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17日訊】我不是什麼樂迷，一般歌星離開了，我不會主動對其作出任何報導或評價，正如比鳳飛飛「早走一天」的「美國天后」惠妮•侯斯頓突然在洛杉磯去世那樣，反應是有的，但不會太大。但是，鳳飛飛的離去，卻引起了我特別的關注，因為，在我的青春時代，是聽著她和當時不少台灣歌星的歌成長的。

那是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時期。

其時，我和許多來同樣自廣州的知青下鄉至光明農場。農場位於寶安縣（即今日深圳光明新區），因此，只要有收音機，即使是「原子粒」（即半導體），就可以收聽到香港的電台節目。不過，那時公開收聽是不可能的，只能偷偷地聽。當時文革還沒結束——那怕不是因為文革，也因為要堅持階級鬥爭，凡偷聽境外廣播的都屬「收聽反動電台」，一旦被揭發，至少會被列入批鬥行列。

不過，即使如此，我們還是常常偷偷地「收聽反動電台」——香港商業電台（下稱商台）。每到深夜時分，就會有音樂節目，播出的歌曲絕大部份為國語流行歌；到了下午兩三點時間，則有「點唱歌曲」節目，所播出的歌曲也大多為國語流行歌曲（到港後才知道，整個1960年代至1970年代中期，來自台灣的國語流行歌曲雄霸了香港乃至東南亞華人社區，粵語流行歌是自1973年電視劇《啼笑因緣》的同名粵語主題歌播出後才漸漸成了香港流行音樂的主流）。那時的下鄉生涯無疑艱辛的，幸而整個生產隊（100多人）都是廣州不同學校的知青，儘管過著半軍事化的集體生活，可是，因為都是來自廣州，彼此的習性特別是因為廣州的特殊位置所造成的文化背景，例如，廣州過半家庭都有海外港澳關係；再如，我家中有唱機，甚至有來自香港當時最新的粉紅色塑膠流行音樂唱片，別的同學家裡也有類似情況：嘴嚼巧克力不是新麼新鮮事，由父母帶著到太平館吃西餐也非罕見。1960年代初期，當時《羊城晚報》每逢星期二有半版港澳新聞、市民可以看到香港電影（尤其是粵語片）——這都是在當時內地別的城市所沒有的。故而，來自廣州的這一群「學生哥」聽聽「反動電台」裡面的歌，成了很自然的甚至是順理成章的事。在那個時候，白天「唱紅歌」，晚上聽「黑歌」甚至還會哼唱「黑歌」就成了現在看來構成極大反差的荒誕感。

一次，一個同學從宿舍走出來時不經意地唱《何日君再來》，殊料被指導員（是個復員軍人）聽個正著，當時指導員只說「有那麼多歌唱，為什麼要唱這歌？」不料到了晚上召開全隊會議，要批判這個同學。同學交代說，是從商台學回來的，唱歌的人是叫鳳飛飛！隨即，他進行自我批評並要他交出自己的收音機了事。

其實，對我們知青來說，鳳飛飛、尤雅、姚蘇蓉、崔苔菁、包娜娜、青山、趙雷、鮑立、林沖等這些台灣歌星都是熟知的名字，較流行的就有鳳飛飛的《綠島小夜曲》、《南屏晚鐘》，至今我們還可以熟練地唱出《綠島小夜曲》：

「這綠島像一隻船，在月夜裡搖呀搖，姑娘喲，你也在我的心海裡飄呀飄。讓我的歌聲隨那微風，吹開了你的窗簾，讓我的衷情隨那流水，不斷地向你傾訴。椰子樹的長影，掩不住我的情意，明媚的月光更照亮了我的心。這綠島的夜已經這樣沉靜，姑娘喲，你為什麼還是默默無語。」

當時在我們聽來，鳳飛飛的歌聲格外柔軟，像是輕巧地湖面上綻開的漣漪，一圈又一圈的波潾，讓人著迷。

不久，一些有較好音樂基礎的同學根據聽回來的記憶，將這些「反動電台」歌曲記下了簡譜，填上歌詞，還寫上原唱者是誰。很快地，這些手抄歌譜就傳了開去，厚厚的一本又一本，流行歌就這樣流傳了開來。有時，男生更會對著女生大唱鳳飛飛的《姑娘十八一朵花》：「十八的姑娘一朵花，一朵花；眉毛彎彎眼睛大，眼睛大；紅紅的嘴唇雪白牙，雪白牙；粉色的笑臉，粉色笑臉賽晚霞，啊！姑娘十八一朵花，一朵花！」

無論在物質或精神上空前匱乏的年代，儘管對香港流行文化相對並不截然陌生的廣州知青，也急需找到因為生活在不屬於他們卻需要流汗甚至流血的地方而遭遇困惑、迷茫和失落的情緒宣洩，何以解愁？唯有利用看不見的電波掬取一些令他們可以稍感舒暢的柔性樂章，按摩一下疲憊的心靈。鳳飛飛，就成了知青們其中所要掬的一朵雲彩或一抹彩霞。

文章來源：《網易》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