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19日訊】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親口說，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就是配合日軍夾擊抗日軍民，促使日本多多佔領中國土地。

1937年7月7日，日本軍閥在北平南郊發動蘆溝橋事變，對中國宛平縣駐軍突然襲擊，我國民政府陸軍第廿九軍宋哲元部吉星文團奮起抵抗。全團官兵對日寇侵略軍予以迎頭痛擊：面對現代化優勢、輕重武器和精良裝備數倍於我的侵略者，以大刀片和手榴彈為主要武器，我軍以血肉之軀衝向敵人，短兵相接，拼命斯殺，殺聲震天，把日寇殺得屍橫橋頭沙灘，永定河水為之悲嗚。我軍的英勇行為，告訴日本帝國主義者，「中國人是不好欺侮的！」

10日后即7月17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在廬山發表講話，決心對日本一戰！中國人民在國民政府和蔣委員長領導下，對日艱苦卓絕的8年抗戰就此開始了。

半年之后，即1938年1月7日，當抗日戰爭的烽火燃遍長城內外、大河上下、長江南北，國民政府所屬全體將士正在和敵人浴血奮戰的同時；淪陷區大批不願意作亡國奴的青年志士逃亡到后方，淪落街頭，缺衣少食，嗷嗷待哺。蔣委員長忍痛割掉自己的右臂左膀，免去陳公立夫所有職務，專任教育部長之職，以解決抗戰期間青少年就學受教育的大問題。

陳公一上任，立即招收淪落流亡街頭之淪陷區教師和青年學生，成立戰時流亡中學。如，國立一中在河南晰川縣上集鎮、國立五中在甘肅天水成立，並責令各省流亡政府的教育廳成立流亡小學和中學。例如，河北省流亡政府教育廳，在廳長許重遠先生主導下，在洛陽東南百餘里之伊川縣白楊鎮，建立河北省立中學，專職收容河北省籍的流亡師生。

對流亡學生施行收容教養，絕對不是中共掌權后對中國人民施行的恐怖鎮壓性勞動教養。國民政府教育部所施行的，乃是收容起來、接受正規教育並養育起來給飯吃。陳公立夫在抗日戰爭八年中任教育部長7年之久，不但使成千上萬的流亡青年免於凍餒，而且也為國家培養出不少人才和庸才。筆者就是當時被收容教養而后成為庸才之一。據說在成才者中諾貝爾獎獲得者、物理學家李政道先生，也是抗日戰爭時期的流亡學生。

1934年3、4月間，日寇5萬餘人利用其精良裝備，協同共產黨唐天際部對廿四集團軍總司令龐炳勛將軍所統帥的40軍（馬法五）、新五軍（孫殿英）和27軍（朱懷冰、劉進），在豫北林縣和晉東南陵川一帶進行夾擊。國軍雖浴血奮戰，但因共軍從背后插刀，致反攻無力，在潰退黃河以南之際，大部分官兵被共軍繳械，甚至活埋槍殺。這次戰役后使日寇無后顧之憂，乃於1944年3月在新鄉開封一帶集結13萬餘部隊，在岡村寧次指揮下，為打通平漢鐵路並佔領關中平原和陜北毛澤東共軍會師，為擊敗國民政府，活捉蔣介石，建立中共日本「新中日提攜」而大打出手。國軍和日寇激戰數月，在犧牲四名將軍后，豫中重要據點新鄭、許昌、洛陽等地先后失陷。洛陽保衛戰中，國軍傷亡慘重。日本軍隊繼續沿隴海鐵路西侵，企圖一舉攻下潼關，佔領關中平原，目的是和毛共會師。當時日軍整個軍力已成強弩之末，在太平洋上的海空軍已基本上被美軍消滅殆盡。它向關中侵佔的勢頭被國軍馬法五部、孫桐萱部等截堵在靈寶山區，不能越雷池一步，直到日寇在1945年8月無條件向盟國投降。關於這一段中共和日寇的曖昧關係，為了對歷史和后代子孫負責任，有必要在這裡，據我所知道的線索，費些筆墨簡述如下：

1941年4月正當中國抗日戰爭處於危急存亡之秋，蘇俄和日本簽訂中立協定，聲明「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大日本國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獨立和主權。」同時，斯大林命令毛共和日本駐華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汪精衛南京偽國民政府聯繫簽約，商談夾擊國民政府及其軍事力量的具體步驟和措施。當時，在延安的情報頭子、中共保衛部長李克農，派專人到蘇北新四軍駐地傳達中共中央指示，命令新四軍政委饒漱石、情報部長楊帆和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兼長江局情報部長潘漢年具體執行。當時，還有中共中央電令直接到達。因為事關重大，饒、楊、潘三人不敢冒然行事，當即決定潘漢年返回延安，當面請示毛澤東，並要求毛共中央給予正式文件指示。這也證實九十年代中期中共為潘漢年平反后所拍攝的電視劇「潘漢年」中，記述1942年返回延安親見毛澤東之歷史事實。

潘漢年於1943年攜帶中共中央正式文件返回新四軍，就開始和岡村寧次談判締約了。筆者有一個至親和中共地下黨員王禮宗同時充任華北治安軍團長。日本投降后，二人曾由聶榮臻接受投誠書，答應投誠后當即升任共軍師長。王禮宗投誠成功，后升任共軍中將。我的至親投誠未成，若非池峰城將軍赦免，差點被孫連仲將軍槍決。我的這位至親在1947年曾親口對我說，當他21歲升任團長后，某假日在齊元總司令家中，曾親眼見過由中共中央毛澤東、張聞天、朱德、劉少奇和周恩來五人簽名給新四軍饒漱石、楊帆和潘漢年的手令拍照，命令他們加速和日軍與汪偽締協談判。饒、楊、潘到南京后，當即遭到汪精衛的拒絕。

汪精衛說：「在上海、廣東、武漢，我和共產黨頭目們打了好幾十年交道了，共產黨這個葫蘆裡所賣的藥是何其劇毒，我是很清楚的，無論如何共產黨這個賊船，我是不能再上了。何況我之所以脫離重慶走曲線救國的道路，就是為了消滅赤禍，共產黨無論走到哪裡，就把饑荒、內戰、燒殺、愚昧、落后帶到哪裡。我的左膀右臂陳公博和周佛海兩位先生不都是中共12人成立大會上的成員嗎！」

中共代表饒、楊、潘被汪精衛拒絕后，竟逕直接觸日軍駐華部隊總司令岡村寧次。經多次談判后，饒漱石和楊帆返回蘇北駐地；留下以潘漢年為首的工作組，繼續完成和日軍談判締約的工作。在電視系列片「潘漢年」中介紹，潘漢年未經中共中央批準，擅自和日偽勾結，以至犯下歷史誤會。共產黨就是以謊言欺騙和暴力恐怖來維持政權的。任何中共黨員乃至一般幹部都明白：在複雜條件下，寧可犯政治上錯誤，絕不可犯組織錯誤。潘漢年是早期中共黨員，經過長征，歷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南方局情報部長和中共中央宣傳部長。他就是吃了熊心豹子膽，也不敢擅自去南京和岡村寧次談判締約。中共抓住國軍在抗日戰場上消耗八年的厭戰機遇，內戰三年奪取了全國政權后，當即著手殺人滅口。首先把和高崗從無瓜葛的華東人民政府主席、上海市委書記、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饒漱石，打成高饒反黨聯盟，監禁起來，死於獄中；並繼而從速把華東人民政府公安部長、上海市公安局長楊帆和上海市委書記副市長潘漢年打成反革命，內部傳達為「漢奸」，逮捕后長期監禁。毛澤東這個幫會頭目，為掩蓋罪惡，是無所不用其極的。

回過頭來再說我們的流亡中學。1944年5月間，洛陽淪陷后，即由豫中地區步行穿過豫西伏牛熊耳山區，下秦嶺過渭河，八月間落腳在渭河南岸一個小縣城郊的廟宇內，暫時上課休息。每星期日，天剛矇矇亮，同學們都在熟睡之時，我則和平常日子一樣，拿著古文觀止和英文課本，找一個安靜地方去小聲朗讀。那天正讀蘇東坡的赤壁賦「清風徐來，水波不興。……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鬥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忽聽隔墻廟后雜草亂生的小荒涼院內有腳步聲，我則停止誦讀。洗耳聽之，原來是我的美術老師瞿瑞周先生（他的女兒與我同班同學六年，解放后證實瞿老師是1930在北平美專上學時入黨的中共黨員）、高中老大哥許杏林（魯迅夫人許廣平的侄子）和劉裕隆、王玉珩等同學（四九年以后均係中共黨員），聽聲音約有六七個人。其中有一個女同學，可能是趙淑英老大姐（北師大黨組成員）。瞿老師小聲但很沉重的聲音說：「現在請許杏林同志傳達在西安聽林伯渠同志傳達中央指示精神。」

許大哥的說話很多聽不清楚，但總的是說可以參加國民黨、三青團，可以參加國民黨軍隊當軍官，由小到大掌握軍權、黨權、政權、財權，抗日愛國口號喊得越高越好。要千方百計地發展武裝力量，擴大和鞏固根據地。抓住機會打擊國民黨，協助日軍多多佔領大中小城市。目前我黨主要任務是促進日軍突破潼關天塹，佔領關中。我軍必須及時配合日軍徹底消滅國民黨軍隊主力。當時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我怕被他們發現，就靜悄悄地走回宿舍了。這件事幾十年來，我連妻子都沒說過，直到今天才寫出來，公諸於世。

毛共最卑鄙齷齪的惡劣行逕，就是劈頭蓋臉地向其打擊對象潑污水，栽贓誣陷，使對方出乎意料，措手不及。共產黨員，按斯大林所說「都是特殊材料造成的」。說得不錯。歷史事實證明：不是特殊材料造成的高級動物，而是越演化越低級的兩條腿無惡不作的雙腳野獸。被毛澤東賜予馬列主義大騙子桂冠的陳伯達，曾任毛機要政治秘書30年，最后被中共判刑18年。陳伯達這個中共狗頭軍師寫過一本《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后由中共黨員余敏輝所著、北京團結出版社1944年出版的《夢斷總統府：蔣介石文秘錄》一書所推翻。該書38頁－46頁證明：在國民政府任高官的陳立夫先生，竟然和于右任先生共命運──「同是清風餘兩袖，剩有忠膽訴與誰。」赴美後，以每日養雞售蛋，清糞、積肥、種菜，維持生活。中共罵國民黨製造兩個中國，真是賊喊捉賊！

1931年九一八事變，正在國難當頭，民族危亡之秋，中共就在事變兩個月后，迫不及待地在江西瑞金宣佈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是誰乘國家民族之危，製造兩個中國？是毛澤東！是共產黨！毛澤東罵彭德懷裡通外國！把彭德懷氣得肺都炸開了。這個一句外國話都不會說的元帥，把地板踏得咚咚響，恨不得罵毛澤東八輩祖宗。這個為民請命、良心未曾完全泯滅的中共元帥，死前高呼「我不吃毛澤東的飯！我不喝毛澤東的水！」這個被判無期徒刑的元帥，終於在監獄中含恨而亡。毛澤東常說：「歷史是勝利者寫的！」但歷史上沒有一個勝利者，諸如秦始皇、希特勒、斯大林，甚至毛澤東當真能夠一手遮天。

1949年，毛澤東駐進紫禁城當了共皇之后，開動一切宣傳機器，把吃奶的勁都用上，宣傳抗戰八年都是共產黨打的，國民黨從來沒有抗過日，日本投降了，蔣介石從峨嵋山下來摘桃子，吃勝利果來了。幸虧老天爺睜了一隻眼，存有公道，美國送給日本長崎、廣島兩顆原子彈，迫使日本無條件冷不防地投降了，才使毛共和岡村寧次要夾擊國民政府的締約協定變為黃粱美夢。否則，滿洲國當和今日的蒙古人民共和國一樣，與中國版圖無緣了。毛澤東說共產黨抗日的彌天大謊，還是被他自己藏不住的狐貍尾巴戳穿了。1959年中共中央八屆八中全會，据他說是「神仙會」，其實是群魔亂舞、烏煙瘴氣的鬼怪會。

當毛澤東和一伙良心喪盡的雙腳野獸們，對良心尚存的中共高級党員彭德怀、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一陣鬼哭狼嚎狂吠之后，毛澤東得意忘形地順嘴于出，竟把中共「抗日救國」的彌天大謊，用他自己的嘴揭穿開來了。由毛澤東秘書李銳先生所寫，河南人民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的《廬山會議實錄》，即載有毛澤東在會上的發言，稱：「鎮壓反革命，殺100万，極有必要。1957年右派進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來了。抗日一來，一些同志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國內有國。蔣、日、我，三國志……」中國人啊，中國人！應該猛醒了！還要昏睡到几時呢！？

（本文作者為中國大陸一位退休老教授）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志社》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