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13日讯】 1
在台北，走在悠然行进的人流中，你若用色彩，便很难描述你的观察。这股或那股人流，都不是色彩斑斓的花园，不是眼花缭乱的万花筒。那些出行的女人，更不是来参加服装展览，她们的衣服乍看之下，都很朴素，仿佛是对花哨发出的逐客令。相比之下，一迈出冬季，大陆女人就像一个个竞相开屏的孔雀，像一个个走动的时装节、调色板、戏台，她们竭力炫耀舞台布景一般的色彩幻境，不管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平庸后果。台北人的服饰，与台北街头五光十色、挑逗眼球的招牌相比，简直就是美妙的安谧，他们就像贝壳把夺目的珍珠藏在体内，只让观者见到端庄美观的单色外壳。是的，他们喜欢单色，那是大陆人在冬季才表现出的服饰趣味，是屏弃了烁烁招展和荒诞搭配的单色，是把智慧藏于低调的单色，与台北人在路上的默然行进、在街头的井然排队，十分相称。
到台北的第二天，台北小说家许荣哲问我对台北的观感，我毫不犹豫说出“朴素”二字。大概朴素二字无法填满他的期待，我感到他隐约有点失落。我们（还有周晓枫、胡茗茗）在台北呆到快两个月时，许荣哲更为热切地问我观感是否有变？这时用“朴素”回答他的不只有我，还有周晓枫、胡茗茗。这时他才明白，“朴素”是发自我们内心的真诚祝贺，是在大陆行将消失的珍宝。许荣哲说，也有大陆来的作家说台北像巴黎，我和周晓枫都对此说嗤之以鼻。说真的，刚到台北的前一周，我简直不能容忍台北的旧败，满目旧楼凌乱得像一束束火苗，没有间距地挤作一团，映入眼帘的水泥楼板、立面，完全由一双没有美感的眼睛设计而成，仿佛一个个身处逆境的流浪汉，早已没有心思打理外表。我就像辨认出了大陆一座最大的县城，心里隐隐涌出失望。显然失望也悄悄侵入周晓枫、胡茗茗的心里，她们开始谈及归期，甚至认为在台北呆不到一个月，她们就会逃回大陆。也许去时带着对西方世界一样的想像和期待，一连串的意想不到令我们猝不及防。记得我从南京飞抵桃园机场时已近黄昏，借着那种最适合拍照的光线，我看见了丝毫没有化妆的台北。说真的，夕照中最壮观的，是许多旧楼楼顶的不锈钢圆柱塔，它们在貌似危房的楼群中居高临下，像一坨坨银锭，反射着美丽的银光。我伸头向来接我的女大学生询问，吓了一跳，那些银光闪闪的东西居然是水塔。对我而言，水塔代表着一个已经死去的年代。二十年前，南京的所有楼顶都有水塔，是用水泥山墙围成的四方水塔，自从十年前，水厂加压提供直供水，所有楼房都告别了水塔。我很不情愿把台北想像成不能全面提供直供水的城市，不过眼见为实，这是事实。
2、
耕莘文教会安排我们住进国际学舍。这不是一家只提供住宿的普通旅店，五十多年的历史令它声名远播。每次只要搭出租车回国际学舍，我们都可以享受司机那探入它历史的侃侃而谈。它曾坐落在台北最具雄心的信义路，如今搬迁到了静谧的新北市大香山，与半个世纪前一样，它依旧是外国学者、留学生首选的落脚之地。记得耕莘的陈伟茵，教给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辨认哪儿是台北市，哪儿是新北市。我从未见过两座城市，是靠穿过市区的一条小河分界，宛如一块好端端的蛋糕，硬被刀子划出一道缝儿。当时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将那些难分难解的街区，硬分为台北市和新北市。直到翌日，我外出坐地铁（台北人称捷运），瞥见站台内的新北市英文译名，方才恍然大悟，原来新北市的全称是新台北市。说真的，新北市一点不新，没有名字暗示的改变台北旧貌的野心，它不过是把蚁群一般拥挤的旧楼群，囊括在一个充满激情的名字里。与名字引诱的期待相反，我首先处处感受到的，仿佛是力疲气衰的旧。比如，国际学舍的电梯永远不停二楼和负一层。在大陆，没有哪家旅店会刻意省这点小钱，因为旅店不想给人吝啬的不良印象。当时我真有些不理解：“他们是想从牙缝剔出金子，真是老作派……”
记得刚住下的第二天，就遇到不便。我不能忍受客房电话基本是摆设，它根本打不出去，只能像收音机一样聆听台北友人的来电，或打给学舍其它房间。说真的，当时望着窗外的台北楼群，大陆宾馆的美好竟一时占据我的心窝。你也可以说是为了揽客，反正大陆宾馆的电话只需揿下“9”，就可以打市话或长途。大概为了强调台北手机费的昂贵，学舍服务员并不关心我是否有钱，直接劝我放弃使用手机。我惊讶于学舍一楼有一排银光闪闪的插卡电话机。大约二十年前，大陆曾兴起过打插卡电话的风潮，后来时过境迁，固定电话和新加入进来的手机，使插卡电话成了过眼烟云。我几乎怀着翻找儿时旧玩具的心情，从服务台买了一张电话卡……
万事开头难。要真正认识台北，必须要学会抵制开头观察的仓促。记得有位访台寥寥数日的大陆学者，只去台北美丽华兜了一圈，就得出结论：台北物价比大陆高。那时，我已在台北呆了一个多月，记忆中满是超市或各种店铺的物价。我马上回答：“怎么可能？除了交通费、通话费、房价，台北有些物价甚至比南京还低……”是的，经过一个多月千方百计探寻台北的真相，我已经有底气来斥责那些观察仓促的大陆客，他们就像成群的候鸟，只在台北停下歇歇脚，就匆匆飞走，却自认已经消化了一瞥之下的印象。说真的，来台数周，我才开始学会欣赏台北那没完没了的旧。记得台北诗人颜艾琳带我们去西门红楼听音乐的那天夜里，她把自己当火炬放在众人前面领路，带我们转遍了温罗汀。印象中我们来到一处已经败落的街区，颜艾琳指着街边遍体霉斑的老别墅，说已经人去楼空，房主们都去了国外。她强调这些房子一直荒废着好可惜。“是啊，好可惜。”我若有所思地重复道，差不多同时，忽然理解了是什么让台北的旧有这么大的力量。哪怕成片的街区荒废在那里，政府能做的只是维护街区的治安和卫生。私权在台北不是藏在袖筒里或门洞深处看不见的东西，它已经连缀成了成片的旧房，连缀成了多姿多彩的夜市，连缀成了几十年都安然无恙的爿爿小店或老街，使得最威严的政府也有容忍它们的胸怀。旧房的容貌哪怕再不合审美的眼睛，也不容许政府滥拆。哪怕是一处贫民窟，一旦疑心的房主不愿出售，政府也无法轻率处之。私权使台北免受“唯新是好”的压力，也让台北意外拯救了自己的历史。我经常在台北街头随性溜跶，兴致勃勃找寻有历史典故的旧街旧居。说真的，能找到的旧街，没有一条可以和南京高淳的老街媲美。大陆的老街（凡在城建浪潮中幸存下来的），由于历史绵长悠久，真的像一本开化纸或棉连纸古书，可以迎合我们对古老一词的想像。如果大陆的无数古城古街古宅，没有被“唯新是好”的城建浪潮摧毁，也许我们的举止言行乃至灵魂，就不致给人无根游荡的印象。一旦像台北那样被满目的旧所包围，祖辈们用劳动积攒的成果，就能神奇地开阔眼界和胸怀，爱国无需再是靠教育支撑的精神。是的，台北对私权的看重，令台北的城市文化变得很明智，稍微有点历史的老宅、老街、名店、夜市、遗迹等，都保留了下来。那些不足百年，搁在南京可能会被铁锤和推土机对付的老房，搁在台北则成了呵护备至的文物，搭配的宣传也动人心弦。当然，由于得到拯救的老街历史一般不足百年，刚开始，在台北诗人方明、颜艾琳等介绍老街的自豪里，我没觉察到会有什么不同。当我带着在大陆培植的历史想像力，到达大稻埕的迪化老街，我忽然觉得，就老街而言，台北与大陆之别真有如美国与欧洲之别，迪化街有点被传说美化了。那是一些需要仔细辨认，才能看出其历史的三四层老楼，立面点缀着镂出希腊廊柱或罗马拱顶的浅浮雕，个别还拥有铸铁雕栏的阳台，建筑风格来自世纪初的西方折衷主义。这些西化别墅，当然无法与南京颐和路一带（1949年前那里曾是使馆区）的建筑相媲美。不过方明的介绍，却开启了我内心的另一份敬意。原来台北的财富起源于迪化街，它现在所在的地理位置，虽然不是台北最繁华的闹市区，但据说台北九成大富佬都来自此地。“迪化街二代”早已不住迪化街，他们把事业拓到了台北别处，比如，亚洲最高的101大厦附近等。若在大陆，金钱可能会这样来救赎这条老街：不想被拆的个别老宅，一定像小媳妇一样，被崭新气派的大楼挤到一边。不管那些台北的大富佬多么有钱，不管那些憋在迪化老街的别墅，对他们早已多么没用，他们没有也不敢一拆了之。如同私权抑制了政府的肆意妄为，文物保护法的严格执行，也让金钱成为拆迁较力中的败将。是的，大富佬们没有损害迪化老街一根毫毛，没有毁灭台北人的历史自豪感，使台北从其并不深厚的历史，仍顽强地散发出渴求根深的历史气息。而在南京，政府在拆迁较力中，基本扮演一个胜券在握的常胜将军。记得有年开会，我与南京文物局某官员同居一室，大概对前一年南京拆掉一座明代清真寺感到愤怒，他一露面，我就毫不客气地质问他。没想到他脸上出现了委屈的表情，原来他也恨不得有谁能帮他一把。等他诉完苦，我安静了下来，在一片无奈的静默中，似乎听见了那座明代古寺的嘤嘤哭声。原来文物局在文物保护的部门较力中，也像百姓一样常常是败将……
3、
九月是台北最好的季节之一。只要有空，我会沿街逛一个个书店。我发现，要了解台北的真正妙处，一定得越过它短暂的建城史。重庆南路的气息十分独特，从一排排胭脂般的招牌中，我瞥见了无数的书局、书店，甚至专买大陆简体书的书店。那些善待读书人的书店，就像疯长的青草，蔓延进了重庆南路附近的所有街道。我常在台北闹市区逛街，已经获得一种经验，无论是拐进哪条街道或小巷，你都可以指望撞见很不错的书店。台北车水马龙的街巷对书店的珍爱，真有如南京街巷对银行的珍爱。只需把南京街头迤迤俪俪的大小银行，全部置换成书店，就能复现在台北逛街的感觉。一开始，我不明白，为什么台北的书店比银行多，而南京的银行比书店多。大概脑中塞满大陆经验，等到需要兑换台币才发现，在台北街头找银行并不容易。记得同去的友人，告诉我哪儿有台湾银行时，言语中明显有一种激动，那仿佛是穷尽了台北街巷以后的重大发现，如同南京友人告诉我某处有书店，那种高度重视的口气居然非常相像。有关台北的一些数字，我至今铭刻在心。它只有区区五百七十万人，却供应着数量惊人的大小书店、收费写作班和文学堂。比如，诚品书店在台北有难以置信的十八个分店，诚品敦南旗舰店的营业面积，是南京先锋书店旗舰店的两倍，同时敦南店实现了二十四小时开门的壮举。我想，一个城市要有何等的文化尊崇，才能支撑书店昼夜开门，开门需要的不只是勇气和愿望，它一定用什么抓住了从欲望泥沙中露出尖尖的文化景仰，赶走了南京街头任由银行驰骋的金钱气。在大陆，知识分子往往对潮男潮女有一种贬低的看法，认为他们都是脑袋空空的花瓶，或物欲超载的皮囊。一到台北，潮男潮女在大陆的典型形象，居然变得令我难以辨认。在初秋深夜的敦南店，我看见潮男潮女们像黑白围棋子儿一样（穿黑白服饰的居多），填满了书店五层楼的各个角落，不少人抱着严肃书籍席地而坐，就像陷进了沼泽地，一坐不起。那时，在他们默默看书的静穆中，我忽然觉得他们与我是一丘之貉，仿佛生来就中了书的魔咒，终生与书不离不弃，同时体会到了时尚的另一种性格：书与时尚并非水与火，彼此不容。原来在台北时尚男女无以计数的美梦中，与书的邂逅并非巧合，他们每往前迈一步，依旧懂得对书籍抱着请其指点迷津的尊崇。而在南京的深夜，我只看见潮男潮女们快活地进出夜宵店、酒吧、舞厅。我甚至不敢预言，倘若南京也有昼夜开门的书店，那些潮男潮女会克服夜间其它娱乐的诱惑，纷纷涌进书店。选择昼夜开门的台北书店不只一处，正是深夜在街头潮水般涌动的时尚男女，使台北除了诚品敦南店，还拥有另外两家昼夜开门的书店：诚品京华店、台北车站的垫脚石书店。台北的阅读风气真令我想起大陆的八十年代。那时，也许刚经历过无书可读的岁月，人们一时读书读得很疯狂，但不到十年，商业市场就像第三者插足进来，令刚刚被书籍武装起来的精神孤魂们，纷纷丢盔弃甲，曾热气腾腾的读书风气，一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目前大陆只剩下考试书，还会在孩子和家长的心里闪闪发光……
记得有一天，我特意去台北的温罗汀，想见识传说中那些奇奇怪怪的小书店。我满意地从台师大附近的旧香居，逛到罗斯福路上的唐山书店、华政书局、雅舍二手书店、卖中医书的启业书局，再穿过罗斯福路，准备去诚品台大店时，一眼望见政大考试书店的招牌。当时，我相当抵触地停下脚步，想避开它。我难免把大陆考试书店的文化沙漠印象，强加给了它。大陆考试书店上架的大量应试书，基本否定了文化探索的可能。在大陆，我绝不会走进这样的考试书店。不过那天，想看看它究竟有什么不同的念头，让我没有看见招牌就逃走。乍看，它像个自闭者，缩在一间地下室，从曲折狭窄的入口通道下去，竟是占据着上千平方米的排排书架。大概是急于找到那些实用的考试书，我顽固地踱来踱去，最后发现事实非常简单：它只在店堂后面有一点考试书。原来台北的考试书店无意只扮演一个个模拟考场，只给学子们提供一些僵尸般的答案。书店作出了与大陆考试书店完全不同的选择，它竭力提供各类考试涉及的所有原著、参考书。说真的，这样的书店我也愿意在其中徜徉，浏览森林一般陈列的文学经典、哲学经典、科学经典……总之，它不像大陆考试书店，只向学子提供一块文化墓地，让学子历练抄写碑文的无用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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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是朴素帮台北把好了文化方向。这里并没有政府提出的文化重任要尽，这样文化之事就恢复了它的本色，无需让盛气凌人的政治等级进来搅局。不是说台北政府不给文化拨款，但他们拨得低声下气，甚至无声无息，他们就像献血的好心路人，献完就不再用自己的意愿支配那袋血。举例来说，近年《创世纪》杂志每年都接受文建会和台北文化局的资助，但《创世纪》没有任何要尽的义务，它给政府的唯一交代，是在杂志扉页印上“本刊荣获文建会、台北文化局补助出版”字样。政府愿意低下头来，当一只不喧宾夺主的低调甲虫，可以说是台北文化的福气。相反，大陆文化则被政府的文化拨款和义务压得透不过气，那些永无休止的公关应酬，令他们几乎没有时间进行像样的文化创造。文化原本是让孤独中的人享受创造，内心充满归属和安全感，那些从神奇想像产生的创造，使人们变得谦虚、敬畏、富有耐心。文化只是改变人生进程中的细节，并未改变人生尽头始终在望的死亡，但它能使人们有愉快走到尽头的信心。有了这样的信心，人们就不会虚张声势或惶恐不安，言行举止也会充满宁静和纯净之感。如果说，我在大陆碰到的谦虚之人寥若晨星，那么在台北，我几乎碰到了一支谦虚的军队。不论碰到文化官员、报刊主编、文坛名家、商业大佬、学界巨擘、宗教圣贤等，他们都没有地位可能给他们戴上的虚假面具，没有把自己与普通人分裂开来，没有让平常心成为他们需要学习的一门功课。
记得有天晚上，台北诗人白灵发起的台湾诗学论坛请客，与会的大陆学者照着在大陆养成的尊卑次序，一齐拥到台北名家、主编跟前敬酒、搭话，独独没人搭理我身边坐着的一位老者。老者在喧嚣的敬酒声中，看起来是那么不显眼，真的像张爱玲所说，是“一直低到尘埃里去”，完全成了酒宴上那些激动话语的省略号。大概是为一些大陆学者的功利感到害臊，我耐心和老者聊着天。我感到他心肠柔软，只是把话题耗在诗歌上，甚至没用一个字谈到他是谁，在做什么？直到酒宴快结束，宴请方才宣布这位老者想捐款，他捐给创世纪诗社和尔雅出版社的两笔现金红包，当场交到张默和隐地手上。直到那时，我才知道他是年挣数亿元的商业大富。若在大陆，这样的人早就横着走路、仰面坐着，竭力耍尽高人一等的派头。这个我不知其名的人，完全可以作为台北人的代表，作为我千番百次交游经验的总结。我认为，是宽松多元的文化环境，让台北人找到了自己，不用再像一个个孱弱的寄生蟹，非得给自己找个防卫用的大硬壳。记得有人告诉我，台北某著名诗人找大陆诗人签名时，竟虔敬地蹲在一旁，我当时有说不出的感动。我知道大陆人通常会如何看待此行为，他们会认为这是对大陆诗人能力的臣服，从而显出大陆人常有的得意和轻视。或者说，台北诗人恰恰犯了大陆人的忌讳，大陆人几乎把朴素、谦虚、低调等同于不自信，把尊贵、倨傲、叫嚣等同于自信。如果说奢华、倨傲、无礼是历史魔鬼留给大陆人的遗产，那么朴素、谦虚、有礼则是历史天使送给台北人的珍宝。习惯把自信建筑在权力、金钱、名气上的大陆人，一时半会还难以学会欣赏这些珍宝，毕竟，他们已经习惯一元文化无时无刻不在设立的各种等级，哪怕只匆匆爬上一座小山丘，也会得意忘形。而朴素令台北人大不一样，那不是偏居一隅山民的朴素，是遍历繁盛之后懂得心灵应该停泊何处的朴素，它使人与人不用再靠冒充过活，使人与社会、与自然不用再靠辛酸的相互征服。记得有次在台北参加诗歌活动，结束时有十来人同时挤进了电梯，电梯启动之际，一位台北作家忍不住冒出一句话：这么多人乘电梯就比较划算。她的话当时令我一震，令我挑剔的思绪豁然开朗，须臾间，我重新发现了台北，发现了老派节俭里的生态意味。我至今铭记着这句话，认为它像诗一样耐人寻味，它让人意识到，节俭不仅不丢人还相当荣耀。
我搭飞机回南京的前几天，需要一些旧纸箱来装书，令我惊讶的是，台北所有超市都免费提供旧纸箱。记得有天晚上，我走进国际学舍附近的一家小超市，看见超市唯一的营业员（一个男孩）正干着重活，他要把一堆货物搬进库房。一开始，我没有打扰他，想等他把活干完。不过一感到我显然有事，他就停下手中的活。当弄清我需要一些旧纸箱，他仿佛忘了正在做的要事，马上进库去寻找。过了几分钟，他拎着几种不同形状的纸箱出来，但我嫌它们过于狭小，觉得每只纸箱装不了几本书。他二话不说，转身再次进库去寻找。这一次，我十分惊讶，十几分钟过去仍不见他出来。最后，他好不容易出来时，已经满头大汗，双手捧着几只更大的纸箱。显然，他没有因为是免费提供，就敷衍我。我缓缓走回学舍的路上，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若在大陆，大家会把他的行为视为高尚，高尚也意味赞美敬仰之余，普通人不认为自己能做到。我想单用高尚，难以解释男孩对待节俭的认真态度，难以解释国际学舍的电梯为什么不停二楼和负一层，难以解释作为公司老总的台北诗人方明，为什么更愿放弃开车或坐出租车，设法去挤地铁或公交车，难以解释为什么台北人用餐不允许自己剩下食物……我想，是朴素导致他们没有肆意放大物欲，帮他们找到了物欲的底线在哪里，使他们有了一种珍惜资源的情感，把节俭变成了每个人的日常意识，成为松弛人与资源紧张关系的最佳途径。
文章来源：《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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