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善光:我在「罪犯總醫院」行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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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2年2月6日訊】大約是2002年仲春,我從監獄的嚴管隊放回監區。之前我的肺結核覆發,正服藥治療,但因嚴管而中斷,現在需重新去犯人醫院申請服藥。這時,許多犯人奔走相告,說省監獄局成立了一個「罪犯總醫院」,設在湖南省津市監獄,集中治療患結核病的囚犯;又說,該項目是聯合國教科文機構及世界衛生組織資助的,各方面都不差。聽到這麼一個好消息,有結核病的囚犯幾乎個個喜上眉梢,以為自己有救了。

當時我所在的湖南省赤山監獄二千餘囚犯中,患結核病的有好幾百,而且隊伍還在繼續擴大。車間裡常常有囚犯在勞動時突然大口地吐血。赤山犯人醫院人滿為患,許多結核病人只能拿藥,在監區治療。而監區不管你是否有病,病輕病重,統統要早晨五六點鐘出工,晚上九十點鐘收工,誰如以有病為由不服從,則扣你一個「抗拒勞動改造」的帽子,輕者用手銬高高吊掛,每餐只給吃二兩飯,重者先給你一頓電棍、警索,然後再送去嚴管。監獄裡經常聽到慘烈的嚎哭聲,也時不時傳來有人自殺的消息。現在聽說有個「罪犯總醫院」,可以去那裡治病,病犯們那股高興勁兒,儼然抓到了救命稻草。

果然,四月下旬,兩部大卡車拉走了七八十個病犯,前往幾百里外的「罪犯總醫院」。沒能去的怪自己倒霉,一副無可奈何的神色,直到有醫生說,這一批治癒了,還會有第二批第三批,大家才舒了口氣。

七個月後,第一批去的病犯回來了,說已痊癒。我們迫不及待地打聽那裡的情況。誰知,被問到的人個個皺眉搖頭,說那邊只是勞動時間短點,而其它方面比赤山監獄更黑。而且那裡全是由囚犯管理,他們那副凶樣子同嚴管隊差不多,動不動就打罵,發現你的賬上有錢,就逼著你玩撲克賭博,輸得你光光兒為止。他們說,一到那裡就要接受檢查,發現煙全部沒收,說不準抽煙,可過後,被沒收掉的煙公然擺上了犯人的小賣部,隨便買;那裡伙食則常常是水煮蘿蔔,藥吃進肚子就像有刀子在刮;如果你犯了事,關小號子要戴腳鐐,腳鐐不是上鎖,而是用電焊條焊起來,取下時要用電氧割等等。

盼星星盼月亮,等來的卻是一大瓢涼水,聽得我們眼睛都鼓了起來,便都不想去了。但是,不去不行。沒幾天,幾十個病犯又被塞上了大卡車,我也在其中。

罪犯總醫院果然名不虛傳,沒幾天,就出了一樁打人致死的事。一個永州監獄來的病犯,四十幾歲,病怏怏的,那天他肚子痛,想找醫生討點藥,但新來乍到不熟悉,進了隔壁的幹部辦公室。那位幹部捂著鼻子,對著他大聲辱罵,隨即跑來幾個凶神惡煞的工作犯,圍著他就是一陣拳打腳踢。那位病犯當場倒地,耳鼻出血,七八天後一命嗚呼。他被悄無聲息地抬出「總醫院」大門,而醫院當局視之如同死了一隻老鼠,結論是:死於肺結核晚期。

我們當中有些病犯坐不住了,商議著給「總醫院」領導寫個報告,請求改善醫療環境。大家要我代筆,我應諾了。我的報告寫得小心翼翼,措辭委婉,主要提了三個希望:一、病犯的被子太薄,現在正下雪,大家冷得受不了,希望換厚實點的,或多加一條;二、食堂黑板上的菜譜寫著每個禮拜一餐紅燒肉一餐雞蛋,可從未見兌現,希望菜譜名副其實,提高一下病犯的營養;三、病犯到這裡來治病,體現了黨和政府的關懷,為了更好地改造,希望「總醫院」能文明管理,讓病犯們健康平安地回到原監獄。儘管在報告裡,我說得轉彎抹角,但仍然惹了禍。

報告交上去的第二天上午,緊急集合的鈴聲揪心般地響起來。四百來個病犯分成四個中隊,在操坪四周列隊,接受幹部訓話。突然,兩個站在操坪中央的幹部大聲叫我的名字:「張善光!張善光!」;我回答:「到!」。「到這裡來!」。我裝著很鎮定,邁著大步走到他們面前。他們瞪著豹子般的眼睛,死死瞅著我,不講一句話,延續了半分鐘。然後,他們嚴厲地要幾個工作犯,對我搜身。像剝竹筍般,我的衣服被一件件脫去,最後他們扯開我內褲的鬆緊帶,張著眼睛往裡瞧。四周的病犯呆呆地看著,這分明是拿我示眾。一陣陣揚雪的北風吹得我全身發麻,瑟瑟哆嗦。搜完了,幹部又大聲交待:把張善光從八號病室調到十二號,立即搬!我聽了,腦袋「嗡」地脹了起來。這可是要我的命啊!

「總醫院」,病犯宿舍也是上下鋪,十六個人一間。八號病室,都是病情穩定的犯人,不傳染;而十二號病室,住的清一色是開放性肺結核,晚上,上上下下是一片咳嗽聲,不時有人往痰盂裡吐一團團的血痰。我很是惶恐,這樣的環境,幾個月下來,不但老結核去不掉,還會染上新疾,比如骨結核、腎結核等等。我不怕死,但如果將奄奄一息的我,丟給已經為我吃過千般苦頭的至親至愛的家人,則實在難以接受。我必須想辦法離開恐怖的十二號。

第二天,我找到中隊幹部,陳述這不符合醫院管理規程,要求離開十二號。他板著臉說:這是上頭安排的,不住也得住,監獄裡怎麼能由著你!我問是哪個上級,他則不理睬。我找醫院的領導,他們個個都是冷冰冰的,趾高氣揚,沒聽我講完,便揚長而去。我想絕食絕睡,但轉念一想,硬碰硬會更糟糕。

無奈之下,我找到積委會一位任職的犯人,向他求助。我粗懂些法律,剛來時曾經給他解答過法律問題,故而他對我較為友好。他告訴我,醫院拿我開刀,是因為那份報告。以犯人集體的名義向院方寫報告提要求,是最犯忌的事,沒有過先例。我問如何才能調出十二號,他眯了會兒眼睛說:「最好的辦法是給XX送點禮」。我心裡一震:給幹部送禮?我憑什麼要給他送禮?這不是行賄嗎?他見我猶豫著,又說這裡就是這種風氣,安排好的勞動崗位、申報減刑什麼的,都是靠這個;這是孫悟空的金箍棒,百戰百勝。他又說:不過你是政治犯,他會不會收你的很難說。

我想想,最終心一橫:管他收不收,試試看。我問:「一般送多少?」答:「買五六百塊錢的好煙即可。」我驚訝:「這麼少?在赤山監獄,囚犯給幹部送禮動輒就是數千元、上萬元。」他說:「你在這裡只呆幾個月,換間病房對他來說,是一句話的事。夠了,夠了。」於是我們談妥,我到小賣部買煙,交給他,他代我送給XX——我從未送過「禮」,又不情願幹這事,不知道該怎麼說話。

煙送過去的當天下午,那位朋友便匆匆跑來告訴我說「收了」,XX正在房間等我問話。他又交代:院方主要是擔心你們一夥起鬨,挑戰醫院的管理模式,你把這事向他做個解釋就行了。我點點頭,去房間找那位幹部。他問了問我的情況,說了些「安心治病」的話,語氣、臉容頗有人情味,總共沒五分鐘。我出來後,一支煙的功夫,來人通知我:搬回原來的病室。

我後來幾個月的日子好過多了,沒有幹部再刁難我,工作犯對我也是嘻嘻哈哈,以禮相待。不久,我還託人弄了一部收音機,每天晚上半公開地聽一兩個小時國際電台,也沒人幹涉。我笑著想:「送禮」還真靈驗。到後來,我竟然還能去醫務室翻看病歷,瞭解到了兩件我難以釋懷的事。一件是,我的結核本來一直是左肺,但「總醫院」的入院記錄卻是左右肺都患有結核。當時真把我嚇了一大跳,但到臨離開時再去看病歷,診斷是右肺完全治癒,已無病灶,左肺穩定鈣化。真是華佗再世,妙手回春。另一件是,一個劉姓仍處於開放期的結核病犯,按規定應繼續留院治療,但竟突然通知他同我們一道回監獄,而另一個痊癒的黃姓病犯卻不走了。據說是有幹部要把黃某留在這裡做工作犯,只是「總醫院」沒指標,這才將兩人調了包。

終於要離開「罪犯總醫院」這個鬼地方了,病犯們都歡天喜地。但對我來說,確確實實還有那麼一點點留戀的感覺,這是我第二次十年監獄生活中最平靜的一段日子。

2012年1月10日

《中國人權雙週刊》首發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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