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25日訊】最近，美國各地中文學校掀起簡體字與正體字孰優孰劣之爭，這使我想起中國大陸已經去世的名學者吳宓。他在六０年代寫過一篇列舉簡體字不當與讚揚孔孟思想的文章。到了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他因此文賈禍，遭到嚴重批鬥。從一九六六年起到一九七六年文革結束，他被打、被囚、被辱了十年，到一九七八年才在故鄉壽終正寢，結束了屈辱的一生。
吳宓字雨僧，一八九四年在陝西涇陽出生，一九二一年獲美國哈佛大學文學碩士，回國後曾任東南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教授、國學研究院主任、西南聯大教授、武漢大學教授、學衡雜誌社總編輯。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後，歷任重慶大學、西南師範學院教授，長於西洋文學研究、紅樓夢研究，著有吳宓詩集，翻譯法國馬西爾論「現代美國之新文學」等，是治學勤奮、寫作不輟的學者兼作家。
吳宓在一九五七年大陸掀起反右運動之前，曾就大陸推行的簡體字發表文章在「光明日報」上，評論簡體字的不當與不便，並認為簡體字不應該透過政治壓力來推行。沒有想到，反右時他因這篇文章被打成右派，到了文革更成為他的致命傷，導致他被批鬥、毆打、羞辱、折磨整整十年，最後被當局從北京遣回西安家鄉，鬱鬱以終，享年八十四歲，是苦難中苟活壽命較長一個「臭老九」。這裏簡述他被整受害的一段過程，讓他在海外的親友對他有所瞭解。
吳宓是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遭到衝擊的。四川西南師範學院的紅衛兵衝進他在重慶的住所就打，並把他供奉妻子鄒蘭芳的遺像撕得粉碎，從此以後，大批小鬥，每次都被打得遍體鱗傷、死去活來。但是，吳宓的生命力特別強，任由紅衛兵小將揪、打、踢、罵，終於熬到文革結束，真不容易。
綜合吳宓被鬥的現行罪名，歸納出三個：（一）供奉臭老婆亡靈牌位，把毛主席玉照隨便貼在牆上，有冷落毛主席之實，有反對毛主席之嫌。（二）在課堂上向學生放毒，反對簡體字推行，怨責口糧不足，說什麼「三兩尚且不夠，何況二兩乎？」（三）肆意宣傳帝國主義——美、英、法的文化。
紅小將命令吳宓跪在毛主席像前認罪。他不跪。被紅小將猛踢後腿才跪下，但腿骨折斷仆倒，接著紅衛左右兩邊揪他耳朵，不斷扭擰，使他痛徹心肺、兩耳欲斷，最後被紅衛兵一腳踢翻在地，昏死過去。醒過來之後，紅衛兵已離開，他掙扎爬起來閉門思過，檢討自己罪行，銷毀文件、日記、著述、文稿、書籍，以免留下罪行挨打。沒有想到抄家接踵而來，家裏一切有文字的東西都被抄走。幾天後，吳宓便被關入牛棚。未幾，又被單獨隔離，住在一個積水二寸的小房間。房裏只有一張木床，工資取消，每月發十五元生活費，維持他的「生存權」。
吳宓生活雖苦，活下去已無問題，但卻準備隨時挨批鬥。十年中鬥了多少場，他都記不起了。只知道有兩種鬥法：一種是集體鬥，另一種單獨鬥。兩種都很可怕，每次都挨打，有時左右打耳光、有時有鞭抽、有時用棍打、有時用針刺，不論哪一種方法，都令人疼痛難熬，恨不得當場死去。
鬥爭的方法雖可怕，鬥爭的姿態更難忍。在紅衛兵一聲令下，被鬥的吳宓得立正、屈膝、躬腰、低頭、雙臂前探如噴氣式飛機，然後迫他交代、揭發、追問、批判，滿場都是吼叫聲，他則被拉扯、踢打、辱罵。紅衛兵追究吳宓的歷史罪名有：反動學術權威、買辦文人、封建走狗、蔣介石文化打手、美帝國主義幫兇，等等。對這一切罪名，吳宓絕不抗辯，只支吾二句後就不吭聲，這樣還可苟延殘喘三五日。
吳宓在西南師範學院的黨委書記張永清，也在劫難逃被批鬥，歷史系講師某君受不了痛苦，攀誣張永清組織一個取代中共的政黨，有黨章、有綱領、開過會、有人事安排、有發展組織計劃、有發展對象，吳宓是其中之一。紅衛兵得此口供大樂，視為「特大捷報」，所有被攀誣的人，包括吳宓都被關入黑房，晝夜審訊鬥爭，大會小會、個別追查、車輪戰術、疲勞轟炸，黑房外有紅衛兵把守。
吳宓關在黑暗水房久了，全身髒癢難受，只好向把守的紅衛兵請求洗個澡。紅小將回答說：你說老反革命想洗澡，這容易，我來侍候你。一會兒另一個紅小將提一桶涼水來，兩人合手合腳扒光他的衣服，把他從床上拉下來，站在泥水地上，高的一個拎著吳宓胳膊，另一個揮動刷大字報的毛刷，把涼水用搪瓷盆澆在吳宓身上，然後用刷打吳宓。那是寒冬的初春季節，涼水凍入心扉，吳宓渾身發抖，接著毛刷在他身上亂刷，直到吳宓跪下磕頭求饒哭叫，他們才問他好不好玩？最後，吳宓實在受不了，喊叫救命，紅小將才將整桶涼水從頭淋下來，說是為他「提壺灌頂」。吳宓哭著說紅小將整他，紅小將說這不是整，要整就要把他的耳朵、鼻子一樣樣割下來。他們問吳宓是不是想挨整，吳宓只好磕頭求饒，並向紅小將致謝，這才保住耳鼻。
最叫吳宓難過的是：某次他躺在床上想絕食求死，紅小將罵他，「絕食是向造反派、向文化大革命、向偉大領袖毛主席猖狂反撲……」於是，叫來幾個男女紅衛兵，把吳宓按在床上，朝他鼻子裏通往食道處塞一根膠管，然後灌入一大碗廚房丟棄的潲水，裏面飯菜混合，把他的胃填得的鼓脹、穢臭不堪，熏得他腦酸淚流、痛苦難當。紅小將告訴他，這叫做鼻飼。
經過四天「鼻飼」，吳宓求死不得，但活得難受，直到他同意自己掏錢去買飯菜吃，才停止那種慘無人道的「鼻飼」，但紅衛兵繼續追究他的反革命罪行，要他說出同謀，於是他又受了不少皮肉之苦。對吳宓來說，這些皮肉之苦已經習慣，也知道如何應付，最使他難忘的還是難友間彼此幫助的情義。正如吳宓所說，那是「牛棚之誼」。
吳宓曾經向親如兄弟的另一位學者張紫蓮敘述一件事，他們學院的年輕院長，是一個只有五十歲的工農幹部，是中共中央根據外行領導內行派到學院當院長，在造反有理的年代，也被打入黑五類，與吳宓等「反動學術權威」一樣挨打被批鬥。有一段時間，他每天與吳宓在一起排隊躬身，讓紅衛兵以鞭棒打屁股。為了減輕吳宓被鞭之苦，每次他都在抽鞭揮棒時把臀部向後突出，超過吳宓，所有打下來的棍棒他都承受下來，甚至打吳宓的鞭棒也落在他身上，使吳宓十分感動。這在當時人整人、人害人、人殺人的年代，是十分不容易的一點人性光輝。
吳宓對年輕院長的「義舉」很感動，曾多次向院長說：「你怎麼可以替我挨打！」院長回答說：「你這樣大年紀，又瘦成這個樣子，怎麼吃得消，再打斷骨頭怎麼辦？我年輕、身體棒，多吃幾下沒關係。」
有一次，四川兩派造反派武鬥，雙方都有長短槍、手榴彈，鬥得十分激烈，因此禍及被兩派強迫勞動的「反動學術權威」。有一天，吳宓正埋頭揮鋤、汗流腦轟，突然，在一旁勞動的年輕院長大叫一聲：「快！有手榴彈！」說著就撲向吳宓，抱住他向挖好的壕溝飛滾，跌入溝水中，而落在吳宓身邊的手榴彈爆炸，彈片四濺，接著槍聲四起，土炸彈橫飛，院長救了吳宓一命。
吳宓另一個「牛棚友誼」，來自一名女性「反動學術權威」劉尊一。時間已到了一九七二年，吳宓已從牛棚出來，返回西南師範學院，改善生活、恢復工資，校革命委員會的幹部告訴他「希望他加強學習，改造思想，不要辜負毛主席天高地厚之恩」。吳宓歷劫餘生，當然對毛主席跪拜感恩。那時，吳宓已經視力衰退、耳聾目盲，看不清楚，也聽不清楚，步履不穩，膝腿折斷無法復原。住在右鄰的劉尊一女士卻來結伴照顧他，替他打飯、購物，使他有一個比較安定的生活。但這種生活維持不久，又出來兩個專搞「群眾專政」的男女來找麻煩。他們規定吳宓與劉尊一每天早上七時到下午一時做義務勞動，打掃地面、清理陰溝，但要自備工具，過幾天要到專政機關去聽訓半天、清潔半天，再過幾天還得接愛革命群眾大會批鬥一次，回到家中不准關門，必須端坐屋內反省罪惡，晚上睡到半夜，隨時有群眾專政的男女闖入屋內踢醒他們查抄，防止他們變天造反報仇。
某次，劉尊一與吳宓在造反派和當權共幹押解下去勞動，共幹命六十開外的劉尊一把一堆蒿草拔掉，因沒有工具挖土，而蒿草根深難拔，她用力過度仰面跌在地下，吳宓立即趨前幫助，被共幹制止。共幹罵他多管閒事踢了他一腳，命劉尊一爬起來再去拔草，不料此時草叢中跳出一個瘌蛤蟆，那兩名男女幹部立即改變主意，不再叫劉尊一拔草，叫她去抓瘌蛤蟆。劉尊一沒有選擇，立即奉命轉身去抓瘌蛤蟆，當她奮身前撲去抓瘌蛤蟆時，沒有想到瘌蛤蟆比她機靈，快速跳入草叢，劉尊一又再奮身前撲，又撲了個空。此時兩名男女共幹一面笑一面罵劉尊一這個「臭老九」、「臭婆娘」蠢笨，並命她快把癩蛤蟆抓住，否則有她好看。劉尊一年老體衰，既恐又急，只好奮力再去撲抓，但癩蛤蟆已失去蹤影。劉尊一亦已渾身塵土，臉部被叢草刺傷流血，兩手也血跡模糊，樣子十分狼狽。吳宓眼看老友慘狀，放下手中鋤地工作，去幫劉尊一在草叢中找瘌蛤蟆，兩名男女共幹大怒，衝上前去一腳把吳宓踢翻，罵他多管閒事，命他跪在地上自打耳光，然後掏出身上紅寶書，朗讀幾段毛語錄表示懺悔，折騰到晚上才讓他們回去，結束了這段鬧劇。
這位被整得灰頭土臉的劉尊一來頭也不小，她是四川西南師範學院的教授，抗戰期間投身戰時兒童保育工作，做過「歌樂山第二保育院院長」，與蔣經國在江西女友章亞若結拜姐妹，章生下孿生的章孝慈、章孝嚴兄弟後，只有劉尊一去探望、安慰她，並做了兩兄弟的乾媽，幫章亞若撫養這兩兄弟很長一段時間（她從不向吳宓之外的人透露）。
與劉尊一在受難期間彼此照顧、互相關懷，成了好朋友，但他們所受的磨難、所受的批鬥一直延續到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毛死之後還沒有結束，而鬥爭他們的男女共幹仍然把他們視為階級敵人，硬把他們往死裏整。他們的說法是：「讓這此臭老九徹底改造，國家才有希望。」這就是共產黨人的愛國理論。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四川西南師範學院革命委員會批准從陝西來的吳宓的外甥兒——他妹妹吳須曼的兒子把他接回老家。吳宓不想回去，因為他與妹妹一家人很少見面，無共同語言，而自己已經八十二歲，眼盲腿斷、行動不便，更重要的是他三個女兒與他劃清界限，不再認他這個「反動爸爸」。他想留下讓劉尊一繼續照顧他，但劉自己也患了癌症，不久人世。晚景茫茫，吳宓只有含淚離開四川，兩年不到傳來他在家鄉逝世的消息，那是一九七八年的一月十七日。一九七九年中，西南師範學院革委會為吳宓開了追悼會，鄭重評價他是「有真才實學、道德高尚、熱愛祖國的學者。」
吳宓在九泉之下，知道中共為他「平反」，是不是又一次感謝「黨和人民」，再一次向「毛主席」跪拜感恩，並向「祖國母親」保證不會辜負「毛主席與党和人民天高地厚之恩」。
我之所以這樣說，絕無諷刺吳宓之意，假如吳宓歷劫不死，活到今天，也會像北京大學另一名「反動學術權威」季羨林一樣，受盡毆打羞辱後，不但感謝「黨和人民」寬大，甚至為中共五十多年的暴行掩飾解脫，並把共產黨加害中國人民的政治暴行解釋為「父母打錯了子女」，子女不應記恨，相反要向「黨和人民」交心，叩謝「祖國母親」不殺之恩，感謝毛主席天高地厚之情。
公元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由季羨林寫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對自己被中共解放後所受的種種苦難，包括反右被打倒，文革被欺辱，批林被囚禁，一律無怨無悔，並表示對「黨和人民」永遠忠心耿耿，絕不會為過去所受苦難而對「黨和人民」不滿，尤其不會怪毛主席與「光榮、正確、偉大」的共產黨，因為党就是父母，而毛主席則是「人民」，其地位比父母更親，被毛主席和党整肅，就等於父母打子女，子女豈可記恨之理。所以他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愛黨，而且更聽黨的話，黨叫他做什麼，他就做什麼？
在此之前，季羨林把他在文革期間所受的苦難，寫了一本謂《牛棚雜憶》的書，在海內外暢銷，賺了不少稿費，但「黨和人民」似乎不大滿意，因此季羨林立即在海內外的雜誌上撰文解釋，甚至在去臺灣訪問時，對臺灣的文人暢述他對臺灣獨立的看法。他在文章中說：「假如不是美國帝國主義當年作梗，臺灣早就回到祖國懷抱，達成統一，那麼臺灣獨立的問題早就解決了。」
季羨林的種種表現，當然贏得「黨和人民」對他欣賞，讓他在北京大學做研究所所長，為他出版專書，又委他為人大常委，而「北京大學」那些忠於党的年輕精英更是對他的愛國心表示贊許，即使到了「退休」之年，也要求他繼續傳道授業，給他高職厚薪，花園洋房，享盡「祖國母親」的寵遇與厚愛。
但海外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對季羨林的表現有異議，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書的學者周質平教授，看到季羨林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文章，對他的「父母打錯子女論」有所批判，並認為這是知識分子的恥辱，怎麼可以這樣討好史無前例的殘暴政權？豈可把那些男女共幹當作父母熱愛？這是什麼道理？
周質平教授批評季羨林的文章，發表在香港「明報」副刊，立即引來廣泛反應。有人著文回應，有人寫信去北京大學給季羨林，痛斥他無恥，其實罵他的人不知道季羨林的表現在共產黨統治的地區（不論任何一個共產國家）是常態，也是中國知識分子從帝制延續下來的傳統。尤其是，當海外知識分子生活得消遙自在之際，季羨林正遭到人類難以忍受的迫害與羞辱，尊嚴掃地，生命不保。因此，當他歷劫不死，焉得不對「黨和人民」感恩戴德，這是人類正常的反應，實在不應對季羨林苛責。
現在就讓我們看看季羨林在文革中的遭遇：季羨林真正感覺到浩劫災難將來的時間是一九六五年夏天，中國大陸掀起一場驚心動魄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季羨林經過「人人過關」，「人人洗澡」的整肅後，與其他北大教授一同奉命到北京東郊外的南上村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直到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開始，才又奉命匆匆返回北京大學參加「革命」。
季羨林當時是北京大學東方語文學系系主任，一回到北京就見到貼在校園內批判他的「大字報」，罪名是他在一九五五年發表的散文「春滿校園」，內容是熱情的歌頌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也把他對北京大學的感情傾注在這篇文章裏，沒有想到批判他的人認為他歌頌「春天」，而「春天」則象徵著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
季羨林看見校園內到處有掛著木牌、被押到臺上受學生群眾批判的同事、朋友。對於這些牛鬼蛇神，季羨林為了自保，只好遠遠避開；沒有想到，最後還是被紅衛兵上門抄家、批鬥。明明他愛党愛毛，卻說他對毛愛得不夠，掛毛像不熱心，再加上他保留太多舊書、舊信、舊文件，這些東西在「破四舊」的活動中，應該被毀掉、掃掉，不可以珍藏留存。
在文革初期，季羨林還被視為「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之間的中立消遙派，可以暫時避開激烈批鬥打擊的待遇。但好景不長，到了一九六七年秋冬之交，他就被捲入風暴中了。他開始每天被批鬥、毆打、羞辱。為了生存，他向紅小將低頭屈膝，站在毛主席像前叩頭問安，檢討罪行。所受到的迫害，不但痛苦，而且殘忍，既沒有尊嚴，也沒有廉恥。古人所說「士可以殺不可辱」，到了共產時代變成既可辱又可殺。季羨林與大多數知識分子既在六０年挨餓，到了六七年後整整十年間又挨打又挨殺，一個個都生不如死。
臺灣癲瘋文人李敖歌頌中共政權，說：自從共產黨政權成立，中國人不再挨餓，也不再挨打。這種「幸福」，中國知識分子卻沒有資格享受。假如李敖仍留在中國大陸，相信也必在劫難逃，說不定早就向馬克斯報到。
神通廣大的紅衛兵，果然在多次抄家中找到季羨林的罪證：（一）在一個竹籃子裏有一堆還沒有燒盡的信；（二）他老嬸母的枕頭下藏有一柄菜刀；（三）有一張石印的蔣介石與宋美齡的照片。這三條罪可大可小，大到可以立即就地正法，亂棍打死；小到必須被拳打腳踢，耳光相向，淩辱漫罵，背曲腰彎。
在「罪證」確鑿之下，季羨林覺得只有死路一條，於是他想自殺。他親眼看到歷史系的汪教授、中文系的總支書程某及其他許多教職員工自殺求死成功。他們有的吃安眠藥、有的吃敵敵畏、有的跳樓、有的臥火車軌道。雖然，死後仍被「黨和人民」視為「畏罪自殺」；但人死之後什麼都不知道了，豈不痛快？
在鬥爭季羨林的紅小將中，有兩個是「貧下中農」及「烈屬」（類似李鵬的身世）出身的學生，他是因為政治身份極紅進入北大求學，其實是根基淺、智商低。季羨林為了貫徹黨的政策，特別關心他們、幫助他們，結果他們在批鬥季羨林時反說季對他們的關心與幫助完全是「階級報復」，在打季羨林耳光與動手動腳毆辱季羨林時還揚言「不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金童玉女」。
從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開始，季羨林幾乎天天被打被批鬥。家不但被抄，而且完全被毀，在紅小將打砸搶下，家中已無一件可用的物品，也沒有一件值錢的東西，於是季羨林決定服安眠藥自殺。
季羨林終於知道，在共產黨統治下，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沒有活的自由，也沒有死的自由，想自殺談何容易。
就在季羨林決定求死之際，紅衛兵突然上門把他雙手反扣、卡住脖子押去批鬥。他們把季羨林帶到北大最大的聚會場所，命他面壁站立，與其他牛鬼蛇神一樣低頭認罪。在認罪的行列中，不斷聽到紅小將的喝罵聲及打耳光的聲音。終於季羨林也重重挨了幾個耳光，打得他滿嘴是血，接著背後又挨了一記重拳，然後腿上又被重重踢了幾腳，他想轉頭看看打他的是誰，一口濃痰吐在他臉上。有人高聲喝叫：「不許亂說亂動」，季羨林立即低頭不敢再看，也不敢抹去臉上的濃痰。
季羨林的忍耐仍然得不到紅小將的歡心，接著下來便押他站上批鬥台，要他彎腰、低頭，並再命他「往下彎，再往下彎」。他支持不住，以雙手扶膝，卻又招來一頓拳打腳踢，紅小將不准他扶膝，也不准他張望。但從批判的聲音聽去，他只是陪鬥，被批鬥的主要人物是更大的「反動學術權威」。
季羨林在被批鬥時，最害怕的就是遊鬥示眾。解放軍、工人階級與紅衛兵聯合組成的造反派在第一次遊街示眾時，把他押上一輛敞棚的車上，車子進行中，群眾夾道觀看，興高采烈，但臉上充滿對季羨林的刻骨仇恨。他們向季羨林揮拳，往他臉上吐痰，用石塊向他投砸，把季鬥得昏頭轉向，不辨東西。他不明白大家為什麼會這樣仇恨他。好不容易挨完遊鬥，車子還不知在何處停下，他睜大眼睛想看看自己身在何處，突然被身邊一名大漢，飛腿踢中他的後腰，把他從車上踹了下來，跌爬在地上。沒有想到，他剛想爬，一名工人階級的漢子衝上來對著他的臉猛擊一掌，當場把他打得七孔流血，又跌到路上，此時突然聽到有人喝叫：「滾蛋」，季羨林如聞綸音，立即連爬帶走離開革命群眾，但已混身血汗。
第一次批鬥所受的淩虐，居然打消了季羨林自殺的念頭，他想：這樣重大的打擊，他還可活下來，今後還有什麼不能忍的，何必求死，他相信會熬過去。
接著下來是一次比一次厲害的批鬥，季羨林嘗夠了「祖國母親」加在他身上的懲罰，為了應付批鬥，他開始鍛煉身體去對抗侵害。他回到睡覺處，自行練習噴射式——低頭躬身、兩臂後伸、彎膝曲腿。果然身體抵抗力增強，即使被鬥三小時，姿勢不變，暈而不倒。在此之前，他只需被鬥半小時就腰酸腿痛，渾身汗水，身體搖動，腦袋發脹，兩眼發黑，耳朵轟鳴，最後是不支倒地，被造反派上來踢打，罵他裝死，使他受到更多的皮肉之苦。此刻，季羨林已完全可以應付，真是得感謝毛主席給他的鍛煉。
被鬥挨打兩年之後，季羨林被送去勞改。他以為勞改雖苦，總不致每天受辱挨打。沒有想到任何一個革命群眾都可以在路上碰面時鞭打他，看他不順眼，隨時可被掌嘴，踢屁股，弄得季羨林在勞改期間不敢走大路，只敢貼著牆邊走陰暗潮濕的小路。儘管這樣小心，還是逃不過毆辱。
某次，季羨林走小路，被一枚釘在木板上的釘子插入腳底中間，釘尖深入，拔出來後血流如注，造反派見了，不但不同情，還勃然大怒罵他，並要他滾蛋，然後又把他調去煤炭廠勞改，由當家的工人看管。工人在那些弱不禁風的知識分子頸上掛一個十公斤重的大木板，上面寫他的歪倒的名字，然後再押到臺上批鬥，所有被送去煤廠勞改的「反動學術權威」，形容煤廠是閻王殿，十分可怕。季羨林每次從批鬥台下來，變成了一塊沒有知覺的走肉，被工人大眾像死狗一樣拖來拖去，沒有知覺，也不知人間還有榮辱。他實在不明白以整人為樂的工人還有沒有人性！
在嚴重迫害折磨下，季羨林病了，而且病得不輕，睾丸腫得像小皮球，兩腿不能並攏，既不能走路，也不能站立，他爬去醫院求診。醫護人員因為他是黑幫，拒絕為他治病。沒有想到，後來慢慢就痊愈了。
過了不久，季羨林又被送去牛棚，牛棚內也是地獄。他被迫每天背毛主席語錄，如果背錯或背漏，就會遭到毒打，並被誣為反毛。他目睹一位地球物理系的老教授因背錯語錄，被打得鼻青眼腫，還有一名學者因背錯語錄，被當眾打耳光，並命跪地向毛主席磕頭求恕。
有一位西語系歸國華僑老教授，重病在身，起不了床，造反派要他躺在床上接受「改造」，最後被活活打死。在牛棚內有不少人自殺、有不少人發瘋。而這些人都是留學歐美名校的碩士、博士。當年都以為中共令「中國人民站起來」而向中共靠攏，投入中共懷抱，結果均死於非命。
在文革十年中，被整死反而是一種福氣，因為活罪更難受。所有在牛棚內的教授、學者，走路不可抬頭、不許翹二郎腿，更不准笑。長期管制下，他們一個個低頭、並膝，甚至完全不會笑，因為一笑就會被打被辱。笑變成一種罪過，甚至是可能致命的理由。長期下來，這些飽學之士，即使活著，也生不如死。
共產黨人深知，平常道貌岸然、衣冠楚楚、高高在上的學者專家，一個個仗著自己滿腹經綸、學富五車、自命不凡。他們看不起勞動人民、解放軍和莘莘學子。因此，當農民翻身、工人當家，當然應該受到監管控制。在饑餓與暴力之下，這些學者專家，尊嚴蕩然，顏面掃地，為了吃一頓飯，他們向共幹奴顏婢膝。為了怕挨打，他們會向當年的學生、現在的造反派屈膝叩頭。為了避免受辱，他們可以向那些農工獻媚討好，低聲下氣有如哈巴狗。
季羨林目睹一名受不了屈辱而發瘋的教授，半夜跑到叢林中佇立哭泣，白天看見造反派就跪地叩頭求饒，最後還是受不了而上吊自殺，自絕於人民！
最令人難堪的是造反派戲弄牛棚裏的男女學者，強迫他們喝尿吃屎、飽痰罐水。如有不從，就拳打腳踢，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腳。季羨林就經常碰到這種事。
某次，季羨林在牛棚中準備睡覺，突然外面有一人喝叫他的姓名。他立即放下手中一切，赤腳跑出去報到，發現是一個姓張的學生叫他。他跑上去向學生鞠躬，沒有想到張姓學生喝叫：「喊你為什麼不出來？你耳朵聾了嗎？」
季羨林回答說：「我不是出來了嗎？」季羨林還沒有說完，就感到臉上和頭上一陣熱痛，原來這名學生以膠皮包裹的自行車鏈條迎頭打了下來，接著全身挨了十幾下，每一下都打向致命地方，尤其集中在頭部，把季羨林打得腦袋嗡嗡響，眼前冒金星，甚至不敢躲閃，直打到混身鈍痛、火辣、麻木，將暈倒之際，耳邊聽到了一聲「滾蛋」，他就連滾帶爬逃回牛棚內，後面惹來一片嘻笑哈叫之聲。季羨林驚魂未定，檢視身體，發現眼腫了，五官流血，手腳打木了，好在骨骼未斷，只是外傷。
最叫季羨林難忘的是「解放軍之怒」。某次，一名「解放軍」訊問他，他的反應慢了一點，便被視為頑固抗拒，「解放軍」擰住他的胳膊把他押進一座樓內，樓內全部是工農大眾、小將學生、「解放軍」頭，他們叫口號、念語錄，震耳欲聾，接著拳頭如雨打在他的身上。這些自稱不要人民一針一線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此刻卻差一點要了季羨林的命。
這種非人生活一直延到七０年代，毛死江囚之後才得到平反、寬赦。季羨林這才體會到「母親錯打子女」的滋味，對於「祖國母親」，他無怨無悔；對美國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分子、台獨分裂主義卻仇大苦深、恨之入骨。這就是當代的中國知識分子？！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