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6日訊】大約是2002年仲春，我從監獄的嚴管隊放回監區。之前我的肺結核覆發，正服藥治療，但因嚴管而中斷，現在需重新去犯人醫院申請服藥。這時，許多犯人奔走相告，說省監獄局成立了一個「罪犯總醫院」，設在湖南省津市監獄，集中治療患結核病的囚犯；又說，該項目是聯合國教科文機構及世界衛生組織資助的，各方面都不差。聽到這麼一個好消息，有結核病的囚犯幾乎個個喜上眉梢，以為自己有救了。
當時我所在的湖南省赤山監獄二千餘囚犯中，患結核病的有好幾百，而且隊伍還在繼續擴大。車間裡常常有囚犯在勞動時突然大口地吐血。赤山犯人醫院人滿為患，許多結核病人只能拿藥，在監區治療。而監區不管你是否有病，病輕病重，統統要早晨五六點鐘出工，晚上九十點鐘收工，誰如以有病為由不服從，則扣你一個「抗拒勞動改造」的帽子，輕者用手銬高高吊掛，每餐只給吃二兩飯，重者先給你一頓電棍、警索，然後再送去嚴管。監獄裡經常聽到慘烈的嚎哭聲，也時不時傳來有人自殺的消息。現在聽說有個「罪犯總醫院」，可以去那裡治病，病犯們那股高興勁兒，儼然抓到了救命稻草。
果然，四月下旬，兩部大卡車拉走了七八十個病犯，前往幾百里外的「罪犯總醫院」。沒能去的怪自己倒霉，一副無可奈何的神色，直到有醫生說，這一批治癒了，還會有第二批第三批，大家才舒了口氣。
七個月後，第一批去的病犯回來了，說已痊癒。我們迫不及待地打聽那裡的情況。誰知，被問到的人個個皺眉搖頭，說那邊只是勞動時間短點，而其它方面比赤山監獄更黑。而且那裡全是由囚犯管理，他們那副凶樣子同嚴管隊差不多，動不動就打罵，發現你的賬上有錢，就逼著你玩撲克賭博，輸得你光光兒為止。他們說，一到那裡就要接受檢查，發現煙全部沒收，說不準抽煙，可過後，被沒收掉的煙公然擺上了犯人的小賣部，隨便買；那裡伙食則常常是水煮蘿蔔，藥吃進肚子就像有刀子在刮；如果你犯了事，關小號子要戴腳鐐，腳鐐不是上鎖，而是用電焊條焊起來，取下時要用電氧割等等。
盼星星盼月亮，等來的卻是一大瓢涼水，聽得我們眼睛都鼓了起來，便都不想去了。但是，不去不行。沒幾天，幾十個病犯又被塞上了大卡車，我也在其中。
罪犯總醫院果然名不虛傳，沒幾天，就出了一樁打人致死的事。一個永州監獄來的病犯，四十幾歲，病怏怏的，那天他肚子痛，想找醫生討點藥，但新來乍到不熟悉，進了隔壁的幹部辦公室。那位幹部捂著鼻子，對著他大聲辱罵，隨即跑來幾個凶神惡煞的工作犯，圍著他就是一陣拳打腳踢。那位病犯當場倒地，耳鼻出血，七八天後一命嗚呼。他被悄無聲息地抬出「總醫院」大門，而醫院當局視之如同死了一隻老鼠，結論是：死於肺結核晚期。
我們當中有些病犯坐不住了，商議著給「總醫院」領導寫個報告，請求改善醫療環境。大家要我代筆，我應諾了。我的報告寫得小心翼翼，措辭委婉，主要提了三個希望：一、病犯的被子太薄，現在正下雪，大家冷得受不了，希望換厚實點的，或多加一條；二、食堂黑板上的菜譜寫著每個禮拜一餐紅燒肉一餐雞蛋，可從未見兌現，希望菜譜名副其實，提高一下病犯的營養；三、病犯到這裡來治病，體現了黨和政府的關懷，為了更好地改造，希望「總醫院」能文明管理，讓病犯們健康平安地回到原監獄。儘管在報告裡，我說得轉彎抹角，但仍然惹了禍。
報告交上去的第二天上午，緊急集合的鈴聲揪心般地響起來。四百來個病犯分成四個中隊，在操坪四周列隊，接受幹部訓話。突然，兩個站在操坪中央的幹部大聲叫我的名字：「張善光！張善光！」；我回答：「到！」。「到這裡來！」。我裝著很鎮定，邁著大步走到他們面前。他們瞪著豹子般的眼睛，死死瞅著我，不講一句話，延續了半分鐘。然後，他們嚴厲地要幾個工作犯，對我搜身。像剝竹筍般，我的衣服被一件件脫去，最後他們扯開我內褲的鬆緊帶，張著眼睛往裡瞧。四周的病犯呆呆地看著，這分明是拿我示眾。一陣陣揚雪的北風吹得我全身發麻，瑟瑟哆嗦。搜完了，幹部又大聲交待：把張善光從八號病室調到十二號，立即搬！我聽了，腦袋「嗡」地脹了起來。這可是要我的命啊！
「總醫院」，病犯宿舍也是上下鋪，十六個人一間。八號病室，都是病情穩定的犯人，不傳染；而十二號病室，住的清一色是開放性肺結核，晚上，上上下下是一片咳嗽聲，不時有人往痰盂裡吐一團團的血痰。我很是惶恐，這樣的環境，幾個月下來，不但老結核去不掉，還會染上新疾，比如骨結核、腎結核等等。我不怕死，但如果將奄奄一息的我，丟給已經為我吃過千般苦頭的至親至愛的家人，則實在難以接受。我必須想辦法離開恐怖的十二號。
第二天，我找到中隊幹部，陳述這不符合醫院管理規程，要求離開十二號。他板著臉說：這是上頭安排的，不住也得住，監獄裡怎麼能由著你！我問是哪個上級，他則不理睬。我找醫院的領導，他們個個都是冷冰冰的，趾高氣揚，沒聽我講完，便揚長而去。我想絕食絕睡，但轉念一想，硬碰硬會更糟糕。
無奈之下，我找到積委會一位任職的犯人，向他求助。我粗懂些法律，剛來時曾經給他解答過法律問題，故而他對我較為友好。他告訴我，醫院拿我開刀，是因為那份報告。以犯人集體的名義向院方寫報告提要求，是最犯忌的事，沒有過先例。我問如何才能調出十二號，他眯了會兒眼睛說：「最好的辦法是給XX送點禮」。我心裡一震：給幹部送禮？我憑什麼要給他送禮？這不是行賄嗎？他見我猶豫著，又說這裡就是這種風氣，安排好的勞動崗位、申報減刑什麼的，都是靠這個；這是孫悟空的金箍棒，百戰百勝。他又說：不過你是政治犯，他會不會收你的很難說。
我想想，最終心一橫：管他收不收，試試看。我問：「一般送多少？」答：「買五六百塊錢的好煙即可。」我驚訝：「這麼少？在赤山監獄，囚犯給幹部送禮動輒就是數千元、上萬元。」他說：「你在這裡只呆幾個月，換間病房對他來說，是一句話的事。夠了，夠了。」於是我們談妥，我到小賣部買煙，交給他，他代我送給XX——我從未送過「禮」，又不情願幹這事，不知道該怎麼說話。
煙送過去的當天下午，那位朋友便匆匆跑來告訴我說「收了」，XX正在房間等我問話。他又交代：院方主要是擔心你們一夥起鬨，挑戰醫院的管理模式，你把這事向他做個解釋就行了。我點點頭，去房間找那位幹部。他問了問我的情況，說了些「安心治病」的話，語氣、臉容頗有人情味，總共沒五分鐘。我出來後，一支煙的功夫，來人通知我：搬回原來的病室。
我後來幾個月的日子好過多了，沒有幹部再刁難我，工作犯對我也是嘻嘻哈哈，以禮相待。不久，我還託人弄了一部收音機，每天晚上半公開地聽一兩個小時國際電台,也沒人幹涉。我笑著想：「送禮」還真靈驗。到後來，我竟然還能去醫務室翻看病歷，瞭解到了兩件我難以釋懷的事。一件是，我的結核本來一直是左肺，但「總醫院」的入院記錄卻是左右肺都患有結核。當時真把我嚇了一大跳，但到臨離開時再去看病歷，診斷是右肺完全治癒，已無病灶，左肺穩定鈣化。真是華佗再世，妙手回春。另一件是，一個劉姓仍處於開放期的結核病犯，按規定應繼續留院治療，但竟突然通知他同我們一道回監獄，而另一個痊癒的黃姓病犯卻不走了。據說是有幹部要把黃某留在這裡做工作犯，只是「總醫院」沒指標，這才將兩人調了包。
終於要離開「罪犯總醫院」這個鬼地方了，病犯們都歡天喜地。但對我來說，確確實實還有那麼一點點留戀的感覺，這是我第二次十年監獄生活中最平靜的一段日子。
2012年1月10日
《中國人權雙週刊》首發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