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湧:面對國旗 我們咋都成了「二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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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2年1月24日訊】【有感於孔慶東稱香港人為狗,翻出這段舊文】

最近讀到一段讓我憤怒的微博。抄錄如下:

「五年前,我去美國使館採訪美國前司法部長,遇到長得很醜的一位二鬼子,她搬了一張巨大的沙發給部長,她的美國主子,而只給我擺了一張小椅子在對面,靠,我像個被告席上的,當時就跟丫翻臉了,我說你必須給我找來一樣大小的沙發,她說沒有,後來我堅持把五星國旗放在我身後,我是一個大國的主持人。」

這「大國主持」的氣概實在嚇人。於是我趕緊到他的首頁查證。發現此公叫楊銳,「04年央視十佳主持人,英語頻道唯一金話筒最佳主持人,創辦Dialogue和GlobalDebate,並主持NewMoney」。不用說,來頭不小。

既然是著名電視主持人,那就屬於公共人物,說話負有公共責任。但是,這位「大國主持」,卻張口就是如此充滿種族仇恨的句子。他自己去採訪,跟人家翻臉原來就是為了搶個座位。他覺得只要美國的前部長坐沙發,他就不能坐椅子。記者採訪並不是政府間的談判。如果中國的司法部長會見美國的司法部長,在正式場合大家當然要用對等的椅子。這體現著基本的外交禮儀。記者不代表政府或國家,使命是報導新聞、意見。遇到重大事件,記者要麼擠入人群,要麼蹲在地下。即使是最為例行的記者招待會,記者都是一把「小椅子」。如果人多椅子不夠,就站在那裡。這種司空見慣的幸苦姿態,一直是記者們敬業精神的寫照。楊先生身為主持人,有本事請人家都自己的演播室好了。如果請不來,自己要躬身前往,那就只能隨遇而安,畢竟自己的目的是採訪。可惜,他身為記者,似乎心裡還覺得自己是高官、代表著中國政府和人民。所以,哪怕是屋子裡只有一個沙發和一把椅子,他坐椅子就成了奇恥大辱。

到此為止,最多不過是他自己身份混淆而已。但稱給他擺椅子的女士為「二鬼子」,則是充滿仇恨的種族主義言論。他自己在微薄中解釋那是位在美國長大的中國人。一句話,只要膚色和他自己的一樣,就成了「二鬼子」了。我自己是在美國居住的中國人,目前雖然還是中國國籍,但女兒則是本地出生的公民,受到著嚴格的法律保護。在美國,雖然依然有著種族歧視的問題,但畢竟進入了奧巴馬當總統的時代。各種種族、膚色的人,享有著平等的公民權利和尊嚴。記得幾年前,有一位電視體育播音員在轉播評論時無意說了一個Chinaman,立即引起亞裔團體的抗議。原來,「中國人」在英語中正式的說話是Chinese。但在華工賣苦力、受歧視的時代,Chinaman則是對中國人的蔑稱。因為歷史久遠,大部分美籍華人都不知道Chinaman有侮辱之意。但是,這位主持人接到抗議後立即給亞裔團體寫信誠懇道歉,解釋說他不知道這個詞的歷史姻緣。他和他全家都一直熱愛中國文化,他的弟媳婦還是位中國人。作為主播人,他願意為自己的無知承擔責任。這樣才獲得了諒解。可見,在美國,任何電視主持人如果敢公開叫華裔美國人為「二鬼子」,馬上就會丟到工作。怎麼如此刻毒的言論,在我們自己的國家竟然暢行無阻呢?

這並不是楊銳的一時失言。他對於海外中國人的鄙視,是始終如一的。他不久前還發了這麼條微博:

「九七年香港回歸前夜我隨央視大軍提前趕到香港,一日在跑馬地成和道打的,我用普通話問司機去尖沙嘴怎麼走,他繞了半天的路裝聽不懂,情急之下我英語脫口而出,他馬上用特別難聽很爛的港式馬崽的英語回了一句,先生您早說英語多好,立刻變得很諂媚,狗日的,宰了我一把,奴性十足……」

我恰巧是九六年夏天去過香港,多少知道一些那裡的情況。在回歸前,香港大部分居民的母語是粵語。英語也是官方語言。出租車司機大多出自下層百姓,受教育不多,除了母語外,也許會說有限的英語;但除非是大陸移民,一般都不會說普通話。其實在最近幾十年大陸人大規模出國前,海外中國人也主要是說粵語的。普通話對他們來說,經常比英語還困難,無法交流。這種情況,當今無論是在唐人街還是我大學的班上都依然經常碰到。楊銳作為記者,按說應該有懂當地語言的責任,否則怎麼採訪?但是,僅僅因為自己聽不懂當地的語言,就罵給自己服務的司機「狗日的」。難道楊先生就是這樣代表「大國」嗎?

最近幾年,公共人物爆「粗口」的事情屢見不鮮,似乎是一種時髦。但楊先生的粗口,則顯得格外醜陋。畢竟,他是靠說話吃飯的。管不好自己的嘴,說明他沒有掌握自己的專業。楊銳非要把五星國旗放在身後,然後大罵海外華裔或中國人為「二鬼子」或「狗日的」。央視的英語節目,按傳統的說法也算是「對外宣傳」部門吧?這樣的「對外宣傳」,難道不是在嚴重地損害了中國的利益嗎?所以,我呼籲央視認真處理此事。也希望楊銳引咎辭職。

來源: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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