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13日訊】 如果說當年林副統帥的倉皇出走，代表了「文化大革命」從理論到實踐的徹底失敗，那麼今天王副市長的離奇滅蹤，則可以被理解為重慶微型「文革」復辟同樣遭遇了完敗。雖然這樣的類比似乎並不恰當，但我們不能不承認，歷史總是如此的驚人相似。幾年前就有人說過，重慶將是現代中國最後一次的烏托邦實驗，其結局是可以預期的。只是誰也沒有想到，大結局來的這麼快，而且是如此的戲劇性。在這裡我無意猜測究竟那24小時裡發生了什麼，而是打算從一些政治話語的層面，簡單探討重慶的探索實踐。從躊躇滿志的「重慶模式」，下降到語焉不詳的「重慶探索」，歷時大約四年，此時此刻金粉已經開始脫落，看來是時候初步總結「重慶遺產」了。
重慶這幾年來的實踐之所以值得關注，並不是簡單的因為「唱紅」「打黑」等運動方式的社會治理，更在於其轟轟烈烈實踐背後的指導理論構建。也就是說，正是這樣的理論導向，決定了重慶走在了哪一條路上。改革開放30年來，各種有影響的「模式」也出過不少，但如重慶這樣充滿了意識形態色彩的實踐，僅此一家。正如學者徐友漁先生曾經指出，近年來一些所謂「新左」的學者忙於從前30年發掘經驗，尋找合理因素，試圖把「從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中發掘出的制度創新因素」加以發揚光大，來挑戰西方文明為主體的現代性。對於這些對前30年傾慕有加的學者，重慶新政的理論需求，恰恰為他們提供了一個絕好的試驗場，來讓苦於沒有地方施展身手的他們，充分檢驗自己的理論。然而一個不得不問的問題，就是作為重慶核心實踐之一的「共富」理論可否經得起推敲？
在中外歷史上，「共富」這樣的口號早就已經不新鮮了。每一次重大社會危機發生的時候，類似的概念都會被提起。其作用，要麼作為一種籠絡下層人心的口號，要麼作為一種具體的烏托邦實踐，要麼二者兼有之。但歸根結底，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上下幾千年，「共富」的理想從來也沒有成為過現實。眾所周知，所謂「窮」與「富」都是一個相對比較的概念，有「窮」才有「富」這樣一個概念。如果人均一樣（或者接近）的財富，哪裡還有「富」的存在？因而重慶的「共富」概念，僅僅也就是前30年絕對平均主義的一種理論翻版而已，並沒有任何的新意。每個人都有求富的本能，但卻往往忘記了「共富」只是一種幻想。網路上有人有所指地諷刺說，什麼時候才可以共富到「每個人的孩子都需要開著紅色法拉利豪華超跑去周遊世界」的時候呢？作為一個經濟落後地區，這樣的宣傳口號當然具有很強的吸引力，令新政具有高度的合法性和民意凝聚力。但是經過稍加思考，大家都能明白，理想狀態下的「共富」，只能導致事實上的「共貧」，這是我們已經見證過的歷史。
首先，「共富」理論在實際上是對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先富」理論的一種反向而動。在中國現實的語境中，是一種開歷史倒車的行為。無可否認，人與人之間，城市與城市之間，地區省份之間，都有著各式各樣的差別，因而在經濟發展的問題上，必然存在著先與後的差別，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鄧小平正是認識到了烏托邦式的平均主義無法解決中國的貧窮問題，所以只能認可「先富」的政策，如張五常所總結的，允許國民，首先是農民，通過合同制的方式，從承認私產開始，逐步恢復經濟的活力。這是由當時中國的社會現實所決定的最佳方案，除此之外，別無選擇。承認併合法化私人利益，是改革開放的一大進步。即便就是今天的中國，我們也無法否認利益差距的現實性與合理性。而國家政府的職責就在於調節差距，而不是回到平均主義的道路上。當然有人也許已經注意到了，重慶的「共富」在實踐中並非完全按照毛時代的翻版。比如最近的「共富典範」活動，就是「旨在表彰在「縮差共富」中貢獻突出的民營企業。」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到，在「共富」這樣的平均主義意識形態主導話語之下，私人利益始終都是處於變幻莫測的政治風雲陰影之下。
其次，現在有些左派學者在一方面對於新自由主義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在另一方面則對重慶的「共富」大加讚揚，認為是回到了社會主義的道路。但是如果我們對這兩種話語都進行一點稍加深入的分析，就會發現，這二者之間其實是殊途同歸的。當這些左派學者對資本大加鞭撻的時候，他們對「共富」的推崇，也陷入了理論與實踐不能吻合的自我矛盾境地。新自由主義原本由哈耶克、米塞斯、佛裡德曼等人初創，一直作為一種學術理論默默存在多年，直到里根-撒切爾的時代，才取得了顯赫指導性地位。其主要觀點，就是保護私有產權、全面市場化、政府退出干預，經濟資源全面私有化。新自由主義浪潮在幾十年來對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影響極大，也遭到了世界範圍內左派知識分子和活動人士的極力反對。按照美國左派學者哈維的看法，新自由主義造成了區域間發展極度不平衡，社會內部貧富分化日益嚴重，以及金權勢力在全球範圍膨脹。在這些左派學者看來，歸根結底，看似強調公平合理原則的新自由主義，無法解決具體實踐中的問題，卻使得強者愈強，弱者愈弱。
此時此刻，當回到「共富」這一話語，我們同樣發現，這一充滿著道德與正義的衝動，其實與新自由主義一樣，其理論與實踐雖然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仍然只是一種居高臨下的宏大敘事。其結果，只能是在個體對現實利益的爭奪中，最終陷於困境而歸於失敗。對於個體利益的否認與漠視，是導致所有「共富」模式最終崩潰的根本原因。一批經濟學家如張五常等人曾經因為提出「腐敗不可避免」之類的經濟解釋，而遭到社會輿論，尤其是痛恨新自由主義的左派人士的廣泛抨擊。但是如果對其理論進行稍加耐心的瞭解，誰也無法否認，這樣的理論的確道出了社會的現實。張大概是中國社會第一個人，早在80年代時，就直白地道出了「如同每一個普通人，每一個官員也都是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者」。前一段時間，中央黨校教授王長江提出「黨是否存在自身利益」的尖銳問題，同樣代表了一種不迴避利益訴求的可貴勇氣。時至今日，利益訴求的現實存在，已經成為處理社會關係中無人可以迴避的問題。
面對「共富」的慷慨許諾和「若真要實現『共富12條』所確定的目標，整個資金投入大約需要1.1萬億，這是一個龐大的數目。錢從哪兒來？」這樣的疑問，重慶提出了，比如「國企要上交30%的利潤」的策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根據報導，「過去5年，重慶市國有企業每年上交利潤大約在15%到20%左右，在全國是交得最多的。」然而這個時候如果我們客觀地把國企視為具有自身利益的集團（事實也是這樣），就不難明白，對於這樣的「高徵收」，長此以往，它們自然也不會心情愉快，下一步會發生怎樣的反彈是顯而易見的。當面臨這樣的矛盾，重慶的選擇就已經不多，只有讓國企繼續做大，給予強化壟斷效益的甜頭，整個體系才能繼續維持下去。按照重慶的理解，「國有企業雖然低效，但不會造成兩極分化，其內在機理是縮小貧富差距。」但事實上，這恰好坐實了「共富」必然導致「共貧」的觀點。按照張五常多年前的預見，在不減小國有經濟成分比例的情況下，民間資本將無法進入國有資本壟斷的地盤，從而導致整體經濟資源利用效率的損失。那麼在重慶國資持續做大的的情況下，其結果與「共富」背道而馳就更加不言而喻了。
其三，「共富」理論迴避了社會階層間政治利益的衝突，從而使之成為在現實中不可操作的偽論。美國發生了「佔領華爾街運動」之後，一些中國左翼人士欣喜不已，認為是西方資本主義的末日已經到來，西式民主理論已經徹底破產。通過重慶的實踐，他們認為實現「共富」即是避免「佔領華人街」的根本途徑，也是解決社會階層利益衝突的不二法門。左派學者汪暉曾經有過這樣的論述，「民主，大致包含兩個不同的面向，即作為政治體制的民主與作為社會形式的民主，前者包括普選權、個人權利的保護、言論自由、多元主義等等，而後者的核心是平等，主要體現為社會保障，公共物品向全體社會成員的開放，再分配等等。」據此在一些人看來，西式民主的失靈，就在於民主的這兩個層次之間發生了斷裂，1%的人擁有了太多的財富，而99%的人則成為了制度的犧牲者，進而推出「共富」才是唯一的出路，重慶的實踐代表了社會主義的方向。
而事實上，在這裡存在著理解上的嚴重錯誤。汪暉的理論，是從社會不同階級政治利益訴求的角度出發，來衡量社會內部階層間政治關係的變化。按照他的觀點，由於政黨政治一直在不斷削弱的過程中，政黨已經全面官僚化、去政治化，結果其代表性就一直在不停的下降。因而只有在重新實現利益關係「政治化」的條件下，尤其是社會下層人民，才能實現「社會民主」，才能有效地表達利益個體自身的基本訴求。應用這一理論闡述，我們卻可以看到，在美國，從草根階層發起的「茶黨」到「佔領華爾街」運動所體現的，恰恰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社會關係高度政治化的表現。這些社會運動非但不是資本主義行將滅亡的標誌，反而代表了資本主義體系內部的自我更新機制仍然是在運轉的。可以說，西方體制的生命力，就在於這種內部關係的政治性對立與博弈。而回到重慶的實踐中來，大家迄今為止所看到的，正好對應了左派自己對資本主義民主的批判：即社會不同階層的利益，完全由地方政府在「共富」的話語霸權下實行全權代表，所有的人，尤其是社會下層統統都失去了自己的聲音。在「唱紅、打黑」過程中發生的重慶警察為農民工討薪的事件，就是這種下層利益「被代表」而無處發聲狀態的典型表現。
最後簡單總結而言，所謂「共富」只能是一種理想化的願景，在現實中並不存在，也不值得去為之付出努力，歷史上的教訓已經很多。在改革開放已經30多年的前提之下，重提「共富」實際上是一種歷史的倒退。實現社會總體進步的最佳途徑，必須建立在承認與尊重個體利益的基礎上，而不是進行空洞的許諾。尋求真正穩定的社會關係，不能把希望建立在單向度的壓力維穩之上，而是應該正確認識和把握社會階層利益博弈的動態。只有首先承認利益的衝突與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再迷信和幻想金光大道式的政治哲學，才能真正找到問題的解決之道。
文章來源：《一五一十部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