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16日訊】（新唐人綜合報導）上世紀50年代曾興起過一個轟轟烈烈消滅麻雀的全民運動；麻雀遭劫，人也難逃劫難。中科院實驗生物研究所副所長朱洗先生因爲為麻雀「平反」，病逝后仍被扣上公開反對毛澤東的罪狀，並令人髮指地受到紅衛兵砸碑掘墳、曝其屍骨的「嚴懲」！

《經濟觀察報》的觀察家欄目，一篇《麻雀與人》的文章為我們揭開了事件的真相。

文章說，不是「過來人」可能很難想像這個消滅麻雀「運動」的詳情。1955年，毛澤東在組織起草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即《農業十七條》時，決定將麻雀與老鼠、蒼蠅、蚊子一起列為必除的「四害」。在這個草案的醞釀過程中，鳥類學家鄭作新等科學家提出麻雀實際吃谷有限，而吃害蟲很多，因此是益鳥，不應消滅。但這些生物學家的意見並未被接受。

1956年元月，經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最高國務會議正式通過的《綱要草案》第27條規定，從1956年起分別在5年、7年或12年內基本上消滅包括麻雀在內的「四害」。於是，消滅麻雀的運動正式興起。在這種形勢下，許多科學家仍頂住巨大的壓力，坦陳麻雀不是害蟲，不應消滅。中科院實驗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員、副所長朱洗先生以歷史為例，說明消滅麻雀的危害。

他擧了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的例子說，腓特烈大帝非常討厭麻雀，在1744年下令懸賞消滅麻雀，一時間普魯士的麻雀幾乎絕跡。但不久就發生大規模蟲害，腓特烈大帝不得不收回成命，並從外國運來麻雀。

生物學家鄭作新、薛德育、張孟聞、辛樹幟、丁漢波、張作人等都以自己的研究為堅實的基礎，公開反對消滅麻雀。他們退一步說，要定麻雀為害鳥起碼是證據不足，建議在沒有得到科學結論之前要暫緩殺麻雀。

但是，這些生物學家的反對意見毫無作用。1958年，在「大躍進」的高潮中消滅麻雀的「群眾運動」也在全國進入高潮。

上海市決定12月13日是全市統一打麻雀的日子，從凌晨起，全市的大街小巷紅旗招展，房頂上、庭院里、空地上、馬路上和農村的田野上布滿無數崗哨和假人，大中小學生、機關幹部、工人、農民、解放軍戰士此起彼伏地吶喊。一般由青壯年負責捕、毒、打，老人和小孩守住轟趕崗位，在公園、公墓、苗圃等處設了150個火槍區。僅這一天，上海就消滅麻雀194432隻！全國各地都大同小異，相當多的地方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據不完全統計，從3月到11月上旬8個月的時間中，全國捕殺麻雀19.6億隻！為此，《人民日報》還專門發文熱情謳歌。不過，「懲罰」自然之後，必然要受自然的「報復」。1959年春，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樹木發生嚴重蟲災，有些地方人行道樹枝的樹葉幾乎全被害蟲吃光。在這種情況下，生物學家更強烈要求為麻雀「平反」。

然而，1959年7月10日下午，在廬山會議的一次講話上，毛澤東再次提到麻雀問題，他不無情緒地說：「有人提除四害不行了，放鬆了。麻雀現在成了大問題，還是要除。」面對廬山會議后強大的「反右傾」浪潮，朱洗、鄭作新、馮德培、張香桐等幾位科學家仍無所畏懼，繼續為麻雀鳴冤翻案。中國科學院生物化學研究所的理論生物物理學家徐京華研究員十分天真地說，為麻雀翻案，比為曹操翻案重要得多。這些生物學家以自己的良知頂著極大壓力、冒著巨大風險，不事聲張但卻堅定地為麻雀「翻案」。

他們的強烈反對意見此時實際得到中科院領導的支持，院方決定以黨組書記張勁夫的名義、以反映科學家不同意見的方式寫了《關於麻雀益害問題向主席的報告》，經胡喬木轉報毛澤東，並成立了「麻雀研究工作協調小組」。這份附有大量科學依據和分析的報告終於讓毛在1960年3月18日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衛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蟲，口號是『除掉老鼠、臭蟲、蒼蠅、蚊子』。」當然，並不能說打麻雀打錯了。

麻雀的劫難終於結束。但是，在幾年後開始的「文革」之中，卻開始了人的劫難。

這些科學家被扣上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大躍進」，反對最高指示等種種罪名，受到殘酷迫害。朱洗先生雖在1962年已經病逝，但此時仍被扣上把毛澤東同普魯士腓烈特大帝相提並論、公開反對毛澤東的罪狀，因此，竟令人髮指地受到紅衛兵砸碑掘墳、曝其屍骨的「嚴懲」！

文章最後說，歷史的悲劇令人唏噓，那些不顧個人安危、防止了災難產生或擴大的科學家，他們當年「犯顏直諫」把個人的安危、名利置之腦後，他們那種為真理不畏強權的嶙嶙風骨，應該成為我們民族精神、文化的基柱，成為民族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