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22日訊】一九四九年三月底，中共首腦機構由河北平山縣西柏坡遷入當時的北平，毛澤東臨時入住香山雙清別墅。同時，著手張羅所謂“新朝”的開台鑼鼓，雖貌似一切順遂，卻還是掀起了兇險的暗波。中共及其組建中的“花瓶”機構，在國號問題上 明裡暗裡爭吵不休，達半年之久。毛本意是要竊取中華民國國號，但這一次，卻少有地聽從了“眾言”，雖免於“一時之患”，卻落下“終身之悔”，幾十年以後還耿耿於懷。

簡稱背後

中共反叛手段之邪乎，欺騙加上血腥的暴力，無所不用其極，完全沒有一點道德底線。但在僅僅三年時間內就基本上攫取了中國大陸，還是大大出乎中共的意料，許多事情都沒有預備好。這時候，中共急急忙忙地要建立政權機構。沒有人大，就用政協替代，而那些政協委員和政協主席團成員都是指定的。反正是靠暴力取勝，所謂的“建政”，一切進展得似乎都合中共的意思。不過，還是在國號問題上起了波瀾。當時提交給中共政協的幾份檔，如《共同綱領》和所謂《政府組織法》，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稱呼之後，均有一個括弧，裡面赫然印著“簡稱中華民國”幾字。（參 高小林、纂軍編著《解密開國大典》第三章“國號確定經過”，中共黨史出版社）中共的國號後面，多出了一個尾巴。實際上，這種附一個簡稱的做法，並不是空穴 來風，自有其背後的隱情，也就是說，這件事還有一個前半截。而大陸公開的零星資料，只涉及關於簡稱問題的後半截，就簡稱談簡稱，前半截的原由不見了。所發表的有關文章，說的也只能是後半截，沒有一個因果聯繫，以至一般大陸讀者多認為，此事只涉及莫名其妙的簡稱取捨。這就給喜歡刨根問底的人留下一個令其困 惑不清的疑問。

括弧簡稱有其幕後玄機：毛澤東要以中華民國作為中共政權的國號。入住香山以後，毛在中共五大書記會上提出：“國號就用中華民國，現成的，國內國外都叫順了口，習慣了，我們取代了國民黨政權，我們才是真正的中華民國，把逃到臺灣的國民黨政府從國內政治、國際交往上除名。中華民國又是聯合國的五個發起國之一。中蘇美英法，五個常任理事國中的一個，擁有議案否決權，何樂不為？”（京夫子《北京宰相》第十四章“國號之爭”，聯經版）以往的多次講話和撰文中，毛均將未來的中共國，名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後又大多名之為“中華人民民主共和 國”。（參劉際剛文《也談新中國名稱的提出和確定》，《黨史縱覽》一九九九年第三期）現在，毛澤東卻突然提出要用中華民國的名號，自然令聽者深感驚訝，且 又疑惑不解。

毛在中共書記處會議上提出使用中華民國這一國號時，朱德當即表示反對：“我們黨打了幾十年的江山，今天奪得政權，成立新國家，用舊國號不大好吧？黨內、軍內都會有相當多的人想不通，以為我們換湯不換藥，阻力會很大。”（京夫子《北京宰 相》第十四章“國號之爭”，聯經版）任弼時也反對使用中華民國這個國號，朱、任的意見出於其本能，當時應代表中共黨內大多數，任說：“我們確實不宜用中華民國這一國號。容易在國內國外引起混亂，我們共產黨建立的新政權跟腐敗的國民黨舊政權有什麼區別？北京政府跟南京政府有什麼區別？這一國號，只怕我們的最大友鄰蘇聯和史達林同志都難以接受。”（京夫子《北京宰相》第十四章“國號之爭”，聯經版）對毛的想法，中共黨內外附和、回應者寥寥無幾，黨外名人僅有何香凝附和，但又不堅持自己的意見。劉少奇則施展故伎，表面上似在附和毛的立場，卻又話中有話。劉少奇說：“我在基本同意主席的提法的同時，建議把這事暫時 擱一擱。中央已經決定派我訪問蘇聯，我也正好趁便去徵求一下史達林同志的看法。再者，我們更可以比較廣泛地徵求一下在京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學者專家們的意見。”（參看京夫子《北京宰相》第十四章“國號之爭”，聯經版）

和稀泥者倒是有之，典型的如周恩來，但附和周的人也不多。周恩來提出“暫時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同時加個括弧，簡稱為中華民國”（京夫子《北京宰相》第十四章“國號之爭”，聯經版）。黨外黃炎培、雷潔瓊跟周恩來一致，持保留簡稱的看法，採取的是折衷立場，在一定程度上照顧了毛的意見。毛的本意是竊取中華民國的國號，對使用中華民國為簡稱的做法，大概不會有多大興趣。而且，以毛澤東的為人，也不會僅僅安於這樣一個簡稱。但是，黨內外反對意見占了壓倒多數，正好周恩來又在和稀泥，弄出這樣一個使用簡稱的折衷法。毛澤東只好暫時退而求其次，況且，以後可以將簡稱當作正式名稱使用，到時候還不是由著自己說了算數，本主席有一票決定權嘛。不過，在“新朝”擁戴者（如那些所謂政協委員）看來， 檔中以中華民國作為簡稱，總是覺得礙眼，不僅立場上模棱兩可，態度並不鮮明，實際運用中也存在問題，還頗有畫蛇添足之嫌。既然如此，為什麼一定要加上一個簡稱？如果沒有什麼意外，簡稱應該會被去掉，以後的結果也正是這樣。所以，實際上只有兩個選擇：竊用中華民國國號或另撰一個沒有括弧簡稱的中共國號。

以後又開了多次中共高層會議，均未能達成五大書記之間的一致意見。當然，那些有簡稱中華民國括弧的政協檔，均須交毛審看，據說，“周恩來主持起草的建國三大檔：《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草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草案》、《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簡稱中華民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草案》，呈送毛澤東主席審閱時，毛澤東將所有涉及國號的地方，一律改寫成中華民國。一時， 在國號使用上頗為混亂。”（京夫子《北京宰相》第十四章“國號之爭”，聯經版）

內心隱衷

毛本邪僻，所作所為沒有合法性，這不僅表現在其幾十年的反叛活動中，還表現在做了 “紅朝皇帝”以後。毛澤東興起的瘋狂人禍，曾餓死中國大陸數千萬人，毛對之竟無一點愧色。反正權力不正、中共邪僻，毛和中共勿需對人民負責。毛和中共搞的所謂文革，將數千年積澱下來的各種國寶，幾乎破壞殆盡，損失之大無法估量。對此，也不見毛心中有哪怕一點不安，其潛臺詞已明白可見：本來就不正，何須負半 點保護之責。原本敦厚的民風、民德也被毛共破壞殆盡，以至於今日的普遍道德淪喪。中共從一開始就不正，對此，毛澤東其實心知肚明，這也反映出毛較其黨內同事更為奸詐。毛雖做了曠古未有的無法無天“皇帝”，卻只能居其邪僻，必須用盡心機穩住那形同贓物的位子，雖然在一片狂熱中，似乎竟能直接地以假亂真，但假的總是假的，而且，畢竟還存留著一個無法糊弄過去的巨大心結。毛的同事們儘管對之百般奉承，卻實在無法體諒其陰暗的內心深處。實際上，誰也摸不透毛澤東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毛（及中共）的權力來路不正，毛又自知只能身居邪僻，因而在潛意識中形成負擔和心結，沒有安全感，這也構成毛幾十年有系統地胡鬥亂咬的一個內在驅動力。當年的毛澤東，將世界上共黨以外的那些合法政權，均說成是不合法，也正是同一種心態的流露。

而中華民國有天命之正，中華民國這一國號尊貴、典雅，凝聚著仁人志士的正氣，毛澤東當然對其垂涎三尺。這次提出以中華民國作為國號，毛是以騙子心態，欲偷樑換柱，用邪僻替代正統。既無法在道義上戰勝之，就只有偷樑換柱一法了，從而又在國人心靈上實現毛共的以邪代正。中共叛亂時期，原有的一個所謂國號，缺少中華民國的正氣不說，其中的“蘇維埃”三字，不僅不倫不類，還洩露了中共有蘇俄勢力作背景的“天機”，成為一個笑柄，自然也為現在的毛澤東所不屑。毛澤東細讀《資治通鑒》達十數遍，正的不學，專學那些邪門歪道的權力鬥爭之術，為了鬥爭而鬥爭，煉就了狠毒、兇險的手段，當然，需要時不乏外表的甜言蜜語、詩詞文章。毛歪讀古史、古文還有另一個結果：深知存在法統和天理上的正邪之辨，因而更想竊取正統的國號，以求瞞天過海。

若真按毛的詭計實現，這樣的不倫不類，必將使真正中華民國處境尷尬。由這件事看，毛較之他黨內的那些同事，還是要“棋高一著”，其一生都在苦研、苦修邪僻害人之道，用他的話說是“與人鬥其樂無窮”。當然，即使毛共使用了中華民國國號，還是一句話，假的終歸是假的，怎麼“包裝”最終都不管用。是非還是存在的，正邪之辨也不容混淆。黨外所謂民主人士方面，急於擁戴“新朝”，以期謀個一官半職，且又利祿熏心而分不清正邪，因而與毛意見不同。這是中共黨外同路者的普遍心態。黨內那些高幹，則本來就以邪為正、匪氣滔天，不惜以偽國號胡攪蠻纏，也存在一個普遍心智不清的問題。面對此情此景，毛當然無法明說心中的隱曲，更不可解釋清楚。難道要毛明言：咱們是邪、人家是正，此事於以邪替正萬分必要。內心深處的齷齪，怎能這樣講出來？

中共腳跟還沒有完全站穩，黨內意見又是一邊倒，若訴諸於史達林，想必也是不同意毛澤東的異想天開。因此，這一次，毛少有地依從了中共黨內外的不同意見，作出了讓步。如果按毛的習性，獨斷專行、固執己見之外，還會將對手整得死去活來。

六國飯店

對於使用簡稱，反對意見也很大，周恩來曾在六國飯店召開一次午宴，請附共名流談是否保留簡稱的問題。這次會議上，黃炎培說：“我國老百姓文化落後，思想保守，感情上習慣用中華民國。一旦改掉，會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下簡稱，是非常必要的。政協三年一屆，三年以後，我們再來除掉，並無不可。”（高小林、纂軍編著《解密開國大典》第三章“國號確定經過”，中共黨史出版社）三年以後，還是要 予以去掉。

何香凝在六國飯店的午宴上說：“中華民國是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一個結果，是用許多烈士鮮血換來的。關於改國號問題，我個人認為，如果能照舊用它，也是好的，大家不贊成，我就不堅持我的意見。”（高小林、纂軍編著《解密開國大典》第三章“國 號確定經過”，中共黨史出版社）何香凝的意思應不只是將中華民國用為簡稱，而是以之作為國號。使用中華民國國號，大概恰恰與何的心願暗合。

清末進士周致祥第三個發言，周一發言，會上的風向頓時改變，保留簡稱的意見也就沒有什麼人附和了，只有一個黃炎培堅持己見。周致祥在辛亥革命後蟄居三十八年，一生不寫中華民國國號，卻投機于毛和中共，力主別用一個“新國號”。據說，還是這個周致祥，在關鍵的時候站在毛澤東身邊，對毛吹了一個銷魂的耳邊風：“如果不改國號的話，就沒有太祖高皇帝了。”（參章立凡文《“國號”系鈴人周善 培》，載《鳳凰週刊》二零零六年第十五期）毛對此心領神會。李敖引述此故事時，稱周致祥為某“浙江書記”。當然，這又似乎是坊間傳聞，但可以聊備一說。如果事情真是如此這般，這名抵觸民國的前清進士，可算是無意中幫了中華民國的忙。六國飯店午宴，將周恩來的括弧簡稱方案也否定了。

按常理，宋慶齡應該支持中華民國的國號，坊間也有這樣的議論，若果然如此，就正中毛澤東的下懷。但一直未見中共就國號問題詢問宋慶齡的記載，六國飯店的午宴似乎也沒有邀請宋慶齡，或宋另有觀點？此問題成為一個歷史疑點。

六國飯店午宴，接到周恩來請柬的約有二、三十位，年齡多在七十歲上下。見諸於文字的 出席者，如：黃炎培、司徒美堂、何香凝、沈鈞儒、張元濟、周致祥、符定一、馬寅初、徐特立、吳玉章、張瀾、簡玉階、陳叔通、陳嘉庚、林伯渠、張難先、郭沫 若、沈雁冰、車向忱。（見高小林、纂軍編著《解密開國大典》第三章“國號確定經過”，中共黨史出版社）這些人中，能活到反右、文革時候的，或被打成“右 派”，或遭到批判、批鬥，或許這些遭遇與此次拂逆毛意無關，但也說明毛和中共過河拆橋、毫無信義的習性。其中，如黃炎培，不僅自己被打成右派，其家門一共出了七個“右派”，包括其子著名的水利專家黃萬里；馬寅初則飽受批判和批鬥，差一點就被康生補劃為右派。張奚若提出用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名稱，此意見後為 中共所採用。張後來遭到批判，毛對他似頗為不屑，曾斥責道：“放屁！一個大學教授，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竟不知天高地厚，對我們指手畫腳，想當共產黨的師爺？要說我們好大喜功，何錯之有？我們就是要好社會主義之大，喜新中國之功，急人民群眾之利！”（京夫子《夏都異志》第三章“距離右派五十米”，聯經版） 其後，毛和中共打著“社會主義”、“新中國”、“人民群眾”的招牌，製造出人為的大饑荒，餓死數千萬的人民群眾，帶給中國大陸曠古未有的大災難。附共名流熱烈擁護毛共“新朝”，結果是以“熱臉蛋貼中共的冷屁股”，只能自討沒趣，惹上一生的羞辱和尷尬。後半生虛度於批判的“炮火”，在惶惶不可終日中過活，同樣也是悔之晚矣。

當初，中共及其附共名流（民主黨派），自以為正在大陸建立一個新國家或新中國，殊不知以後的歷史證明，這是一個極端野蠻、落後、愚昧、腐敗的反叛政權，從來就無法確立其合法性，絕非什麼新中國。既從謊言和貪欲中產生出來，當然不會是什麼好東西。

追悔莫及

毛澤東一九六五年接見法國《人道報》記者馬嘉麗時，說他一生所後悔的事，就是將“中華民國改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否則，以後的許多事情都好辦了。（參看章文所引李敖語，鳳凰衛視《李敖有話說》節目一六八集）毛此時說後悔，恐怕還有更深層的原因。毛雖攫取了大陸，卻終其一生也沒有能戰勝中華民國，或許，毛已認識到：中共永無戰勝中華民國的可能。不然的話，毛為何要因當年的事情後悔不已？ 事隔多年，毛的竊取國號這張牌，再也無法重新翻出。毛後悔了，不合法的政權雖能盛極一時，但終歸還是站不住腳的。

二十多年以後的一九七一年，中共進入聯合國，其間也遇到國號問題。事後，毛對周恩來說：“恩來，你當年是面面俱到，和了稀泥，這在你是幾十年一貫制。可我好後悔，後悔晚矣！當時為什麼就沒有力排眾議，獨裁一下，堅持使用中華民國這一國號 呢？不動一兵一卒，光一個國號，就使臺灣的蔣某人成為了非法政權呢！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裡呢，不能事事都搞什麼少數服從多數呢。”（京夫子《北京宰 相》第十四章“國號之爭”，聯經版）這段話繪聲繪色，頗有小說家筆法，不知京夫子依據何在？但符合毛澤東的態度和口吻，接近於實際情況。京夫子以演義的形式，敘述中共高層秘史。看來，二十二年之後，毛還在因那次絕無僅有的屈從黨內外意見而懊悔不已。

有人說毛當初高瞻遠矚，但毛澤東恐怕沒有那麼長遠的眼光，能夠處心積慮地考量幾十年後的聯合國席位問題。毛澤東欲竊取中華民國國號，不過是毛某種陰暗的深層心理的流露。對於毛來說，更多的或是某種直覺，還不是可以講得很清楚的道理。那時，毛共剛剛武力攫取大陸政權，正是毛躊躇滿志的時候，自然不會思慮許多具體的內政外交事宜，他那時所最為關心的事，當在如何竊取合法名分。

二零一零年六月九日

（原標題： 暗濤詭譎的竊取國號風波，小標題有修改）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第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