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17日訊】 【《誰是新中國》題解】 誰是新中國？誰才是真正的新中國？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後，又會出現長期的內亂和內憂？雖然能夠一再地戰勝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反撲，統一了中國，捍衛了共和國統，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卻又慘敗在1945—1949的內戰之中。嗣後，竟能夠在臺灣完成向民主的全面過渡，使孫中山先生民主建國的理想得以實現…… 如果是後者，為何又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全面復辟專制制度，雖然迄無外患，更無內憂，卻造成「冤獄遍中華」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悲慘局面，為漫長的中國專制制度，補上了中世歐洲「教政合一」式極權專制統治的血腥一課。待到風雨飄搖之時，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開放」，然而，其成就雖不能與清政府相提並論，其命運卻與清王朝一樣而不能免，其腐敗和腐爛，更為中國五千年歷史所未有……

(接上期)

第二 較量的艱難性

一、來自被推翻的專制統治集團，以及作為它附庸的王室、貴族、教會、僧侶以及一切享有特權者，或既得利益集團，因不甘心失去他們的專制政權和貴族特權，而時刻企圖死灰復燃，捲土重來。這無疑是革命與復辟反覆較量的本質所在，又是革命要戰勝復辟之所以艱難的根本原因。為了復辟，英王查理一世可以反仇為友，在一六四一年鎮壓蘇格蘭叛亂未果之後，又於一六四七年暗中勾結蘇格蘭長老派密謀復辟王位，並因此挑起第二次國內戰爭。同樣是為了復辟，法王路易十六，王后瑪格麗特，以及大大小小的王公貴族，在歐洲專制勢力企圖共同圍剿法國革命之際，竟能置民族大義于不顧，或投書以告密，或陰謀以獻策，或奔走以呼號，或公然叛國以投敵，王后甚至能將法軍作戰計劃密呈普奧聯軍，以圖換取王權的復歸。可以說，自一五六一年尼德蘭爆發民主革命迄今為止的四百余年間，全世界凡爆發過民主革命的國家，無一沒有出現過舊王朝、舊王權、舊貴族和舊特權享有者之一再圖謀復辟的行徑。一九九一年，前蘇聯和東歐一些共產國家自崩自垮以後，其共產頑固勢力一再企圖復辟的慾望，實在是他們至今仍在蠢蠢欲動的根本原因。

　　

二、來自未曾解體或正在解體的傳統農業社會對自身專制政治形式的頑固維護，和對於自由經濟發生與發展的頑強對抗。因為傳統的家長制與小生產，既是專制政治賴以建構的最堅實社會基礎；自由經濟的發生與發展，又是造成這一基礎解體的最重要原因。更何況自由主義的生產經營方式，當它對專制制度、權力經濟及其基礎 —— 整個傳統農業社會進行挑戰時，既帶著足以憾動人心的民主自由信念，又帶著由工業革命所帶來的新鮮歷史氣息。由是，它才不僅是在思想政治領域對一切專制意識形態的一場徹底的大進攻，而且更是對傳統生產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一場徹底的大破壞，必然要遭到整個傳統農業社會、特別是農民的反對甚至反抗。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中期，尼德蘭、英格蘭之所以能夠及早地爆發民主革命，其根本原因，便是在文藝復興、思想更新、宗教改革的時代到來之後，由於航海業的發展，圈地運動的推行，傳統農業社會的開始解體，從而促使大型手工業獲得迅猛發展的一個結果。反之，不論是法國民主革命期間旺岱地區農民的公開叛亂，還是西班牙民主革命期間農民對卡洛斯王子復辟活動的廣泛支持，亦都是因為傳統農業社會和宗法制農村未能走向最後解體所至。德國魏瑪共和國成立后，率先叛亂並公然要求復辟第二帝國的卡普暴動，便爆發在封建落後的東普魯士。至於俄國二月民主革命之所以被列寧的共產革命所叛變，中國辛亥革命后之所以會出現形形色色的專制復辟，特別是出現了以共產革命名義和以農民造反方式實現專制復辟的痛苦狀態，東亞幾個所謂共產國家之所以只有改朝換代、而迄無制度變更的現實，無非是作為專制政治基礎的傳統農業社會，還沒有開始、或剛剛開始走向解體這一根本原因所致。

　　

三、來自傳統思想文化體系中專制的思想文化觀念對於世道人心的頑固影響，及其對於新思想新觀念所產生的巨大反制力量。必須明確的是，一個漫長的舊社會和舊制度的精神傳統，是斷然不會與這箇舊社會及舊制度自身的物質形式同時被送進墳墓的。一次革命固然可以推翻一家王朝，但一次革命，卻絕無可能將種種專制的思想文化觀念同時送進墳墓。中外民主革命的歷史事實早已證明，凡是專制的思想文化與觀念，在革命前如若未曾受到挑戰、批判直至被民主共和的思想理念所戰勝，則不僅會帶來發動革命的困難，而且在革命后招致復辟的可能也就愈大，甚至愈長。一六四零年的英國民主革命，在西方之所以被稱做清教徒革命，便是因為清教徒對英國國教的反對才促成了革命契機的到來。反之，在當時的英國，正因為清教徒並不曾、也不可能推開一場真正宣揚民主共和理念的思想解放運動，因而，英國才會在革命爆發后迭呈思想的混亂，並最終招致斯圖亞特王朝的長期復辟，甚至連光榮革命也只能在王冠之下才能獲得成功。這，大約也是英國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的理念和理論，是在革命爆發后，更在革命與復辟迭呈較量的歷史混亂中，才開始逐步形成的原因。法國在一七八九年爆發民主革命之前就有了近百年的思想啟蒙運動。正因為這個思想啟蒙運動不僅公然地舉起了「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旗幟，公開地提出了共和主義的建國原則，並且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法制等許多方面，都催生了新思想和新理念，因此，法國人民才能夠在長達八十六年革命與復辟的反覆較量中，一貫堅持追求共和、反對專制的民主革命精神。法國革命的理念、理論與實踐，才會傳遍世界，並成為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發展的標誌。

　　

其次，即便是在一個為民主革命的爆發作好了充分思想準備的國家，將同樣存在著專制思想文化的反撲。某些由傳統思想文化觀念的「舊帽翻新」而產生的所謂新思想和新文化，亦會成為對於真正新思想新文化的變相反抗。顯而易見的是，在俄國，由民粹派所發現的，「俄國農民身上所固有的共產主義本能」，才為俄國「新興無產者」接受馬克思的共產革命理論奠定了社會基礎，更為列寧以共產革命名義實行對二月民主革命的公然背叛，直至重建新沙皇專制制度，帶來了直接的思想要求。在德國，因一八七一年俾斯麥武力統一的實現和德意志第二帝國的興起，才帶來了尼采、叔本華「權力、意志及超人哲學」的應運而生。反之，也正是這個倡導「權力、意志與超人」思想的典型獨裁主義哲學，才為希特勒推倒魏瑪共和國，和掛著國家社會主義招牌重建專制的第三帝國，帶來了專制復辟的明確思想前提。

　　

近現代歐洲在思想文化上表現了革命與復辟反覆較量歷程的，還有一個著名的浪漫運動。這個浪漫運動雖然波潮起伏，歷久不衰，但是，它作為變革時代歐洲社會的一種思想文化表現，亦有積極和消極兩個方面。就積極方面而言，浪漫運動崇尚個性，反對舊傳統和舊倫理的制約，不安於陳舊、刻板、僵死的社會生活，是故，當它在為個性解放而反對專制壓迫時，曾順應歷史發展的要求，並曾成為民主革命在思想文化領域革命的一翼。相反，就消極而言，則因它藐視金錢，厭惡俗務，甚至因抗拒和逃避由「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現代文明發展，而號召返歸田園，回到蠻荒，直至走向反對新時代正在形成的進步社會制度時，它又完全可能走向時代要求的反面，從而成為專制復辟要求的一個浪漫「回聲」。十九世紀後期那個典型的文學浪漫運動便多少具有這樣的色彩。至於俄國農民在精神上的代表、偉大的作家托爾斯泰伯爵，在他面對著「洪水猛獸」似的資本主義時，之所以會被嚇回到「好地主的莊園」里去；以及那個「在刀光火色衰微中已經看到了下個世紀曙光」、即所謂共產主義曙光的中國文豪魯迅先生，之所以同樣把資本主義看成是青面獠牙的怪獸，而亟欲反對之；無非都是還了他們傳統型知識分子的原形罷了。

　　

四、來自國際專制勢力和某些僅從本國利害考量的國家對於別國革命的粗暴干涉，直至聯合圍剿。從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爆發直至一八一五年拿破崙戰敗，歐洲各國反動君主就曾聯合「民主」英國組成七次「反法聯盟」，以共同對付法國革命，直至聯合打敗拿破崙，迎迴路易十六之弟路易十八，在法國實現王政復辟。拿破崙失敗后，俄、普、奧三國反動君主又在英國支持下，于巴黎結成三國「神聖同盟」，以抵抗、反對和企圖撲滅歐洲革命：一八二一年「神聖同盟」出兵撲殺了義大利革命。一八二二年「神聖同盟」又粗暴地干涉了西班牙二度民主革命，支持裴迪南七世再度實現了復辟。應該說，自尼德蘭爆發民主革命以來的四百余年間，各專制強國，各國反動君主，不僅對內厲行專制以紛紛杜絕本國革命的爆發，而且對外一再地粗暴干涉別國革命，甚至共同扶植垮台君主以求復辟。此雖不足怪，然而，怪則怪在，一些已經成為世界強國的民主國家，即「民主列強」們，他們對內雖推展民主政治，對外則推行強權政策，僅僅為了本國的利害而不惜與專制列強聯手，以共同干涉和圍剿別國的革命，甚至一再地支持別國的專制復辟勢力，以圍剿別國的革命力量。這自然是他們雖已「新其貌」、卻未「新其心」所致，更是他們始終將國家利益高懸在民主理念之上的不良表現。然而，近幾百年來，一些國家民主發展的艱難困境，便常常與此相關；中國辛亥之後民主革命與專制復辟較量的反覆與艱難，亦有源於此；今日民主的台灣在國際上所遭遇的一切不公平待遇，同樣與之難解難分。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