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28日訊】上學的時候一想起9.18就對蔣介石恨得牙根癢癢，總覺得那「絕對不抵抗」的手諭簡直是混蛋無耻到極點，五分之一的大好河山便那樣拱手相送，其賣國行徑簡直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僅憑這一條，蔣介石之罪該萬死，幾乎可以蓋棺論定了。
然而，痴長了幾歲後，我對蔣介石的這段醜史却有了一點體諒。我知道這話講出來立馬會被亂磚拍死，不過畢竟不吐不快，說出來如果有不對，也好請大家趕快懲前毖後，把我這漢奸苗頭扼殺在繈褓中。
首先，蔣介石為什麼「絕對不抵抗」？這種不可思議的赤裸裸的「賣國」決策是憑什麼做出的？我們的教科書一直說蔣介石是要專心「剿共」，沒心思抗日。我認為這有點抬舉當時的中共了，1931年的紅軍才幾萬人，裝備低劣，活躍於三不管地帶，蔣雖然仇恨共產主義，「剿共」積極而且「殘忍」，但說中共是當時蔣最大的威脅却言過其實，中共的威脅遠不如那些表面「歸附中央」，實際蠢蠢欲動的割據軍閥大。
1931年距東北易幟(蔣名義上統一中國的象徵)不過3年，而席捲半個中國的「中原大戰」剛結束1年，國內滿目創痍，百廢待興，國家機器尚不能有效運作，統一的局面也不穩定，可以說彼時的中國，不論經濟，政治，軍事都處於分崩離析的狀態，而蔣的「領袖」地位也不鞏固，根本沒有把握指揮全國的割據力量與日本做決死戰。在這種局面下，如果與日本發生全面戰爭，中國幾乎是毫無成算的。所以，我有理由相信，蔣介石更多地是考慮到當時中國尚無能力與日本決戰，如果勉力為之，恐有滅頂之虞，因此才「忍悲含憤，函待國聯解決」。(蔣9.18後對民眾的講話)
實際上，從1931年起到7.7事變，蔣的確在背著「賣國」罵名苦心經營戰備: 抓緊修築寧滬杭國防工事，購置西式軍火，聘請德國「教習」訓練軍隊，組建德式機械化師，拉攏收編割據勢力，鞏固中央地位（剿共也可看作是努力的一部分），同時國內經濟和基本建設也有了初步積累，使中國初具現代國家之雛形。正因為蔣介石的這些努力，中國才能在抗戰爆發後動員數百萬大軍與日寇做殊死搏鬥，並重創日軍，使其速亡中國的計劃破產。儘管如此，從戰爭的進程看，中國的實力仍和日本有較大差距，戰爭初期一路喪師失地，半壁江山淪落敵手。
從中國軍隊的不濟，我們可以設想假如這場戰爭爆發於1931年，中國可能連重慶也守不住，損失、犧牲會更大。可見，東三省的放弃，可以看作是一種戰略上的退却，是為進一步有效的反攻爭取時間，積累力量。毛澤東弃延安老巢於不顧，拱手讓與胡宗南，人人都說高明；列寧當年也曾與德國簽定不平等條約；蔣弃守東北，雖不敢說「高明」，但自知之明還是有一點的。蔣介石到「强盜俱樂部」國聯告狀，似乎是笑柄，但國聯雖然沒有懲戒日本的實際行動，畢竟通過了譴責日本軍事行動的「李頓報告」，使日本在道義上處於不利地位，而未能在短時間內把中國拉入全面戰爭的深淵。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當時駐守東北的是非嫡系的張學良部。後來蔣讓張學良去進攻紅軍，有人說蔣是借紅軍來打擊異己部隊。但蔣介石為何不拿東北軍去喂更為强悍的日軍呢？那樣即可以更有效地「打擊異己部隊」，又能贏得「抗戰領袖」的美名，何必讓東北軍「完整」地躲進關內呢？可見蔣的妥協的確是從中國的全局考慮，避免與日本發生全面戰爭，並非出於一己私利。
我不知道蔣介石從1931到1937年承受「賣國」的罵名，心情是否很痛苦。當然蔣是領袖，可能承受力較强，但我覺得蔣是有點委屈的，這從抗戰初期蔣介石在凇滬會戰中不顧一切地與日軍硬拼就可以看出些端倪。蔣幾乎拼光了中央軍的精華（包括苦心經營的德式樣機械化師），並反復對部下大喊：「把日寇趕到黃浦江裏去！」其對日本怨恨之深，復仇願望之强，與1931年的退讓正成鮮明對比，連毛澤東都批評他是不切實際的「速勝論」，看得出他極欲洗刷「賣國」的罪名。可惜這一次他又太急了，凇滬會戰中義和團式的蠻幹造成大量無謂的犧牲和損失，甚至連經營10年之久的寧滬杭國防工事也在大潰敗中一槍不發地放弃了，而上海的潰敗直接導致了南京的慘劇。
（編者按﹕實際上蔣介石決心為之的上海會戰，多少是有作者所言之的「情緒」在內的，不過更是為了打給這個沒有公理的世界看的。但這都不是蔣的主要動機和戰略。事實是，正是三個月上海會戰的慘烈和與之配合的京漢、津浦、京包三線由北向南的節節抵抗，及其慘烈犧牲，才真正地將日寇「三月亡華」的狂夢破滅了，從而達成了前期抗戰以「時間爭取空間」，即遷移大後方、保護大後方以備長期抗戰的目的。這才為以「空間爭取時間」的抗日戰爭總戰略的勝利奠定了基石）。
客觀地說，蔣介石是一位有著嚴重缺陷的領袖人物，重大的戰略失誤也斑斑可考，但我認為，蔣介石面臨民族大義的歷史關頭時，其表現起碼是合格的：他畢竟堅持抗日而沒作汪精衛，為中國在聯合國爭到了否決權，退居臺灣後雖「複國」無望但仍嚴厲鎮壓台獨，雖然丟了外蒙但屬於上當受騙更隨之反悔，西藏一直抓得很牢……這些都是明擺的事實，所以蔣介石1931年的「絕對不抵抗」，絕不是白送滿洲給日本――他是要搶回來的。
抗戰勝利後，蔣派人到美國國會去要錢打共產黨，並囑咐使團官員留心美國的山川風土政治民情，說將來萬一兩國決裂開戰，可資情報之用。可見蔣是確實是一個愛國主義的領袖，這也是他不可能做汪精衛的原因。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