原樣重建龔家老屋，占地面積320 多平米，建築面積170多平米，六房兩廳一廚兩衛，琉璃瓦頂，一副當年土豪宅第模樣。宅內配置全新家具，包括電視機、電話、冰箱、席夢思床、大浴缸等一應懼全，盡顯現代氣派。於是，龔楚決定回鄉。
但樂昌縣有關部門還有一道難題：以何種規格接待這位紅軍叛將？請示上峰，省統戰部批復：龔楚回鄉定居作人民內部問題處理，按原國民黨中級軍政人員接待。1990年9月13日，龔楚攜夫人王蘭芬抵韶關，樂昌縣委統戰部、僑務辦擺酒接風，龔楚遞上三封信――分別致「老同事」鄧小平、楊尚昆和王震。
1995年7月24日，龔楚在樂昌老家辭世，享年94歲。當地政府的努力也有回報：龔楚姪孫龔慶韶不僅個人回鄉投資，還牽線引資或與他人合作投資，僅1990年代就為樂昌引資四億餘，也算龔楚最後澤被鄉梓。
如今，大革命一代已完全走入歷史帷幕，這一代人已經走完人生全程，演出結束了，帷幕已完全合上。然蓋棺之時，卻非論定之日。如何評說那場要死要活的革命？如何稱量「階級鬥爭」在中國的演出效果？如何理解當今中共從革命退至改良，從對抗折返和諧的「改革開放」？大革命一代留下龐大的「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一切並沒有簡單結束。逝去的歲月仍在「規定」著我們。雖然後人無法改變歷史，也不能假設歷史，但總還有總結歷史的權力吧？後人不能只有接受的義務沒有選擇的權利。封住歷史其實就是封住今天的前進，不讓還原歷史，底牌自然在於眾所周知的「歷史顧慮」。不過，這一次，寰內士林已經明白：對那場大革命的理解評析，可是一筆必須算清的歷史大賬目。
多餘的話
也許中共史家或紅色人士會詰問：「叛徒文章，一派胡言！豈可信乎？」不幸，儘管筆者抱疑讀之，然佐之各種史料（如《伍修權回憶錄》 、陳丕顯的《贛南三年游擊戰爭》 ），《龔楚將軍回憶錄》的真實性至少在95%以上。從利害關係角度，龔楚撰寫此傳於1960年代後期，乃一介平頭港民，並無多少需要捍衛的政治利益，純屬個人歷史回顧，需要顧忌之處遠遠低於官方。更可信的是：回憶錄細節清晰，邏輯完整，幾無虛寫遮掩之處。以筆者閱讀近千部（篇）傳記之經驗，未發現破綻。即便從研究中共黨史角度，也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稀史料」。尤其對內地讀者來說，看多了盡是教條口號的原則性回憶，來自「叛徒」角度的聲音，而且是帶著細節汗液的敘述，實在值得伸頭一探。如聽聽龔楚對蘇維埃運動的最後陳述：
我曾經組織並策動過蘇維埃運動，我深深地體驗到，中共在蘇維埃運動時的革命並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中國的無產階級只是被愚弄被欺騙的對象……（工農）對於中共的激烈鬥爭政策並不感到興趣。因此大多數的人們都採取躲避觀望的態度，只有地方上一般游手好閒的流氓地痞，卻喜歡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共也看中了他們……他們已變了新興的統治階級，成為蘇維埃的骨幹。如果沒有他們，蘇維埃便一無所有了。
再根據這場大革命的結果來看，從革命成功後的生產實踐來看，從中共改革後所選擇的「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來看，以「打土豪、分田地」為標誌的蘇維埃運動，除了幫助中共奪取全國政權，還能有什麼值得保留與肯定的歷史內核麼？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第三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