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11日訊】【編者的話】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北大共有589名學生被打成右派，其中有五人先後在「文革」中被處決，他們是：中文系的林昭；外語系的顧文選；歷史系的沈元；哲學系的黃中奇，化學系的張錫琨。 這五位遇難的「北大才子」中，林昭遇難最早（1968年4月29日於上海），如今的知名度也最大。其次要數1970年3月至4月「一打三反」運動中在北京被處決的顧文選和沈元，目前已有海內外學者撰文著述研討其人其事。而黃中奇和張錫琨的情況，至今鮮見披露。 此文是海外「文革」研究學者王友琴有關顧文選的研究文章。

（接上期）

橫斷面 IV 顧文選在「肅反」中的遭遇

在１９５７年５月２５日的「控訴會」上，顧文選說了什麼？上引《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未作記載。

筆者查到，1957年7月4日的《人民日報》第二版，頭條文章題為「章伯鈞召集的一次緊急會議」，作者署名是「閔剛侯」。這篇文章裏提到的事情，和顧文選及周鐸有關。

這篇文章是在「揭發」6月6日章伯均和北京六位教授的談話。其中有一段：

在章伯鈞說了現在學校的情況十分嚴重，請大家來研究並考慮在運動中應該怎樣工作後，費孝通首先說現在大學的學生都動起來了。情緒激烈，從這運動揭露出來多次問題看，情況是十分嚴重的。聽說北大有二個學生控訴在肅反中被錯鬥，有人聽了流淚，這種事情在我們知識份子看來是不能容忍的。想不到解放以後，還有這些事，簡直是太黑暗了。今天在我內心中產生了一種新的感情。我對學生所揭發的這些事實是同情的，學生搞起來，事情很容易擴大，現在學生到處找領頭的，如果老師加上去，事情可以鬧大。當然要收也容易，三百萬軍隊就可以收，但是人心是去了，黨在群眾中的威信也去了。他說，今天的問題是制度造成的，非黨人士有職無權，黨團員掌握大權，作威作福，我看不是個人的作風問題，而是制度造成的。

這篇文章裏說的北大二個學生，當是顧文選與周鐸。

在當時的情況下，這篇文章的作者很可能是強化了費孝通的批評口氣以作為費孝通的「罪行」的。在同一天的《人民日報》上的文章中，有非常明顯的不符合事實的報導。我們難以判斷是否費孝通在其講話裏真的用了「黑暗」這樣的詞。從後來實際發生的事實看，不但是「黑暗」，而且是「血腥」，不但蒙蔽了人們的眼睛，而且剝奪了人們的生命。但是在當時，誇大人們對共產黨和政府的批評的激烈程度，然後以此為理由給人定罪，是普遍的事情。特別是因為不允許自我辯護，所以各種誇大性的「揭發」相當容易發生。不過，我們可以判斷費孝通在講話中，是確實提到過顧文選的。我們也從中知道，顧文選和周鐸在１９５７年５月２５日所說的，是關於1955年的「肅反」運動中被「錯鬥」，像費孝通這樣一個年齡大閱歷深的人也深受感動，可見顧文選和周鐸的演講相當動人。

費孝通和顧文選一樣，都被劃成「右派份子」。對於「右派份子」的處罰，權力當局的做法是，對原來地位高名氣大的人比地位低名氣小的人實行的處罰較輕。費孝通是從有名的教授成為有名的「大右派」的。對這些教授的處分一般是降薪降級，還留在學校裏。比如，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向達教授，原來是一級教授，被劃成「右派份子」後，降了一級，成為二級教授。清華大學的錢偉長教授是從一級降成了三級。而大批成為右派份子的大學生，他們常常被輕蔑地稱為「小右派」，由於他們的一次發言或者一張大字報，被送到勞改農場，精神上物質上都被踩到最底層。

1956年以後，大學教師的工資就幾乎沒有提升，所以到文革的時候，那些在１９５７年被劃成「右派份子」後遭到降薪降職的教授的收入，相對來說仍然不算低。這甚至成為他們在文革中受到打擊的一個原因，因為在學校裏工作的比他們年輕的人，工資大大低於他們，對他們心存嫉妒和怨恨。

費孝通，1910年生，1933年考入清華研究院，1938年在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獲得博士學位，1940年代任教於西南聯大，1957年時是中央民族學院教授。1957年，費孝通因為發表「知識份子的早春氣候」，是當時報紙上受攻擊最多的「右派份子」之一。他成為「右派份子」後，仍然在中央民族學院。在文革中，費孝通也被「鬥爭」，進過校園「勞改隊」，住過「牛棚」。文革後，「右派份子」被「改正」，他擔任很高的職務，也常常在報刊雜誌上發表各種文章。但是始終未見他寫到他所經歷的「反右派運動」，當然也沒有再提到他當年講話中說到的顧文選和周鐸。1957年，聽顧文選說在「肅反」中被「錯鬥」，費感到震動，說了上面引用的一些頗動感情的話，也在道義方面表示同情。文革中，顧文選被槍斃。可是，文革後，費孝通可以公開發表意見的時候，他卻不再為顧文選的遭遇說任何話了。雖然言論環境變了，但是費孝通也變了。即使壓力撤去，被壓抑的心態不能像彈簧那樣恢復原狀。

顧文選已經被槍殺，再也沒有可能來說出他後來的更悲慘的遭遇。活著的人如費孝通，有親身經歷，對當時的事件發展，從「右派份子」的角度有清楚的瞭解，同時又有寫作的能力，是應該寫出他的見證的。他沒有寫，可能有各種原因。但是他是應該寫的。２００２年春天，筆者兩次給他寫信，告訴他筆者正在撰寫關於顧文選的文章，向他詢問有關顧文選的情況以及他對當年的事件是否還持有原來的看法還是有新的看法。非常遺憾，至今沒有收到費先生的回信。

片斷V： 顧文選在「肅反運動」中找不到的《廣場》雜誌

據北京大學的一名和顧文選在同一時期被劃成「右派份子」的學生陳奉孝說：

顧原來在杭州公安局工作。五五年由反「胡風反革命集團」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搞了一次大規模的肅反運動，那時顧在公安局裏親眼看到了大量無辜的人受牽連而遭受迫害，他看不慣，替人說話，結果也被打成反革命，並受到嚴刑拷打。五六年共產黨也覺察到了肅反有點擴大化了，因此提出了一個口號，叫做「有反必肅，有錯必糾」，顧被放出來了，以社會青年的身份考入了北大西語系。他在控訴會上以個人的遭遇，對「三害」進行了控訴，與會的同學聽了以後都哭了。後來他的這次發言，百花學社為他出了專文，取名就叫《一個人的遭遇》。（陳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風反右運動」，印入《沒有情節的故事》，497－498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北京，2001。）

陳奉孝１９５７年時是北京大學數學系的學生，劃為「右派份子」後，被判刑１５年。筆者多方輾轉找到了他。他說，顧文選的文章印在百花學社辦的雜誌《廣場》上。這個雜誌僅僅出過一期。他現在沒有這份雜誌。

筆者開始尋找這一本載有顧文選文章的《廣場》雜誌。尋找過程的難度超出了筆者的預想。筆者曾經和其他像顧文選、陳奉孝一樣被劃成「右派分子」的北大學生聯絡，他們都沒有這份雜誌。筆者向北京的兩所大學圖書館尋找，未找到。筆者曾經給北京大學歷史系和中文系的教授寫信求助，沒有結果。

這一本《廣場》雜誌，曾經是北京大學一批學生被劃成「右派份子」遭到嚴重懲罰的「罪證」。在當時人民大學學生林希翎被判刑１５年的判決書上，支持《廣場》被列為她的罪行之一。然而，這份雜誌本身卻再也找不到了。現在我們卻無從知道這本雜誌在哪兒，裏面有什麼，儘管很多人因這本雜誌受苦甚至死亡。這甚至帶給人一種荒誕感，像卡夫卡的小說。然而，這是研究當代中國歷史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最後，終於從住在巴黎的林希翎女士那裏得到了顧文選的這篇文章。1957年，林希翎女士是北京人民大學法律系的學生。上文已經引用過她成為「右派分子」後再被判處15年徒刑的判決書。1957年5月23日，林希翎到北京大學發表演說，批評「肅反」中對人的迫害。兩天以後，顧文選在會上講了他在「肅反運動」受迫害的親身經歷。但是，實際上林希翎並不認識顧文選，甚至也一直不知道顧文選的名字。1957年被劃成「右派分子」的這些大學生，其實是一些散在的個人，他們之間並無聯絡。甚至直到21年後他們得到機會恢復名譽之後，「右派分子」們也沒有為他們的共同命運和歷史作過多少書寫和記載。但是另一方面，掌握無比權力的強有力的政權，把他們作為一個敵人群體而加以無情打擊。

《廣場》上的顧文選的文章有14頁，標題是「我的遭遇」。雜誌是近50年以前用手刻寫在蠟紙上以後油印的，現在已經字跡模糊，但是勉強可讀。

顧文選的講話以一首詩開始，說明他的心跡，不是反對共產黨，而只是反對共產黨裏的錯誤。

本來我不計較我的不幸，

我以為時間，這浩蕩長流回把它沖洗乾淨，

那時我將和過去沒有創傷時一樣，

在生活中享受著愉快和平靜，

可是我沒有力量擺脫那慘痛的記憶，

市場在寂靜的黑夜中被噩夢驚醒，

受了創傷的自尊心得不到片刻的安寧，

腦海裏不時纏著鐐銬的聲音。

我們的時代是個明朗的春天，

但也停留著片片黑雲，

就是這些黑暗的東西，

毀掉了多少人寶貴的青春，

我不能再沈默下去了！

我要呼出這人間的不平。

請人們看清「三害」的面貌，

共同燃起真理的火炬把它燒個乾淨。

顧文選自述，１９４９年時他１５歲，在杭州「參加了革命」：他參加了共青團，以後一直在杭州公安局工作。１９５５年６月中旬開始「肅反」，「當時我對肅反並不在意，因為我沒有問題，在國外也沒有什麼親友，我的親友中也沒有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肅反無論如何也肅不到我頭上來，頂多我和大家一起學習。可是想不到當天下午我們機關裏的領導人就佈置人鬥爭我了。他們掌握的材料主要是：誣衊打擊領導，拉攏小集團，文藝思想反動。」

顧文選認為他的悲劇在於「過分心直口快」，「太單純，太忠厚」，所以被領導和品德不好的同事忌恨。

至於他的「反動文藝思想」，只是他練習寫作，寫了兩篇小說，其中一篇寫了農村出身的共產黨幹部進城後遺棄原妻。僅僅為他的「反動文藝思想」，就鬥爭了他一整天。

顧文選被連續鬥爭幾天以後，因為他不認罪，一天晚上遭到一群鬥爭他的同事的毆打。打得非常厲害。他回手保護自己。結果，他的同事指控他「打人」，用手銬把他反銬，又用麻繩把他捆綁起來。這些人打電話報告了「五人小組」之一的一個副局長後，就把顧文選送到杭州市監獄。在那裏把他上了腳鐐手銬關起來。他被關了四個月。

顧文選說，逮捕他是違法的。理由之一是沒有逮捕證，以後也未補發，逮捕後３６小時內一直沒有提審，完全破壞了逮捕條約。

顧文選還說，監獄裏的飯食很差，蚊子很多，獄規很苛刻。

他給出了種種細節，包括打他的人的名字，時間，地點，還一一告訴了監獄裏吃的東西。他說他說的都是實情，不會一分造假，可以調查。

從法律的角度看，即使顧文選的描述有不合乎事實的地方，也不是犯罪。另外，這些描述看起來是相當真實的。這也是當時連費孝通也受了感動的原因。儘管北京大學當局說他捏造事實，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１９５７年的「右派分子」和文革中「牛鬼蛇神」所遭受的，比顧文選所說的還要壞得多。監獄的伙食還要差，對在押犯人的虐待還要嚴重，逮捕和判決的程式破壞得更多。從１９５５年到１９７０年代，迫害人的制度越來越嚴酷。

顧文選僅僅講了他一個人的遭遇。我們卻可以從別的方面的材料來瞭解「肅反」是怎麼對千萬人進行的。

肅反的指導性文件之一，題為「中央十人小組關於反革命份子和其他壞份子的解釋及處理的政策界限的暫行規定」，這個「規定」上署明的發出日期是一九五六年三月十日。在這個「規定」中，在分條列出了所有的可以定為「反革命份子」的類別以外，有一條說：

「品質極端惡劣的蛻化變質的份子。這種人可以不計算在5％左右的壞人以內，列入審幹範圍去處理。」

這條規定，很清楚了從側面證實了每個單位是有5％的打擊對象的定額的。

一些參加了「肅反」的人們向筆者描述說，當時各單位都成立了「五人小組」領導「肅反」，都是要湊夠5％的比例，拚命威逼恐嚇，要抓出足夠的「反革命」數字來。這裏有來自上面的領導機構的壓力，也因為本單位裏有的人要趁機積極立功。

要注意到，在1955年進行的這一場「肅反」運動之前，已經有過「鎮壓反革命」運動。官方公佈的資料：在1950年１２月到１９５２年中，「關押各種反革命份子２７萬，管制２３萬，處以極刑（殺）７１萬。」（《中國昨天與今天，1840－1987國情手冊》，馬宇平，黃裕沖編寫，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７３７頁）。毛澤東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說的則是殺了100萬。

「鎮反」殺人，也是定好了比例來做的。毛澤東有「關於殺反革命的數位，必須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內」的說法。此話引自１９７７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４０頁，文章題目是「鎮壓反革命必須實行黨的群眾路線」，書中說明寫於１９５０年５月。

《當代中國重大事件實錄》（北京，華齡出版社，１９９３，２７７頁）中有這樣一段話：

１９５１年５月１０日至１６日，「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在京召開。會議根據公安部長羅瑞卿的報告及毛主席的指示，於１５日通過《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並經中共中央批准發至中央局及省市、區黨委。

這個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中說：

各地殺反革命的數位，必須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內：在農村中，一般應不超過人口的１％；在城市中以０。５％為宜；對黨政軍及文教、工商、宗教及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內部清理出來的應判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一般以處決十分之一二為原則。（上引書同頁）

這段文字和《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是同一段文字，只是《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中少了關於殺人比例的句子。農村可殺１％，城市可殺０。５％，不太可能是公安部長羅瑞卿這樣的人在毛澤東的原文中加進去的，而只可能是在２６年後，《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編輯因其殺氣太凶、邪氣太外露而刪掉了這些殺人的百分比。

制定比例來殺人，意味著不必有罪證也不需要經過審判。而且，１％和０.５％是巨大的殺人數字。在殺了這麼多「反革命」和關了大量的「反革命」以後，還要進行一次全民性的「肅清反革命」。為此，全國竟然有75萬專職肅反幹部，作了328萬人次的外出調查（同上書，740頁）。

「肅反」動員的人力，除了任用７５萬專職幹部，還要加上所有以開會等等形式參加的普通工作人員。「肅反」人力消費非常龐大，用掉的經費也一定極其可觀。

這些數字的來源，是當時的公安部長羅瑞卿的報告，題為《我國肅反鬥爭的成就和今後的任務》。他顯然是「肅反」以及在更早時候進行的「鎮反」的指揮官。

為了「挖」出百分之五的「壞人」，「審查」了多少人呢？在《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一書中，關於1955年到1956年的「肅反運動」，作者朱正指出，當時每個單位都按照統一部署，成立了一個「五人小組」，在本單位選定運動對象。為了「造聲勢」，還選出一些人來逮捕，造成運動所需的緊張空氣。他根據一系列材料，分析道：有一百三十多萬人在「肅反」中被整肅；當時全國的各種機關團體學校企業單位的工作人員共計約670萬人，在這些人員中，每五個人就有一個肅反對象。「鬥爭面」就是這樣寬泛。（256－261頁）

在上面引用的顧文選的《我的遭遇》一文中，他自己以為他沒有「問題」，不會成為「肅反」的對象，但是他卻在「肅反」一開始就遭到「鬥爭」，顯然是因為要湊夠５％的比例，必須找出新的「鬥爭」對象。顧文選也是由「五人領導小組」的成員之一命令逮捕卻不需要有逮捕證的。

「肅反」打擊了太多的像顧文選那樣的人，因此，在１９５７年，批評「肅反」成為所謂「右派言論」中比較多見的內容之一，後來也成為劃定「右派分子」的罪行之一。中共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劃分右派份子的標準》中專門規定了一項：「攻擊肅清反革命份子的鬥爭」的，應劃為「右派份子」。這樣，顧文選就被牢牢框住了。

應當指出的一點是，控訴自己遭受的迫害，其實和從根本上懷疑否定這個「肅反運動」，是有所不同的。從現有材料來看，顧文選並沒有從整體上否定「肅反運動」，而僅僅是揭露了「肅反」中的「問題」。但是，當時這就成了嚴重的「罪行」。這當然是因為最高當局不允許對「肅反」提出批評。同時，我們也可以由此知道，當時沒有人從整體上反對「肅反」，沒有人作深層的否定，於是大學生顧文選就成了站在最前排的先鋒人物，也就最先被擊中。

把社會中的一個很大數字的人群，劃出來進行「審查」，隔離審訊，再從中又劃出一部分作為受到永久性處罰的「敵人」，這樣的做法，幾十年來不斷實行，以致有的中國人已經把這樣的做法視為像颳風下雨一樣的常態，不從根本上去質疑和反對。事實上，在人類歷史上，古今中外，這樣一個由當權者制定比例和數字來打擊殺戮人民的做法，只有史達林作過。

羅瑞卿文革被「鬥爭」

主持「肅反」的羅瑞卿，1906年生，四川南充人，在中學時代參加共產黨，「鎮反」「肅反」「反右」運動時期任公安部長，並升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總參謀長，中央軍委秘書長，成為軍隊的最高權力圈中僅次於林彪的人物。後來被毛澤東確定為文革的頭一批打擊對象，所謂「彭羅陸楊」中的一名。1966年3月在高層被清洗後，立即被關押。他在1966年3月18日跳樓自殺，沒有死，但是摔斷了腿，後來截肢。

大規模的學生群眾運動興起以後，羅瑞卿從秘密關押變成了由群眾「鬥爭」。1966年12月，羅瑞卿脖子上掛著大牌子，被裝在一隻籮筐裏，拖到北京的體育場裏，和其他「反黨份子」一起遭到紅衛兵的「鬥爭」。他被裝在筐子裏，是因為他的腿在自殺時摔斷，不能走路。

這種所謂「大會鬥爭」，除了咒罵以外，還包括體罰和毆打。在十萬觀眾揮舞紅色塑膠封面的《毛主席語錄》高喊「打倒」之聲中，拖出一個裝在籮筐裏的斷腿人來作「鬥爭」，實在是文革最無人道最為野蠻的場景之一。而且，文革時代的攝影作品還將此作為正面的畫面來記錄，這是在醜惡之上又加了一層醜惡。

使人吃驚的是，被裝在籮筐裏遭到「鬥爭」的人，對於他自己被安的罪名不承認，但是對他自己曾經發動的對幾百萬人進行過的與此類似的「鬥爭」，至死也並未覺得不安。在1990年代出版的他的女兒寫的關於他的書裏（《紅色家族檔案：羅瑞卿女兒的點點回憶》，羅點點，南海出版公司，海口，1999年），細膩深情地寫到他在文革中的遭遇多麼不公平，卻一字沒有提到他曾多麼殘酷地對待千千萬萬別的人。這本書並且熱情讚美羅瑞卿在「鎮反」「肅反」中的作用，而這兩個「運動」害死了無數人，傷害了無數人。

對羅瑞卿的個人歷史的這種描述，顯然表明這本書的作者只認為：她的父親是不該受到那種野蠻的「鬥爭」的，但是他對別人所作的類似的事情，則是完全不必質疑的。這是從個人利害關係為中心對文革做出的描述和判斷，沒有道德和邏輯的基礎。這樣的描述中隱含的原則是非常有害的。

毛澤東死後，在１９７０年代末和１９８０年代初，鄧小平和胡耀邦主持的「平反」中，除了為文革和「反右派運動」的受害者平凡，也為一部分「鎮反」「肅反」的受害者平反，卻沒有對作惡者進行道義譴責。

最後一個橫斷面：在阿Q群體之中

這是跟顧文選有關又不直接有關的一個片斷。

在「公檢法軍管會」的「通知」裏說：「請各級革命委員會、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組織革命群眾認真討論」。

也就是說，當時作這樣的判決的過程，在「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的作用之外，有「革命群眾「「討論「的部分。至今有人認為」大民主「是文革的主要特色。也許這種由「群眾」來討論，會被當作這種說法的重要根據吧。但是從這份材料本身，也可以看出這種「群眾討論「的功能是什麼。

首先應該注意到，顧文選的主要罪狀之一是「反動言論」，但是材料中沒有介紹他到底說了什麼「反動言論」。關於這一點，當時還有一個特別的說法，把這種「反動言論」列作「防擴散材料」，一律不准復述。如果真的是要「群眾」來「討論」對顧文選的處理，那就應該告訴大家他到底說了什麼「反動言論」。不告訴「革命群眾」顧文選到底說了什麼，卻要群眾「討論」對他的處理，這根本不是真要群眾來參與定罪過程，而是恐嚇群眾，逼迫他們再也不敢講當局不准講的話，不敢說任何可能會被指控成「反動」的言論。為了免於受到顧文選那樣的懲罰，也沒有「群眾」敢對顧文選被重判提出異議。

在歷史上，也還從來沒有一個時代和一個政權，可以把普通人民控制到這樣嚴密的程度。他們不告訴人民這些人的「反革命」活動到底是些什麼，卻要求每一個人都「表態」來支持殺死這些人。他們不但殺人，還要造成一個「眾口一詞」的形勢。他們用恐怖來塑造輿論，這輿論又反過來支持恐怖。

筆者採訪過的人中，有的曾經參加過「公檢法軍管會」要求「革命群眾」對這55人的「處理」作的「討論」。據他們說，「討論」的時候，一片聲音，都是「槍斃槍斃」。

三十年後，一位被訪者說：你能想像那時候北京人有多壞嗎？他們根本不把別人的命當回事兒。他們喊過「槍斃槍斃」，就趕快回家吃飯去了。

魯迅寫的阿Q，在他自己被殺之前，曾經很興奮地去看殺別人的頭。文革年代，普通人也活得像魯迅筆下的阿Q，會興高采烈地參加「公判大會」，把別人被槍斃當作好戲看。

和顧文選同列於一份「反革命」名單上的五十五人中有張郎郎，他當時是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的學生。他最初也是「內定」要判死刑的。他告訴筆者，他曾經被戴上腳鐐手銬押到他的學校去，讓學校的人一一對他的「處理」表態；他的父親和16歲的弟弟也被揪來，站在台下，聽著會場上一片「要求」槍斃他的聲音。

讓張郎郎永遠不忘的是，黃永玉和劉迅兩位老師，聽說是要「討論」關於他的「處理」時，沒有出席這樣的會。據說他們兩人裝病，以此為由不來學校。

黃永玉和劉迅，都是畫家。筆者在黃永玉三十年後寫的書裏找到如下一段：

郎郎在「文革」期間腳鐐手銬押到美術學院來「批鬥」，大會幾天之後分組討論槍斃不槍斃他。我難以忍受決定孩子生死的恐怖，我逃到北海，一進門就遇到王昆，她的孩子周七月那時也要槍斃。我們默默地點了頭，說聲「保重」，擦身而過。那天雪下得很大，登臨到白塔山上，俯覽塵寰，天哪！真是訴不完的孤寂啊。（黃永玉，《這些憂鬱的碎屑》，三聯書店，北京，1998）

黃永玉的這段描寫，夾在介紹他的有趣的鄰里生活的描寫中，對於不瞭解當時的情況的人來說，可能會晃一眼就讀過去了，所以需要對當時的背景作一說明。

這段文字中提到的周七月，也是和顧文選一起被列於55個人的名單上的一個人，文革開始時，是北京外國語學校高中三年級的學生。顧文選在名單上名列第一，張郎郎和周七月兩人則被列為第二十九。他們的「罪名」如下：

張、周二犯思想反動，對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極為仇視。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張、周二犯散佈反動言論，惡毒污衊誹謗無產階級司令部，並多次策劃叛國投敵。一九六六年二月，張、周二犯與外國駐華使館人員取得了聯繫，出賣了我國大量重要軍事、政治、經濟情報。

張郎郎和周七月後來被判刑十年。據張郎郎說，他們兩個沒有如預期的那樣被判死刑，是因為他們二人的父母，都是老資格的共產黨人，級別很高，所以對他們比較「寬大」。

那個年代如此殘酷，所以不槍斃就可以被當作「寬大」。張郎郎和周七月被判十年，只是因為他們曾經結交過幾個法國來的學生，而且是法國的「左派」學生，因為嚮往「革命」而來中國留學。法國學生回法國去了，和他們來往過的中國學生卻成為「特務」「反革命」被捉了起來並且判以重刑。

在「革命群眾」被命令討論他們是否該槍斃的時候，最有同情心的人如黃永玉，也只能是找藉口回避。這是當時最勇敢的反抗行為了。而且，當時想要回避並且真的回避了的人，罕見得如鳳毛麟角。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恐怖的環境啊。在這樣的情況下，能暗暗保持沈默，就非常非常不容易了。「仗義直言」「挺身而出」這樣的漢語成語在當時是無處可用的。

文革的殘酷，不但在於殺害了無數無辜的人，而且還在強迫普通人如果不要做被害者，就要參與為害人者幫兇。

結語

透過以上六個片斷，對顧文選的一生作一個順時間的跟蹤，我們可以看到：

他在１９５５年被粗暴地整肅了一次。他在１９５７年說出了他的不滿，因此他遭到更大的懲罰。他在１９６６年不能忍受而決定逃走。結果在１９７０年他遭到第三次懲罰，這次懲罰使得他再也不可能有任何不滿與違抗，因為這是死刑。

在這三次被懲罰之間，是一種什麼邏輯？只有一種把人送上死地的邏輯。

1949年，顧文選是個僅僅15歲的少年，以後，他逢上了從「肅反」到「反右」到文革的「一打三反」這一系列的「政治運動」，他受到一次比一次嚴厲的迫害，最後被槍殺。他開始受迫害於「肅反」，他被劃成「右派份子」並被關進監獄於「反右派運動」，他被當作「反革命分子」槍殺於文革。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生遭遇」？明明是一個毀滅人的過程。

而且，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孤立的命運。

顧文選經歷過的「肅反」「反右」和「文革」，都有數字極其巨大的人口遭到殘酷的迫害。有的人在第一次打擊中就垮了，有的在第二次打擊中垮了，顧文選經歷了第三次打擊後還不願倒下，於是被殺害。

在1955年的「肅清反革命運動」中，有一百多萬人被整肅。其中有一大批人被關押判刑。在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有５０到１００萬人被劃成了「右派份子」。在文革的各個「運動」中，每次通過「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打擊那百分之五的「一小撮」，累計起來的數字，我們現在還不知道。

文革使迫害的規模和程度達到了最高潮。像顧文選一樣被劃成「右派分子」又入了監獄繼而在文革中被判處死刑槍殺的，僅僅在北京大學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的589個學生中，還有中文系的林昭，化學系的張錫琨，哲學系的黃中奇。

在文革中，連１９５７年迫害過「右派分子」的北京大學中共黨委書記江隆基，連領導了全國「肅反運動」的羅瑞卿，也都遭到殘酷迫害。前者在被殘酷「鬥爭」後自殺身亡，後者在跳樓斷了腿後又遭到殘酷的「鬥爭」。

以意識形態的名義和革命的名義，把人類的一部分宣佈為必須消滅的「敵人」，通過一系列預先設計的所謂「政治運動」，一個政權把社會中的一個群體，不是一個兩個人，也不是幾十個或幾百個人，而是一個極其巨大的人數――人口中的一個百分比，有計劃有組織有系統地予以打擊和消滅，這就是毛澤東對顧文選和億萬中國人所作的。

這一系列的大規模的迫害與屠殺，是毛澤東的「革命」實體的最主要的一部分。同時，這些嚴厲殘酷的行為也保證了無人能夠反抗他的革命。文革延續了十年以上直到毛澤東死後一年才宣告結束。

在二十世紀的世界上，可以與毛澤東的這一系列迫害與殺戮相比的，只有希特勒殺害猶太人，史達林殺害「古拉格群島「上的政治犯，以及波爾布特的「紅色高棉」在柬埔寨的殺戮。他們的反人類罪行，都已經得到了相當詳細的記載和較為廣泛的瞭解。

在史達林、希特勒和波爾布特製造的這些殺戮中，都有巨大的人數死亡。被害者死去。而殺戮的指揮者，不把人當人，而只把他們當作可以碾死的一些螞蟻，只把他們當成一些統計上的數字。毛澤東特有的說法和做法，則是用百分比來制定打擊迫害的對象。仔細檢索了歷史，還不能發現這樣的統治者。

在寫作本文的過程中，非常遺憾，關於顧文選，筆者能夠收集到的只是一些這樣的片斷記錄。因此，對他個人瞭解極少，不知道他的高矮胖瘦，也不知道他的性情脾氣。不過從另一方面看，這方面資料不夠充分的情況對本文來說有可以原諒的一面，因為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個人的體質或者性格方面的特色其實沒有對他的命運起決定性的作用，他的命運是和一連三個所謂「政治運動」纏卷在一起的。是這三個「運動」，即「肅反」「反右」和「文革」，把他，還有千千萬萬的普通的中國人，推向苦難和死亡。

這裏考察的是顧文選一個人的遭遇。他作為一個人被無情地迫害死了。我們從他的故事感到震撼，因為我們也是普通人。

（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