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1日訊】中國作為一個官本位的國度，由來已久了。為什麼會形成這樣的國度，而且幾經改朝換代、社會變革都不能撼動，反而不斷加強，我個人認為，這是因為中國有著歷史悠久而且勢力頑固的官場習慣，這個習慣的形成，是長時期帝王統治的必然結果。天下是一個人的，所有的事都由這一個人說了算。擴展開來，延續下去，就形成了只要是管事的就說了算的習慣。就算天下不是一個人的，也必須是一夥人的，而不是全社會的，總要有掌握利益分配權力的人和被左右擺佈的人，就是要有「說了算」的和「聽吆喝」的，「說了算」就是在做事之前有決策權，在做事的過程中有指揮權，在做事之後有結論權。誰當官誰說了算，誰的官大誰說了算；誰是當官的，誰就是對的，誰的官大，誰就是真理，這就是中國的官本位。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歷史和現實也從另一個角度解釋了這種習慣。
在中國，當官的是統治者，不當官的都屬於被統治者；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是牧羊人和羊的關係。比如州官又叫做「州牧」、替皇帝到各方做事又叫「代天巡牧」、形容官多用「十羊九牧」，等等。羊怎麼可以有自己的主張，怎麼能不聽牧羊人的？
這種習慣具體體現在社會活動中，就是一切以長官的意志為主導，一切以長官的利益為核心，一切以長官的心情為晴雨表。決定要做什麼事情時，首先要看是否符合長官的利益，是否符合長官的意願，只要是符合長官利益和意願的事情就可以做，不符合的就不能做，這就是「長官意志」。因為做事之前先要決策，而長官是決策者，他在決策的時候，不能不先考慮自己的利益。中國人總結了人最基本的天性，叫做「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當官的也是人，自然也有這種天性。如果當官真的意味著責任、義務、付出、犧牲，真的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後」，我敢說，絕對沒有幾個人再願意當官了。
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只是一種理想而已。如果不打破官場習慣，在中國這就只能是一種永遠的理想，任何社會，任何時代，我們都不能祈求真正做到這一點，甚至不能企圖稍微好一點。孟子之所以要提出這樣的觀點，就是因為現實不是這樣，希望有所改變。
為了改變這種狀態，一些真想以「民為貴」的人也做了不少的努力。比如推翻帝制，倡導「天下為公」；比如把當官的稱為「公僕」；比如講要「為人民服務」；比如把政府的「管理職能」改為「服務職能」。但不管怎麼講怎麼改，就是扭不過來實際當官者的牛頭，即使把「公僕」解釋得再動聽，他們還是「一等人」。
這種官場習慣只在一個體制內起作用，土匪對於官軍，起義軍對於官軍，戰爭中的敵對雙方有時不講這種習慣，所以才有不斷的戰爭殺伐、改朝換代；同一個朝代內，也有不斷的顛覆傾軋、奪權鬥法。人們都想建立屬於自己的體制，或者擠進已有的體制中去，成為體制中的一員，成為「說了算」的人。
文化大革命是中國唯一一次在某些方面打破了這種習慣的社會運動。不過，雖然在一些層面打破了官場習慣，但是並沒有建立起「誰對誰說了算」的體制，更沒有真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所以只能是一場動亂。
我們有數不清的歷史依據，也有說不完的親身經歷，我們身邊就是這樣的環境。一群人中，一個場合中，誰是官誰就有發言權，誰的官大，誰就可以下結論。一個地方，一個部門，一個單位，都有個所謂的「一把手」，他的一隻手可以遮住天，可以按住地，可以把握一切。一群老百姓在說笑，如果有個官（哪怕是最小的）來了，也立刻會「一鳥入林，百鳥禁聲」。人們對此早已習慣和認可了，即使自己受了委屈，也絲毫不覺得有什麼不對。因為人們心裡都有一個明確的觀念——他是管著我的。
想想眼下的事情，不是嗎？有很多事本來是好事，該做，很多人都希望做，但是就因為說了算的人沒有點頭，就做不了；有很多事明顯是壞事，很多人都做了努力，卻沒有辦法杜絕，只有當某個說了算的人說話了，才能得到解決。
保護這樣的習慣，就能保證當官的利益。這種利益包括多個方面：物質享受、心理滿足、面子光彩、肉體慾望、親朋均霑、等等。所以，凡當官的都要竭盡全力維護這種習慣。他們維護這種習慣，就是維護自己的利益，這是比做什麼事都要認真，都要賣力。所以，在中國要想進行一次革新非常艱難。試想，所有既得利益者都在努力保護這種習慣，誰還有能力改變它？誰又願意去改變它？如今反腐敗難，就難在「法嚴難以責眾，忍痛難以割愛。」
有人說，中國要實現真正的民主社會，還需要多少年的時間，好像只要拖延下去，靠著日月銷蝕，民主慢慢總會來的。其實，這決不是一個時間問題。孟子被尊為「亞聖」，按說在中國也是有一定「政治」地位的，他提出的「民為貴」的觀點已經兩千多年了，結果怎樣？如果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一個人說了算或一夥人說了算的體制，就永遠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如果不能用一種全社會都認可的規則來約束全社會，就永遠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公正、平等、和諧。
西方也有一些君主制國家，但他們的王室追求、推崇的是平民化；中國已經不是君主制了，當官的卻在推行王室化。這就是因為中國長期的文化傳統和頑固的官場習慣在起作用。
那麼，是不是中國就沒有走向真正民主的希望了？不是。很多有識之士提出過自己的見解，比如讓憲法真正起到該起到的作用，司法獨立，加強監督，等等。主意是好主意，話是好話，但是不落實在實際上，全都白費。打破官場習慣，是中國唯一的出路。
文章來源：《炎黃春秋》雜誌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