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21日訊】 【《誰是新中國》題解】 誰是新中國？誰才是真正的新中國？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後，又會出現長期的內亂和內憂？雖然能夠一再地戰勝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反撲，統一了中國，捍衛了共和國統，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卻又慘敗在1945—1949的內戰之中。嗣後，竟能夠在臺灣完成向民主的全面過渡，使孫中山先生民主建國的理想得以實現…… 如果是後者，為何又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全面復辟專制制度，雖然迄無外患，更無內憂，卻造成「冤獄遍中華」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悲慘局面，為漫長的中國專制制度，補上了中世歐洲「教政合一」式極權專制統治的血腥一課。待到風雨飄搖之時，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開放」，然而，其成就雖不能與清政府相提並論，其命運卻與清王朝一樣而不能免，其腐敗和腐爛，更為中國五千年歷史所未有……

(接上期)

第五 近現代專制復辟的共同歷史特徵

一 實現專制復辟的種種形式與方法

　　

在近現代世界從專制向民主過渡的歷史進程中，當形形色色專制勢力因公然地捲土重來已經難以得逞之時，其實現專制復辟的形式和方法無非有四：一是如前所述，在共和的名義下，實現專制權力的復辟，或推行專制復辟統治 。即如孫中山先生所言：「假共和之名義，以行專制之實。」

　　

二是假宗教的名義，或在教權的支撐下恢復專制復辟統治。這在中世歐洲曾是屢見不鮮的歷史現象 —— 因為教權乃是封建專制權力的最高象徵與精神皇冠。即便是在現代，七十年代伊朗以教權推翻王權的「革命」及其結果，亦充分說明了它的完全可能性。

　　

三是近現代最為危險、亦最具迷惑性的專制復辟形式及方法，乃是假「革命」的名義以反對民主革命。特別是在共產革命的旗號和「反對專制統治」的名義下，發動所謂「無產階級革命」，或傳統型農民造反，以達到、或在實際上達到復辟整個專制制度的目的。這種復辟的形式和方法，在世界落後的國家或地區，即在傳統農業社會尚未解體的地區和國家，如東歐和東亞，就曾獲得相當的成功。

　　

四是近現代民主革命的勝利，民主政治的興起和民主制度的建立，帶來了「政黨政治」這一政治形式的廣泛興起和使用。雖然，它作為團結民主力量、反對專制統治和建立民主制度的一種政治形式，固有其相當的先進性，但是，它作為一種時髦的政治形式，亦為世界許多國家、甚至是專制國家與復辟政權在表面上所效法，所利用。因此，利用現代政黨的形式作為復辟的政治組織形式和實現極權統治的現代專制力量，便成為近現代某些專制政權、特別是現代共產專制復辟政權的一大時髦。這種政治形式固為現代所有共產國家所接受，更被世界所有共產國家將它發展成了利用黨權以實行專制極權的最佳形式。

二 實行專制復辟統治的種種手段

　　

由於任何一個專制復辟政權都是意在維護、修復、甚至是重建專制制度，恢復專制統治，所以，它們在實行專制復辟統治的手段上也就頗多共同之處。

　　

一是強化專制權力。民主革命的初造成功，即意味著專制國體的被解體和專制政權的被推倒。因此，專制勢力一旦捲土重來，也就不可能不把恢復、重建專制國體與恢復、甚至強化專制權力，作為其實行復辟和鞏固復辟的根本大計。歷史的事實是，無不意在恢復和強化專制權力的近現代各國專制復辟政權，特別是在革命名義下實現了專制復辟的蘇俄、中國大陸等共產國家，其對於專制權力的高度強化，早已為世所認知。

　　

二是歸復等級制度。民主革命的要意之一便是要打破專制等級制度，建立平等的民主社會秩序。反之，專制制度之根本社會秩序的基礎，便是專制等級制度。嚴酷的等級劃分既是專制統治的靈魂，則復辟王朝、或因復辟而建立起來的新專制政權，就一定要歸復和重建等級制度，藉以保證專制復辟政體「權力結構」的絕對穩定性。復辟的君主王朝固然如此，以革命名義所建立的嶄新復辟政權，亦無不以重新劃分等級和建立等級制度為其要旨。中國的傳統農民革命如是，蘇俄的共產專制制度亦如是，中國共產黨的專制等級制度，則已成為世界歷史上專制等級制度的集大成者。

　　

三是厲行鎮壓手段。專制復辟統治雖是被推翻了的專制統治之再生，實為專制制度死亡期的迴光返照（參見導論第二章第二節）。因此，專制復辟統治者只要一想到「革命」二字，無不「中宵念起，夢魂屢驚」。此其一。其二，專制復辟統治，又是民主革命爆發后，因專制勢力反撲成功而恢復或重建起來的專制統治，因此，要人民對捲土重來的專制統治心悅誠服，實非易事。因為此一時的人民已不是彼一時的人民了，因為人民已經經過了民主革命的洗禮。其三，即便復辟的不是舊君主和舊王朝，而是以其它名義，甚至是以革命名義實現了復辟的專制勢力，正因它們是乘民主革命或社會動亂之機，才推倒了民主革命的成果，甚至是以「革命」推倒了革命，所以，它們才不僅深諳「革命之所以爆發及其如何爆發」，和「統治者之所以被推翻及其如何被推翻」的道理，其作為知情者，也就更加懂得如何才能保住它們的專制復辟政權。八十年代伊始，中共和中共領袖陳雲頑固地反對制定「出版法」的言行，就是明證（參見下卷第七章第三節）。正是基於上述種種原因，任何專制復辟政權才不可能不厲行鎮壓手段，這也是它們欲保住這個專制復辟政權的最重要手段。所以，當它們一旦為保權和保命、即保衛復辟而行動起來時，它們無疑要比非復辟的正宗專制統治，來得更加的殘酷。

　　

四是強化思想統治。所有遭遇民主革命、併為民主革命所推翻的專制政體，無不有這樣一個深刻的教訓。這個教訓就是所有民主革命的發生，可以說無不以新思想的興起與滋蔓，和舊思想的消沉與崩潰，作為革命爆發的前奏。英國民主革命固與新教思想的傳播關係甚大，法國民主革命則更與「

平等、博愛、自由」之民主、民權思想的啟蒙與傳播休戚相關。中國的辛亥革命自然也是民主共和思想 —— 亦即歐風美雨影響的歷史產物。因此，為維護舊思想，剷除新思想，打擊與摧毀已經建立或正在建立的嶄新民主思想體系，也就成為任何一家專制復辟政體最為棘手和最為重視的大事。因此，為防患革命再起於未然，為從根本上杜絕革命思想的再生和蔓延，直至為徹底剿滅任何意在引爆革命的新思想、新文化，也就成為專制復辟政權較之正宗專制王朝更加重視和特別重視的問題。路易十八復辟后，立即恢復臭名昭著的「聖·耶穌會」，就是旨在強化思想統治。七十年代伊朗在革命后強化宗教思想統治的事實，已明顯地說明了思想統治對於一個宗教復辟政權的至關重要。以蘇俄領銜的所有大大小小共產專制復辟國家，均以「獨尊馬列、殺盡百家」為手段，來剝奪人民任何思想與言論的自由，甚至一再地和瘋狂地羅織思想罪，更將思想罪定為重罪，並大面積施以極刑，直至因「法重心駭」，而迫使人民喪失了思考的自由和能力。此無疑為革命戰勝復辟、即民主戰勝專制的較量歷程，帶來了特別的艱難性。

　　

一言以蔽之，正是四百年來世界由專制向民主的過渡，才帶來了革命與復辟 —— 即民主與專制反覆較量的艱難歷程。同樣，也正是這個歷程所一再表現出來的普遍性、反覆性、艱難性、複雜性與激烈性，才明確地體現了各國民主革命歷程的歷史共同性。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