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13日訊】2011年12月23日聖誕節前夕，四川民運人士陳衛被判刑9年。 12月26日聖誕節剛過，貴州民運人士陳西又被判刑10年。接著，浙江當局對一批民運人士抓捕、抄家和起訴。中國當局在2011年聖誕節前後的這一輪政治迫害波，顯然是落實12月13日中共政法書記座談會和12月18日至21日全國政法工作會議的決策。

根據中共1989年後形成的慣例，每年12月中旬召開一次全國政法工作會議，研究下一年的政治穩定和社會治安的問題，制定計劃，提前準備，部署應對方案。其中，對異議人士的迫害是重點防範措施之一，這樣的措施既是為了清除下一年的政治事件的發動者和領導者，也是製造威懾心理效果，使“鬧事者”不敢行動。

筆者認為，根據近年來的實踐經驗和對中國現在的政治博弈的分析，中國當局的這類手法越來越沒效果，不僅無法阻止目前的反對浪潮，而且製造了新的仇恨和動力，導致維穩更加困難，同時對中國未來的政治轉型也造成更大的困難。

中國現在面臨的壓力是什麼？不是什麼少數人的搗亂和破壞，而是政治體制轉型的壓力。只要中國的政治體制不轉型，壓力就會越來越大，直至被壓垮。如果錯誤地以為目前中國的問題是少數敵對分子與境外勢力勾結，惡意搗亂，那不僅是對中國現在的局勢和問題的錯判，而且是對數百年來人類現代化社會的進步及積蓄的政治智慧的無知。

其實，中國今天面臨的政治問題是老問題，是150年前中國人面臨的問題。當時，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被迫要在守舊與變革之中做選擇，其間雖然也有爭論和衝突，但中國人最終選擇了變革。但是，作為一個走向現代化的國家，中國的變革開始時更注重經濟和技術、輕視政治和意識形態。這樣的跛足片面的現代化，不僅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還給中國帶來新的痛苦和災難。 19世紀的中國，就是在這樣的跛足變革中掙扎了半個世紀。 20世紀的前20年，中國人意識到必須改革政治體制，使思想文化全面發展，才能實現現代化。然而，其後的國際局勢和中國自身的問題沒給中國這樣的機會，經過一系列政治挫折和動亂，最終導致共產黨上台。但僅30年，毛的極權治理方式就遭到受慘重的失敗。

之後，中國本該回到原有的軌道，但是鄧小平卻錯誤地認為，中國的問題就是窮；而過去之所以沒能解決窮的問題，因為中國人沒有集中精力抓經濟建設；而這又是因為國人在政治上有太多的分歧和衝突，其結果是政治動盪和社會紛亂。鄧提出的綱領是，以黨國暴政維持穩定，以穩定保改革促發展。他的基本判斷是：發展經濟應當是絕大多數人的利益所在，應當得到大多數人的擁護和支持；如果有人搗亂，那一定是出於險惡用心；對這些心懷叵測的惡勢力應當毫不留情地封殺和鎮壓，不給他們攪亂人心的機會。鄧小平以為，只要鐵腕維護政治穩定，保證經濟改革，就會有高速發展；只要經濟發展，就可以消解問題。

鄧小平的思路確實給中國帶來發展，但這不是鄧小平的發展戰略的功績，而是中華民族的生命力所在。數千年來，中國歷經劫難，但是總能在“白骨露於野”的廢墟上，再創繁盛。近30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不過是中華民族頑強生存勤奮勞動的故事。

正如歷史上專制王朝必然由暴政、腐敗最終走向覆滅一樣，鄧小平的威權治理最終也無法避免腐敗和暴政的命運。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由於現代社會快速演進，暴政、腐敗的蛻變速度也相應加快，甚至在幾十年內，就嚴重到人民無法忍受的程度，於是人民不滿、反抗，甚至造反。

鄧小平的繼承者延續鄧的方針，一方面嚴厲鎮壓異議者，一方面又給大眾一點甜頭，以為這樣就可以維持住穩定。但是，中國的群體事件卻在頻率、規模、持續時間和暴力程度等方面都迅速發展，而且越是發達的地區群體事件越多，也複雜。

其實，如果社會發展不平衡，經濟發展不僅不能解決問題，還會帶來新的更嚴重的問題，導致政治更加不穩定，甚至國家分裂和內戰。這不是什麼新現象，而是近乎常識的道理。在極權政體下，經濟高度發展，在兩方面給人民帶來危害：第一，發展的機會、成果和代價不能公平地分配；第二，極權暴政威脅個人的安全。

專制權力導致腐敗，這是中國幾千年專制史上從未能解決的問題。即使政府官員清廉，但威權的政府仍然不能保證公正性；因為專制社會，各種利益要求和意願沒有充分的表達機會，也不能獲得平衡，而這是公共決策的前提條件。由於自由表達被壓制，甚至致使人們對自己的利益不能形成準確、成熟和穩定的看法。事實上，在利益衝突中，只有通過公正的程序表達、爭論，才能達致平衡，才能建立公正。也就是說，只有在自由民主的製度中，人們才能享有公正。

專制暴政給民眾帶來的安全問題，對中國人並不陌生。這是中國政治中的古老問題。然而，在現代社會，安全有更廣泛和深刻的內容。對於前現代的中國人來說，專制暴君和酷吏常常是公開劫掠民眾的財產，踐踏乃至殘殺百姓生命。現代社會中，人們的正當權益範圍大大增加，人們不僅對傳統的生命、人身和財產安全有更高的要求，而且增加了有關平等、尊嚴、機會、最低物質條件、幸福感等觀念。經過現代權利意識啟蒙，人們對於安全問題更加敏感，有更多的要求。

中國知識界受傳統儒家歷史觀影響，總以為人民革命發生在活不下去的時候。其實，活不下去的人們並不能對王朝造成政治顛覆的威脅，那些掌管資源和道義權威的人捲入造反，才會對王朝造成真正的威脅，而他們的捲入是由於正義和合法性問題。在現代社會中，真正造成政治危局的是公正和安全問題。今天，中國社會的不滿和反抗也正是來於這些問題。

中國當前的不滿和反抗的根源是腐敗和暴政，這不可能通過重判異議人士來解決，這種做法也不可能威懾住那些不滿和反抗的人們。異議民運人士，是由於表達對於政體合理性的看法；不滿的民眾，是由於他們的權益受到侵害，這是兩種不同的反對群體，循不同的反抗機制。但後​​者會向前者轉化，統治者在以迫害前者的罪名鎮壓後者時，會給前者輸送新的力量。因此鎮壓前者不會緩解後者造成的壓力，雖然短期內可以避免後者大規模地向前者轉化。

雖然，當局鎮壓異議人士不會解決大眾的反抗問題，但確實可以影響大眾反抗的政治發展方向和後果。當專制政權消滅了長期鬥爭中形成的成熟的理性和平的反對派領袖時，反對運動會變得更激進、更暴力、更情緒化。這不僅加大統治者的控制難度，而且會對未來政治轉型造成更不確定的演變格局。

因此，2011年底中國的政治迫害波，在政治上不僅野蠻，而且愚蠢，使中國逐漸失去最後的和平轉型的機會，促使中國走向分裂、對抗和革命。在政治迫害催生的充滿憤怒和仇恨的革命中，中國政治前景有巨大風險，中國共產黨將以極其難看和悲慘的方式被逐出歷史舞台。

（作者係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周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論述）