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12日訊】【編者的話】北京大學是「反右運動」的重災區， 共有589多名學生被打成「右派」，其中有五人在「文革」中被處死。他們是：中文系的林昭；外語系的顧文選；歷史系的沈元；哲學系的黃中奇和化學系的張錫琨。 顧文選，男，浙江杭州人。1956年考入北京大學西語系英語專業，被稱為北大才子。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並被判刑五年。1970年在「一打三反運動」中作為「反革命犯」被判死刑，1970年3月5日執行槍絕，死時年僅36歲。 《我的遭遇》據傳是作者口述，北京大學《廣場》雜誌編輯部整理的文章。1957年6月20日，發表於《廣場》雜誌（民主牆選輯）。

《我的遭遇》

本來我不計較我的不幸，

我以為時間，這浩蕩長流會把它沖洗乾淨，

那時我將和過去沒有創傷時一樣，

在生活中享受著愉快和平靜，

可是我沒有力量擺脫那慘痛的回憶，

時常在寂靜的黑夜中被惡夢驚醒，

受了創傷的自尊心得不到片刻安寧，

腦海里不時纏著鐐銬叮噹的聲音。

我們的時代是個明朗的青天，

但也停留著片片黑雲，

就是這些黑暗的東西，

毀掉了多少人寶貴的青春。

我再不能沉默下去了！

我要呼出這人間的不平。

請人們看清「三害」的面貌，

共同燃起真理的火炬把它燒個乾淨！

我今年才23歲，可是在我這短短的歷程中，我已經遭受了毆打、監牢、鐐銬的折磨。事情發生在一九五五年，我二十一歲的那年。

我的成分是城市貧民。小時候只上過三年半小學，十四歲時到一家私營被服廠學徒。十五歲——一九四九年八月，在杭州參加了革命，以後一直在杭州市公安局工作。

一個從社會出來的青年人肯定說會有缺點的，像我這樣，帶著些個人主義，情緒易波動，計較一些待遇，有了成績就會驕傲自滿……，然而這不能抹殺我的一切；我和所有在解放初參加革命的正義的青年人一樣，對革命充滿了熱情。我一九四九年十月就加入了青年團了，在工作中一貫儘力，曾兩次立功，領有功勞獎狀，曾有很長一段時間，時常受到團的表揚。我的悲劇在什麼地方呢？在於過分心直口快，以致得罪了不少人。

一九五五年六月中旬，開始肅反，先有浙江省委楊副宣傳部長作動員報告，他說禁止用鬥爭的辦法，誰有問題可以主動找領導交代。當時我對肅反並不在意，因為我沒有問題，在國外也沒有什麼親友，我的親友中也沒有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肅反無論如何也肅不到我的頭上來，頂多我和大家一起學習。可是想不到當天下午我們機關里的領導就布置人鬥爭我了。他們掌握的材料主要是：污衊打擊領導，拉攏小集團，文藝思想反動。我真是不勝驚訝：難道勇於向領導上提意見的人就應該背上「打擊、污衊」的罪名嗎？我們機關里了有一位作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協理員，喜歡教育別人，可是自己老犯那些他給別人指出來的毛病，比如他在大會上批評有些同志愛睡懶覺，他自己卻時常睡到早飯後起床。我在團小組會上批評了他，並把這些事情寫成文章。想不到這成了一條污衊領導的材料。我反對用彙報的方法作思想工作，認為這和作情報無異；我反對晚上多開會，主張把這些業餘時間用到自修上去；我看不起那些因善於拍馬而得到提拔的人。我把我的不滿告訴個別和我情感比較好的同志，結果這變成了「拉攏同志，組織小集團」。

有一個姓馮的和我同一寢室的傢伙，本來什麼都對我說，我也像親兄弟那樣對待他，他生病了，我儘力照顧他，關心他；他家裡有困難，我就不作衣服，省下錢借給他。我還時常鼓勵他利用業餘時間求些學問。肅反中他給做政治工作的人拉過去了，以檢舉人的身份來鬥爭我，不惜以最卑鄙的手段捏造「材料」——因為這是好機會啊，「聰明的人」都會抓住它當作一個政治資本，當作一條向上爬的階梯。我想用一點事實來說明這傢伙的無恥，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某晚十點后，噴氣式飛機還不斷在城市上空飛行，吵得我睡不著覺，我隨口說了一句：「這麼晚了，為什麼不到郊區去飛，真是一點和平空氣都沒有！」這個姓馮的傢伙「檢舉」我說「一江山島解放時，他就一點和平空氣都沒有。」還說我關心他的病情和借錢給他是為了拉攏他。這傢伙大大激怒了我，因為他侮辱了我純潔的良心，損害了我的人格。那時我就想，世界上最卑鄙的也是人！像這種喪天害理的事，連狗都做不出來，可是這傢伙竟完成了這個「壯舉」。我想再交待一下，這個無恥的傢伙，去年我考取北大后，有幾個朋友來信告訴我說，他在上海出差時偷了別人的錢，結果被關起來了。這說明我為人太單純，太忠厚，有眼無珠，以致上了壞人的當。也可見那些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專家」，收買了一個什麼樣的貨色。

我一心想成為一個翻譯家、作家，所以我苦練外文，還抽空練習寫作。我寫過一篇某農村幹部進入城市后遺棄原妻的小說，另一篇是描寫解放初期解放軍剿匪的情形，可是竟闖了大禍，變成了文藝思想反動。那些鬥爭者說：「新社會沒有黑暗，應當歌頌，你為什麼揭露農村幹部的事情？」殘無人性的土匪當然不會歡呼「共產黨萬歲」，他們只希望這個政權早日滅亡。傾聽這批鬥爭者說些什麼：「你為什麼在文章里罵共產黨？」「我沒有。」我十分驚異。「這上面不是說消滅共產黨嗎？」這真弄得我啼笑皆非。我說：「那是土匪頭子說的呀！難道你想從他嘴裏挖出『共產黨萬歲』嗎？」「可是文章是你寫的，這上面明明有『消滅共產黨』這些字句，不是你罵共產黨是什麼？」他們一定要我承認文藝思想反動，光這個就鬥了我一整天。我真可憐這些人的無知和嫌惡他們的不擇手段的辦法。

光這些就夠了。我體會到，如果存心「整」你，什麼東西都會變成材料。世界上什麼都不值得怕，就怕蠻不講理。

省宣傳部長說不準「斗」，下面作的又是另一套。這算什麼？一個清清白白的人，無緣無故被那些蠻不講理的人拍著桌子罵成「反革命分子」、「胡風分子」、「卑鄙無恥……」，能夠令人容忍嗎？在這種場合下，一個公民最起碼的權利都被剝奪了，人的尊嚴也被糟蹋了，我不知道六億人民通過的憲法究竟有什麼用？

連續幾天下來，八月二十五日晚（五五年）開團小組會，我已經被「鬥爭」得神經十分衰弱，已經喝了幾天藥水了，可是還得同這批「肅反勇士」聆教些什麼「老實坦白」「承認錯誤」之類的高調。過九點了，還不散會，最後該輪到那個姓馮的傢伙發言了。我真忍受不了，在光榮的青年團里竟有這樣卑鄙的人，於是我退出會議，回到宿舍，那位叫做初富泰的副處長（這人一直一帆風順，非常驕傲）立刻派人把我找去，以行政上的名義要我開會。會上，有些人大拍桌子，罵我反革命分子，要我站起來檢討。我當然不願意。於是有些人四面圍住我，拉我起來，把我推過來推過去，弄得我頭昏眼花。我忍耐不住了，恰巧他們把我推到初富泰那邊，我就一拍桌子責問他：「這算什麼意思？」初富泰立刻跑出去，接著有人動手打我了。（我想初富泰一定暗示他們打，否則誰敢動手打呢）他們先從背後打，我回頭一看，正好一個叫李宗黃的，我過去的同學在我背上打了一拳，跟著有人伸手打我的臉了，雨點般的拳頭落到頭上，我只好伸手隔開打到我面上來的拳頭。立刻有人扭住我的手，把我拖翻在地板上，踢我，踩我。我在地板上翻過身老來，恰好一個剛參加工作不久的姓苗的傢伙一腳踩在我的臉上。我被拉了起來，有人抓我的腳，想再把我扳倒，我只好踢開那些伸過來的手。當時協理員孫友棟、副處長周恆葆站在一旁不做聲。一位叫俞友發的科長只是假惺惺地喊了幾聲：「不要打，不要打。」還有人用繩子鞭打我，直到現在我手臂上還留著一條長長的笞痕。臉上淌著血，手上、膝蓋上都皮破血流。

那時我頭腦清楚極了，我記起我曾經在什麼地方看見過這種暴行，對，在「絞索套著脖子時的報告」里，在許多作家和共產黨寫的小說里。這是法西斯行為，是蓋世太保的拿手把戲！我想不到在一向被稱為光榮、偉大的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裡有這樣的「民主」和「自由」。我不禁想呼：瘋狗！法西斯！是黨叫你們這樣做的嗎？（寫到這裏，熱血又衝上我的腦子，老實說，那時我手裡如果有一個能夠毀滅一切的東西，我一定願意和他們同歸於盡）。

那批人看看下不了台，就用銬子將我緊緊反銬起來，緊到兩手都麻木了。再用麻繩把我的腳捆起來，緊到繩子足以嵌進肉里。他們把我捆成一隻豬一樣扔在地上。初富泰等人立刻跑去打電話給所謂「五人小組」之一的公安局副局長易成柱，說我「打人」。易成柱也不了解情況，立即命令「逮捕」我。他們把我抬到樓下，放到三輪車上，當晚送到杭州市監獄（現改為浙江省第二監獄）。約十一時，到了監獄后，監獄也不向他們要任何手續，立刻給我換了一副緊的剛剛只能把手腕嵌進去的土銅銬；此外給我釘上一副生了銹的沉重的大腳鐐。那時的情景怎樣呢？燈光昏暗，四面是陰森森高聳的牢牆，看守員在手忙腳亂地「照顧」我。腳鐐是要用鉚釘鉚起來的，當釘鎚碰到腳鐐時，那噹噹的凄厲的聲音在寂靜的黑夜中散布開來。鐵鎚猛捶一下，腳便在鐵繚上猛地一震，可是我也不再感到疼痛了。我只是冷漠。我想起在國民黨統治時，有一次我參加了打米店風潮，被一個偽保安士兵抓住了，他也只攔腰打了我一刺刀，可是今天，我卻變成了一個死囚徒，滿身創傷，還加上沉重的腳鐐和手銬。我還是冷漠，因為我看穿了我一向推崇的「民主」和「自由」。拖著沉重的腳銬和鐵練，叮叮噹噹地，被一個哨兵帶到囚獄中一個單身監室。

戴著手銬、腳鐐，我沒有辦法睡下，只好坐著。在微弱的燈光下，我盯著面前的牢牆，想起了很多東西，可是沒有敢想起那分別了十年的慈愛的母親，我不時把她的形象從腦海中驅逐出去。因為一想起她，我就會滿眶淚水。哪一個母親會忍心看著自己清白的兒子受著非人的折磨呢？一個人，他什麼苦都可以忍受。侮辱他，損害他的人格，卻使他終身難忘。我的自尊心受到這樣的創傷，肉體上受到這樣的折磨，做人還有什麼意思？還不如去死了好。只有死才能徹底的解除人的痛苦和怨恨。我決定絕食，用自殺來抗議這批法西斯分子的罪行。

第二天早上我正式向看守員宣布絕食。當晚副監獄長江新發來找我，主要是叫我不要絕食，要我經得起「考驗」。他問我打人了沒有，我說沒有，也不可能。他就問我回手了沒有。回手？老實說，當時我恨不得吃了他們，最後他答應給我下一天開鐐銬，答應叫人給我送些日用品來。

一直到第三天的下午，他們才把我的鐐銬開掉了。我感到雖然還關在這間斗室里，可是已經是太好了。我想按一下胸，但一動就痛得要命。

他們之逮捕我，完全是違法的，因為第一，我是個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行政上未撤職；第二沒有逮捕證，以後也未補發；逮捕后三十六小時內一直未提審我，完全破壞了逮捕條例。第三，我一個純潔的青年，即（既）不犯罪也不破壞，為什麼逮捕我？為什麼私自對我施用刑具？請問杭州市公安局憑什麼在憲法和逮捕條例公布之後還這樣胡作非為？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任何時候都生效，難道肅反了，憲法就成了廢物嗎？

我再揭露一下那時的牢獄生活。本來聽說牢獄里是吃大米飯的。在未絕食的那時，到有過兩天像稀飯似的大米飯，後來就吃藕飯，一碗飯里絕大部分是大塊的生硬的藕，很少看到大米。以後連大米都看不到了。乾脆每餐都吃苞米青菜糊，有時稀得像清湯，一下子可以喝四大缸×，不久就肚子餓了。後來改成紅薯×燒苞米糊，有時把地瓜紅蘿蔔當午飯吃。本來說是每星期吃一次肉，後來將近兩個月沒有嘗過一點肉味。有時苞米糊里沒有菜，就分半小碗菜給你。油水少得可憐，只在碗邊沾著一些。為了得些油水，不得不把它舔光。我身體本來不好，這樣一來，身體會跨了。抵抗力越來越壞，臉上生起膿瘡，背上被打出來的傷痕也久久不愈。現在我身上的傷痕猶在。每次洗澡時看到它，不免要××一下。

監房裡蚊子多得要命。早上，那些用血把肚子漲得血紅的蚊子停滿了牆壁，只消用手去拍好了，弄得牆上血跡斑斑，以致引起看守員的禁止。臭蟲大得驚人，因為太熱，也爬在牆上，搖搖擺擺地真嚇人。我還得忍受昆蟲的折磨，可是有什麼辦法呢？帶鐐銬那幾天，因環子緊，手腕破了，爛了，腳上也這樣。

國民黨政府的監牢允許犯人看書，有些目不識丁的犯人進去了，只要肯學，二、三年以後，就會學會很多東西。可是杭州市監獄卻有一套特定的規則，犯人整天得筆直地坐著，不準靠牆，不準打瞌睡，一直到晚上九點鐘睡覺為止。據說是可以叫犯人考慮坦白的問題，至於看書，連做夢都別想。

這種監牢制度，在現在文明的社會裡，可說是絕無僅有，真殘酷極了！我呢享受×些「優待」（×××）可以在屁股底下×一塊×子，可以靠著牆，但看守員一不高興，就享受不到了。後來經過數次要求，總算給了一本政治經濟學和加里寧的「論共產主義教育」——像我××的「犯人」坐在監牢里讀「論共產主義教育」真是絕大的諷刺。

這些都是實情，只會漏掉一些，不會一分虛假，可以調查。

我寫了多少次報告，要求出獄，要求談話，可是連一點信息都得不到。一直到十月二十六日上午副處長周恆葆、協理員孫友棟才以領導者的名義，提我出監談話。我被×××……但他們只說我我思想方法不對頭，要我繼續反省，認識錯誤。

每天我在牆上劃一道，每五天就湊成一個「正」。每天我都在盼望出獄，可是每天都叫我失望，秋天了，透過鐵窗，可以看見白雲在飛。我××說出那時的心情，那時的滋味，我只是憂鬱地望著那一小片青天和飛翔的白雲，我想起了，「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我決定要自殺，我在深夜撕下被單上弔，後來我想到我的一個姓聶的朋友，我就改變了主張。他是一個老幹部，共產黨員，十幾歲的時候就參加革命了，曾在杭州西湖公安分局工作過，後來調江平分局任南×派出所所長。我和他接觸了幾年，知道他是個熱情的，公正的人。可視不知道為什麼，領導幹部以審查他的名義，在一九五四年把他關在牢獄里。他不服氣，整天吵著要自由，那批傢伙就給他戴上鐐銬。他受了刺激以後，神經錯亂，終於上吊自殺。等到發×送到醫院里，幾個局長、副局長嚇得輪流到醫院去探望，還告訴醫院，只要救活他，花多少錢都可以。結果人還是死了。這些人就在黨內下了個含糊的通報，說他畏罪自殺，草草了事。（我不知道詳細情況，但我順便為我的朋友控訴，要求重新審查這個案件，追究責任！）。我之不再自殺，就是這個原因，否則獲得一個畏罪自殺的名義，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寧。

不自殺的另一個原因是對民主、自由的堅定信念。民主、自由是真理，今天它雖然被這批傢伙沾污了，終有一天，會重放光芒。我一定要活下去，要做一個民主、自由的勇猛戰士。這批傢伙們現在這樣胡作非為，但終有一天會首到正義的裁判。就這樣，我耐心地等待著，忍受那些獄卒的吆喝，忍受這慘無人道的折磨。

等到12月初仍無動靜，心焦的像火燒一樣，隨又逐漸產生一種仇恨，我決定等我自由了，我一定要報復。

十二月廿九日，由副處長周恆葆帶我出獄。他既不通過任何法律手續，也不向我解釋這坐牢、鐐銬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回到公安局一處之後，繼續被軟禁，通信要經過他們檢查，同意。上街洗澡、買東西都要請假和被人監視著。四個多月的牢獄把我折磨的不像人，由於整天不見太陽（因為那裡不放風），營養極其缺乏，人瘦得成皮包骨頭，面色蒼白得怕人，頭髮亂蓬蓬地像一頂帽子。因抵抗力弱，面上生著膿瘡，人家都不認識我了，我自己照了照鏡子，幾乎暈過去！至今我還沒有把這件事告訴我媽媽和妹妹。誰都有親人，請想想，看到自己的親人被折磨成這樣，會感到一種怎樣的滋味？

他們補發了四個月的薪金給我。真有意思，坐牢可以拿薪金。

過去我工作「太」積極了，只知拚命。有一次出差到鄉下，為了趕火車回杭，不幸從山上摔下來，把膝關節里一塊軟骨摔壞了，坐了四個多月牢，整天不動，病情轉惡，只好住院開刀。這批傢伙又通知醫院禁止我外出，不准我自由通信，不準別人探望。那時，我非常悲觀。過去我胸懷大志，決心為人民多作些事情，可是想不到落到這樣的地步，於是我寫了一封信給媽媽，順便提了一句；「壯志未酬身先卒」，這批傢伙就把我這封信扣下不發。我不禁又想，我們還要憲法做什麼？這不是「掛羊頭，賣狗肉」嗎？這樣的遭遇，加上病痛，我對共產黨和這個現實的社會產生一股強烈的仇恨，對一切都反感。

二月份出醫院之後，因不便行走，只好修養。這是，我有機會再次接觸到一些古詩詞。仔細地讀過這些詩詞之後，我胸襟也廣闊起來了，眼光也遠了，不幸感、仇恨、被壓下了不少。頭腦也冷靜起來了。我想社會主義還是最好的社會制度，在這樣的社會裡沒有人剝削人的現象。我出身於被剝削階級，吃過苦，深惡舊社會的醜惡、殘忍。是否還有更好的制度來代替它呢？沒有，至少是現在還找不到。我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反感消失了。那麼共產黨領導好不好呢？我自己解決了這個問題，好。短短几年，國家在建設上取得了這樣大的成就，這是史無前例的。還有土地改革……。我想，如果叫我來領導這個國家，我想一定不會搞出這樣的打成績來吧！

但是我反對共產黨許多不民主的專橫做作法，把人們的生活限制在鐵桶里，使得個性被壓抑……。以至使得許多壞分子得逞。

一九五六年四月中旬，我恢復團籍以後，調到一個派出所做內勤。這對我又是一個打擊。公安局一處即（既）不向我道歉，又不向我說明情況就這樣把我送走了，真叫人不甘心。五月上旬，因為我實在沒有問題，他們就給我下了結論。有些東西否定了，例如「小集團」之類；可是還搞上些「文藝思想反動」「一江山島解放時……」之類的一張胡說八道的東西。我不同意，就和那個姓馬的幹事爭了起來。那人威脅我：「你態度這樣不好，我把你這些也寫在結論上。」這傢伙盛氣凌人，蠻不講理，真把我氣壞了。

這件事情之後，我到處受歧視，連最好的朋友也遠遠避開我。因為這批傢伙在做錯了事情之後也不公開道歉，連一點兒安慰也不肯給我，就像把我當成一條狗——打一頓嘛，有什麼關係？我忍受不下去了。我想中央也許不知道這些事，我要告發他們，讓法律來制裁這批傢伙，為了不受任何阻攔，在五月二十一日晚上我不告而別，離杭赴京。五月二十四日上午到北京后，立刻上國務院控告。國務院接待室的人推三換（阻）四的說：「你是公安部門的人，還是到公安部門去。」他們打電話和公安部聯繫。我沒有辦法，只好到公安部去，由公安部政治部組織處劉建忠同志接待。他要我先寫材料。我複寫了三分。我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接待處去，遞上了我的控告書，要求公開處理。我感到他是全國最高的權力機構，一定不能容忍破壞憲法的行為。誰知那位接待的同志到樓上去和他的領導商量一會之後，下來告訴我：「還是保密的好，說出去了影響不好。你是青年團員，國家工作人員，應該考慮到這點。」這樣重大的事情，連人代會都不支持，我還有什麼辦法？只好回到公安部。公安部和人代會電話聯繫后，決定叫我回杭。他們說通知浙江省委、公安廳聯合調查處理。我對浙江省的幾個省級機關一點都不相信，因為楊副部長明明說不準鬥爭，可是竟出了這樣嚴重的違法行為（還有人被逼得自殺）。身為省委負責幹部，說了不算數，還有誰相信他呢？因欲訴無門，我只得回杭。

回杭后，因副局長易成柱已經接到公安部電話了，就向我道歉，他說，本來就不應該鬥爭我，弄錯了；但我也是有缺點的。真豈有此理，連道歉都不誠心，難道有缺點的人應該被打、坐牢、戴鐐銬嗎？他告訴我那幾個打我的人已經查明了，但不能都叫他他（們）再坐四個月牢。我說留在公安局精神上吃不消，要求調出做小學教員，再不是可以做雜工。他說可以讓我休息一星期再說。我說一星期不能解決問題，他說可以讓我休息兩星期（當時還有幹部科的一個科長在場），我不是個心胸挺狹隘的人，既然向我道歉，我也就心平了些。我告訴他，我時常夢見自己還在監獄里，你知道他怎麼說？他說：「哼，這是對你的教訓。」從這兒可見這位「三害「分子的道歉是勉強的，假的，說不定將來有機會他還得「整」我。最後他們批准了四十塊錢補助我，安安我的心。

到了分局，局長的態度還比較誠懇，但非常不妥當。他說：「不要顧慮，我以後幫助你入黨。有位同志三反中犯錯誤，現在我幫助把他提拔成股長了……」似乎入黨、地位，就能把這件事壓下去。

他們又重寫結論，雖比起第一次結論好多了，但仍有不少胡說八道的東西，我要求寫第三次。

因調動工作不能達到要求，我就堅持考大學。結果考進了北大西語系。這件令人髮指的罪行也就此湮滅了。

我到了北大，立刻把這件情況寫成書面要求黨委處理。但黨委一直不聞不問，不知結果如何。

我覺得在這種不講理的世界里，還是沉默一生好，在沉默中尋求樂趣，再在沉默中死去。再說「三反」以前（我十八歲以前）由於我的無知和過左的行為，也多少在工作中做了些不好的事情。我的坐牢，就算是一種因果關係吧。所以我徹底改變自己的人生觀，決定除了讀書，求些學問之外，什麼都不愛。其實我安靜不了，老是在夢中回到牢獄；我在機關里工作了七年，在外地出差時也接觸了不少東西。我知道這些黑暗現象絕不是個別的，讓這些東西糟蹋我們的青春，實在令人氣憤。可是我又沒法申訴（因為連人代會都不支持我），又沒法揭露，唯一的辦法就是沉默，抱著看穿一切的人生觀去生活。

當北大第一張大字報出來之後，特別是讀了「是時候了」這首詩，我激動極了，它重新在我心裏燃起了希望。我決定把這件事揭露出來，決定大胆地批評共產黨和提出一些建議。當然我也考慮到後果，如果反「三害」反得不徹底。我倒有可能去嘗嘗北京模範監獄的味道，可是為了民主、自由，為了真理，我什麼都不怕，什麼都願意犧牲！

五月廿五日下午，我在北大辦公樓大禮堂一千多人的集會上，揭露了以上情況，略微談了一部分我對現實的看法和批評。

本來我以為人的良心都滅絕了，但從聽眾的淚水裡，我看到了善良和同情。屢次熱烈的掌聲，給了我巨大的希望，對於人我又重新生起熱愛之情。

有些教條主義的「衛道者」說，像我這樣的事情與「三害」無關，這是胡說！就是因為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使得那些傢伙膽敢胡作非為。

有人說這是個別現象，不，絕不！從西語系英三周鐸同學的慘不忍聞的控訴里，從那天集會後，來找我的不少同學的傾訴里，證明這絕不是個別現象。我見聞了很多事情，可以說出不少的例子來，就拿我最近知道的北大的事情來說吧，肅反時很多無辜的人被鬥爭，被關押，學校變成了「牢房」，而事後學校黨委又不很好交待。在北京——這全國的心臟出了這樣的事情，真令人難以想象！請問人權和在？

烏雲不止一片，而是很多。解放初，人民對共產黨那股熱愛，不知降低了多少。革命之所以成功，絕不是單純依靠黨的領導，主要是依靠了人民的力量。在艱苦鬥爭的日子里，黨處處依靠群眾，遇事和群眾商量，得到了群眾的愛護和信任。我們知道，在白色的恐怖下，多少群眾冒著生命的危險去幫助黨的地下工作者，多少人為了革命在戰場上犧牲了生命。革命成功了，有些人開始變質了，他們離棄了在艱苦環境中共同生活的妻子，另覓新歡，整天計較威望、名譽、地位、待遇，在生活水平低下的群眾面前顯得派頭十足，十分奢侈。他們不學無術，什麼都不懂，卻佔著領導地位，整天發號施令，盛氣凌人，用他們的主觀來代替法律，代替一切，決定別人的命運，弄得沒有絲毫民主、自由的氣息……我不禁為瞿秋白、方誌敏放聲痛哭！

可是這些名義上為人民服務的，但又不與人民同甘苦，高高在上的人，卻自命為堅定的馬列主義者，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革命家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不計較個人利益，把個人利益放在群眾利益之下。他應該在群眾有小汽車坐了，他才坐；群眾有呢料衣裳穿了，他才穿；群眾住上洋房了，他才住……可是事實上，那些人卻享受特權，生活水平遠遠超過了群眾。為什麼這些人看了生活艱苦的農民，在城市裡住茅房破屋的居民、機關企業中薪金低微而家庭負擔沉重的普通職員，而無動於衷？

我可以說出很多這樣的例子來，這又何必呢？只要多看看報紙，多聽聽別人的談話、牢騷，多看看現實就行了，不要整天把自己蹩（憋）在井底下。

當然，那些變質的人究竟和國民黨時代的軍閥、貪官、污吏有所不同，他如果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別人指出你的缺點之後，就應該冷靜思考，改正過錯。如果你感到沒有能力做領導工作，就自動下來，回到群眾中來，可以去做工、種田，做不動了人民可以養你的老，千萬別再坐在那裡發號施令，貽誤國家。老實說，靠勞動吃飯。靠派頭吃飯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可恥的。

黨在現在提出解決人民內部矛問題來，可以說是很英明的，及時的。但在報紙上鳴的儘是些高級知識分子、資本家。這就說明黨還不能大胆放手。真正的矛盾還是存在於廣大的群眾中，只有全面的揭露，才能把問題擺出來，應該全面的鳴起來，沒有什麼可顧慮的，因為廣大人民還是熱愛社會主義的，大家都不願回到黑暗的過去。

我熱愛我的祖國，我愛社會主義，我相信共產黨，我希望我的祖國成為一個民主、富強、獨立的國家，所以我打破沉默，放聲鳴了出來。

希望黨在整風中整的徹底，把發霉的東西全扔到陽光下面來。我相信整風如整得徹底，全國人民定會空前大團結，將會出現一種民主的、開朗的、沸騰的生活。

自由、民主萬歲！

社會主義萬死！

真理萬歲！

附：我的遭遇完全是事實，北大黨委有我的現成材料；

現在我並向北京市檢察院起訴。因為面臨考試，時間局促，只得寫的（得）簡單些。

我的通訊處是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

顧文選口述

文章來源：《獨立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